陆毅指出，要回答“怎么调整”，首先要看清AI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发生在什么样的宏观环境中。它并非孤立的技术事件，而是嵌入在全球金融条件变化以及地缘政治驱动的全球供应链重组这样的复合背景之中。
应对人工智能冲击的两个方向
他指出，与以往技术革命相比，这一轮AI的重要特征在于更深入地进入了认知劳动领域。文本生成、数据分析、代码编写、语言翻译等此前高度依赖人力智力投入的工作，正在被AI部分覆盖。这触及一个深层问题：如果体力劳动可以被机器替代，认知劳动也可以被算法覆盖，人的比较优势究竟在哪里？
陆毅认为，答案恰恰在AI不能独立承担判断后果的地方。在法律、医疗、金融、教育等领域，AI可以提供分析、生成方案，但涉及价值判断、伦理权衡和最终责任承担的环节，仍然需要人来完成。社会不可能把涉及公平正义和生命安全的决定权简单委托给算法，这是制度和信任结构的要求。因此，人机协同有着具体的制度含义：通过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使劳动者能够掌握和运用人工智能工具，在新的分工格局中承担起判断和决策的角色。
他同时指出，仅依靠针对特定技术的职业培训是不够的。技术迭代的速度在加快，具体技能的生命周期在缩短，今天学会操作的工具明天可能就被迭代了。从长远看，更值得投资的是劳动者的底层能力结构：扎实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面对新问题时自主学习、快速迁移的能力，以及沟通协作、理解他人、处理分歧等在任何岗位上都不可或缺的素质。
第二个方向是健全再分配机制，完善民生保障体系。陆毅解释，之所以特别强调再分配，是因为技术进步有一个基本特征：收益广泛分布，成本却集中落在特定群体身上。被替代的劳动者所承受的冲击是具体的、即时的。如果制度安排不能妥善处理这种不对称，就会影响社会对技术变革的接受程度，反过来制约技术进步带来的增长潜力。因此，对受技术替代冲击较大的群体，需要通过再就业培训、社会救助、转移支付等机制切实保障其基本生活与发展权益。这要求完善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着重发挥税收、社会保险在调节分配格局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制度可持续性，加大对重点群体的保障力度。
技术创新与民生底线
他在结语中指出，AI对劳动力市场的重构是确定的，但重构的方向和结果并非由技术单方面决定。全球金融条件、产业链供应链格局、各国的制度禀赋和政策选择，共同决定着这场变革的走向。如何在推动技术创新的同时守住民生底线，是各国共同面对的治理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