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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复苏或是“镜中花水中月” 中国仍是全球经济增长主要贡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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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张超、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张家瑞

2015年底,美联储上演了年终大戏,结束了长达10年的零利率政策,货币政策向常态回归。但美国就业市场仍然没有完全从经济衰退时期的状态彻底复苏过来。从目前掌握的数据看,2016年全球经济依然难以摆脱低位徘徊的宿命,但并非没有亮点,2016年全球经济复苏依然需要向“东”看,而全球资本市场无法摆脱向“息”看的束缚。综合来看,2016年全球经济依旧“跌宕起伏”,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增长速度将出现分化局面,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加速,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将取代刺激成为2016年中国发展的核心动力。

美国经济复苏或是“镜中花、水中月”

如果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真的依赖于就业数据的改善,那似乎2014年6月之后加息的理由就比较充裕了,因为2014年6月美国就业市场在大衰退时期损失的全部800万个工作岗位已经悉数恢复。不过2014年11月14乔治城大学教育和劳动力中心的研究结果显示,美国国内的就业岗位再次流失640万个。时间过去一年,2015年11月数据显示美国国内失业率为5%,这基本相当于美国就业市场接近全员就业的状态。

但美国失业率的统计并不包括那些已经停止求职的失业者、未充分就业的劳动者以及从事零散工作或兼职工作的就业者。如果参考就业人口比例,“就业恢复”的美好现实可能要打个问号了。在次贷危机之前,美国就业人口比为62.8%,而在次贷危机期间回落至57.8%,目前则为59.3%。因此,参考就业比例数据,预估目前美国国内失业率约为10%,虽然远低于经济衰退期间的17%,但仍然高于衰退之前5%的水平。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失业率有缓慢的下降,美国工人薪酬增长却是缓慢的。这说明美国失业率的下降并不能带来收入的提高,就业市场实质依然维持相对疲弱的状态。目前部分就业数据的改善只能说明美国的萧条正在缓慢退却,但还远未到繁荣周期的开始。

同时,制造业周期反转已经来到。美国经济自2009年6月开始缓慢复苏周期后,到2015年12月已经缓慢前行26个季度,虽然期间有“制造业再回归”、“3D打印革命”、“页岩油突破”等不同产业与技术创新,但由于美国无法摆脱对虚拟经济的依赖以及长时间的流动性充裕状态,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将对阻碍美国制造业的复苏,美国制造业周期性反转将在2016年出现。

美国制造业以及销售数据自2015年1月就已经出现同比增速回落的迹象,而工厂新订单自2014年11月就已经出现同比萎缩的情况,反而库存出现趋势性地增加,反映出美国制造业的需求不断走弱的客观情况。虽然美国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的占比相对较低,但制造业的趋势性走弱将拖累服务业的复苏。截至目前,美国12月ISM指数(Institute forSupply Management)仅为48.6,创新低。因此,我们预计美国制造业将在2016年整体步入萎缩状态。

另外,美国贫富分化加剧导致的中产阶级消退对支撑美国经济最核心的“消费”有一定负面影响。中产阶级家庭所占比从1971年的61%减少到2015年的49.4%,首次低于50%的分界线,意味着美国不再是一个中产阶级为主的国家,其消费能力最强的核心群体已是“少数派”。金融和地产泡沫、长时间的经济低迷以及无就业经济复苏、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等因素导致了美国贫富分化日趋严重。

作为全球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政府奉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减少监管和税收,缩减社会福利,鼓励私营企业等政策的施行,目前看来非但未能缩小贫富差距,反而使其有扩大的趋势。也许对于美国经济、美国中产阶层,2016年或许不是最坏的一年,但传统的经济增长动力的消退加上收入改善预期的减弱,美国经济持续复苏的核心的动力依然难觅其踪。

中国依然是全球经济增长主要贡献者

相比较而言,2016年欧洲的就业恢复将维持现有的速度,并不会因为美国货币政策的转向而放慢或者加快。去杠杆过程不紧也不慢,欧洲经济在2016年中仍然维持缓慢复苏的节奏。但如果中东局势恶化,对欧洲经济的冲击必然加大。

2016年美联储加息预期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已步入边际递减的状态中,但如果美元在2016年持续走强,新兴国家的大量短期外债势必随着美元的升值而加大。再加上这些国家经济结构较为单一,以自然资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持点,资源价格的快速波动对其经济造成较大的冲击。全球需求的下降引起大宗商品价格的疲软,资源出口国将受到较大冲击。

对于中国而言,在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经济增速虽然从高速增长换挡至中高速,但依然全球领先。经济结构趋于优化的苗头已经显现, 2016年第三产业将接过传统的第二产业的接力棒,为经济发展提供“原动力”。同时工业、投资、消费对经济贡献结构性转变,消费将异军突起,挑起经济增长的“大梁”。而消费的持久动力来自结构调整带来的的生产要素再分配,其中体制改革和创新投入的增加是恢复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最核心的方法,当然体制改革是一个复杂且漫长的过程,创新投入与产生价值之间也存在时滞较长的客观规律,不可能一蹴而就。

而2016年中国经济风险点在于全民“金融化”。中国企业借的外债的总规模大概在1至1.2万亿美元,虽然短期外债比例并没有显著上升的趋势,但不可否认,在美元加息周期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庞大金融风险。在以需求为导向的经济政策环境中,中国经济积累了很多依靠高负债、高杠杆、疯狂的扩张式发展遗留的问题,

同时,这种政策导向也激发了全民“金融化”的可怕思潮。当下几乎每个人、每个企业都想搞金融,尤其是互联网企业,几乎没有不搞金融的。目前P2P领域风险事件频发,形成明显的风险点。P2P自2007年引入中国以来已成长为互联网金融中最重要的门类,各类资本雨后春笋般进军P2P并衍生出各类变种。而在现实操作中,P2P早就越过了央行所界定的“个体和个体之间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的直接借贷”这一范畴,有些走向了非法集资和没有牌照资质、存款准备金、存贷比限制、存款保险、内控系统的网络银行。今年“泛亚”、“e租宝”等现象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此外,中国多数国有企业的主营业务全部都是亏损,其“利润点”主要靠非主营业务,其中一块就是金融,这种现象和趋势均是经济中明显的风险点,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本文编辑/《清华金融评论》王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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