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

目前中国在经济转型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所有人都感觉到过的很艰难。这是中国在脱离低水平发展而转向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必然要忍受的阵痛。也意味着中国已经在开启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了。发达国家很难实现经济增长高于3%的增速，就是因为它们处于技术创新的最前端，每一步小的创新都很艰难，但是含金量却很高。中国也在向含金量高的层级迈进。

中国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的个五大发展理念。这些发展理念的转变必然带来竞争力评价标准的变化、竞争力方向的变化以及提高竞争力能力的变化。总体来说，十三五机会在于对五大发展理念的践行过程中，由于新的竞争力要求而产生的新的发展机会。

创新发展的核心是竞争力来源的变化

首先，创新发展的核心是竞争力来源的变化。过去经济增长整体依靠速度的扩张和规模的扩大，但未来必须要靠效益和生产力的提高，其中最重要的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力首先来源于技术进步，而产生的新的科技。或许中国已经处于新的科技革命之中，需要抓住当前的机会。一般来讲科技革命的机会既有先发优势又有后发优势。先发优势的机会对所有人平等，发达国家和技术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同样可以抓住。先发优势机会如果抓的准，抓的早，就可以弯道超车。智能发展、新材料、新能源、互联网、移动网等科技革命相关的领域均具有先发优势的机会。同时，中国在科技和创新能力上毕竟和发达国家有一定的差距。这个差距使我们不用独立创造，可通过购买、引进，模仿等廉价的方式实现后发优势。如果忘记了后发优势，就忘记了特殊的优劣地位。因此中国必须把先发优势和后发优势结合起来，达到比较高的竞争地位。

全要素生产力的另一个来源是资源的重新配置。过去资源的重新配置在产业之间，比如农业中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生产率很低，将其转移出来就实现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但未来是企业资源的重新配置，消除生产力要素资源流动的障碍，缩小企业之间生产力差距，从而提高整体的全要素生产力。这个过程中，有一种可能是企业之间相互追赶的动力，但更多的是优胜劣汰和创造性破坏。

因此，未来企业围绕竞争力进行改革的时候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痛苦，一个是死去。死去不痛苦，但是活着就一定痛苦。在中国目前特定的新常态下，这是创造性破坏的时代，也是优胜劣汰的时代，也是经济走向新的发展模式的时代。

协调发展意味着转变发展过程中要统筹考虑

协调发展意味着中国需要消除过去不协调的现象，在传统的发展模式、增长动力逐渐消除，升级优化的过程中，寻找新的投资机会和发展机会。中国物质生产重心转向第三产业，实物性实体经济的发展重心从传统制造业更多转向新的需求领域，比如教育、医疗卫生、休闲等行业。但是中国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在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中，需要统筹考虑发展的均衡性。

对于企业来讲，依靠国家投资，若没有真正的投资需求，即使投资在基础设施领域，那也改变不了被淘汰的命运。因为基础设施的需求是幼稚的需求，是派生的需求。若实体经济没有高速增长，基础设施领域的增长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依旧在这个领域进行投资，将促使投机性需求的产生。资金将从实体经济外溢到投机性的领域而产生泡沫，这些泡沫终将破灭。因此，中国不能硬撑投资，要转向新的领域。

中央五中全会提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速提高，过去我们只说城镇化，而这是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在城镇化率前加了定语，提出常住人口城镇化、或户籍人口城镇化。常住人口城镇化，是指在城市居住六个月及以上的人口的比重，其中包含了1.7亿的农民工。这部分农民工进城发展，但是没有城镇户口，没有享受到基本的公共服务，因此他们的消费模式和城镇居民不一样。如果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将这一批人逐渐转化成市民，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必须加速提高。这部分人改变消费模式之后，产生的新的需求就是新常态下的投资机会。

绿色发展本身是新的发展机会

绿色发展是从过去向自然和环境索取的发展模式，转向和回归反哺自然的发展模式。过去我们认为这要牺牲速度才能做到。毕竟过去中国快速发展的30年是依靠资源的大量使用、环境资源的过度开发换来的增长。但宏观而言，绿色发展和经济增长速度二者不是此消彼长的，绿色发展本身也是新的发展机会。

目前中国是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家。这对全球气候变暖影响非常突出，我们排放量是欧洲和美国的总和，因此中国必要要在全球减排中起到最重要作用，这也是中国自己内生发展的要求。绿色发展也有大量的商业机会，企业要抓住机会。

开放发展需要中国参与全球公共品的提供

开放发展要求我们着眼于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注重国内外市场的联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同时也参与到全球公共治理，提供国际公共品的行列中来。为了掀起新的全球化高潮，目前看来，中国是过去几十年中全球化贸易的最大贡献者。但在全球经济疲软、贸易萎缩的背景下，如何塑造新的全球化需要中国主动作为。

首先，通过“一带一路”的主动倡议，帮助周边、沿线、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为其提供一定程度的公共品。同时，中国也在全球治理中创造新的话语权，这也是一种公共品。中国需要从软的和硬的两方面提供公共产品。以往政府在这方面已经为企业提供了很多免费的午餐，企业可以抓住机会向外拓展，来享受这个午餐，参与到国际化的竞争中，也可以参与到全球公共品的提供中来。

共享发展决定政府转向投入社会回报高的领域

共享发展的理念造就民生领域的投资机会，政府与企业将以往从人身上赚钱的理念转变为对人的投资。这也是中国改善收入分配状况、转变消费模式的机会。同时，消费模式转变对企业生产亦提出新的要求，新需求与新供给之间是匹配的。

供给侧改革的提出，让政府的供给模式做出新的导向。比如增加对三岁以上穷人孩子教育的投资，会改变他们一系列的行为，影响其终身，在他们长大后不会成为犯罪者，而成为人力成本，政府也从税收和公共领域的支出上得到真金白银的回报。因此，投资教育的回报分为社会回报与私人回报，政府越来越转向投在社会回报高高的领域，把私人回报高的领域留给私人投资。

过去政府把很多钱投在私人回报高的领域，反而产生了挤出效应，让企业没有机会投资。现在政府在重新导向，因此也会产生新的投资机会。除过教育之外，很多民生领域、社会领域很多产业行业都带有这样的性质，这对于企业来说，都是新的机会。

目前，从很多向上的指标中，我们已经看到大量新企业的成长、第三产业在提高，也看到很多新模式的出现。很多经济学家想对我们这些改革的新生力量做出一些评价。但是目前新企业数很多增长很快，但也要看因此退出的企业有多少，需要衡量创新和破坏的程度，看看二者哪个更占优势。才能对创造性破坏做出客观的评价。

（本文编辑/《清华金融评论》王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