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英格兰银行前行长默文·金

回顾2016年，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等事件都对传统的经济政策的制定提出了挑战。虽然这些事件确实给全球经济带来了一些不确定因素，但除此之外，世界经济停滞背后还有着深层次的原因。

在脱欧公投之前，很多人都认为英国脱欧将是2016年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而事实证明，这一事件带来的影响程度被过度夸大。脱欧后的英国将走向何方？英国在欧洲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要讨论这些问题，需要区分清楚欧洲、欧盟、欧元区这三个概念。第一，英国依然还会是一个欧洲国家，公投的结果并不改变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第二，英国从来没有也没有打算加入欧元区。欧元区自身面临着很严重的问题。希腊、意大利、葡萄牙等南欧国家失业率高、工资水平低，德国的高通胀推高了本地工资和福利，拉大了南欧与北欧国家的竞争力差异，导致德国为欧元区的其他国家来买单，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第三，英国脱欧指的是脱离欧盟。欧盟设立的初衷是想要建成一个在政治、经济上都统一协调一致的联盟，而英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一直以来都不是这种理念的支持者，最终选择脱离这种理念。

在脱欧谈判进程中，英国的首要任务是制定移民政策，然后是与全球及欧盟其他国家达成新的贸易协定。英国脱欧可能会促进本国经济更好发展，但或许无法改变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经济下滑的局面。对于欧盟成员国而言，在长期来看在英国脱欧之后的整体经济收入会下降。

尽管英镑在英国退欧公投后对美元已贬值15%，但这一贬值恰好抵销了英镑在2014年、2015年期间的升值，这是英镑所须经历的必要调整，理由是英国有较大的贸易逆差。英镑贬值是件好事，能给英国经济带来新的机遇。也许人们为英镑对美元大幅贬值而感到沮丧，但别忘了在过去三年中美元对一篮子货币升值逾20%。

欧盟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只关乎欧洲，同时是关乎全球的。全球经济最大的一个负面影响，就是所谓的欧洲货币共同体对于整个欧洲经济的拖累。

欧盟如今面临两大挑战：一是欧盟并没有成功地打造一个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单一货币体系，二是移民带来的种种问题将会挑战欧盟各国的国家安全。欧盟的一些政府高官认为，欧元区要从一个货币联盟发展成为一个政治联盟，这种倾向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强制或者说被迫建立的政治联盟会让欧洲更不稳定。欧盟内部国家都存在不满情绪，像希腊这样的南欧国家如今深陷经济衰退，失业率高企，它们急需摆脱困境，而德国等北欧国家并不想为这些南欧国家买单。

荷兰、法国、德国今年都将举行大选，这将是传统主流对极端主义的较量。选民们并不是要把票投给极端主义，而是投票反对中央集权，因为这种模式已被证明是失效的。这和美国总统大选面临的情境很相似。选民们并不是真想投票给特朗普，他们是投票反对主流集团。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总统大选均反映出一种越来越扩大的、甚至是越来越危险的分裂，这两种分裂是在大城市生活的精英和政治精英人物与那些并没有享受到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好处的大部分社会群体之间的鸿沟。在西方国家，民众对于全球化的担忧主要包括制造业衰退而带来的低工资、更多的失业，以及大量移民的涌入带来的身份认同的危机，而精英阶层并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及其严重性。

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另一问题是增长速度过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每年都在调低全球经济增长预测。诸如欧盟、日本采取的负利率政策，并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过去十年中，大多数西方的政策制定者主要依赖货币刺激和部分财政刺激来扩大经济总支出，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内部生产和支出结构的失衡。

持续多年的全球货币宽松环境将在今后几年中逐步收紧，各国央行需要回收过多流动性，避免资本推高通胀。对于各国央行而言，收紧货币比放松货币更为容易，可以通过提高利率、出售资产回收流动性等方式实现。这些举措都是很容易预见的，难度在于预测央行在何时做、会做到什么程度。

长期来看，全球经济增长不能仅仅依赖于货币政策，而应有赖于对生产的投入、对生产和支出的结构调整，这些需要汇率政策、对外政策上的变化。例如，当前欧元的汇率较低，导致德国的真实汇率被低估，德国的贸易顺差在2016年创下新高，甚至比中国还要高。我们要做的就是需要纠正这种不平衡状态。

贸易保护主义曾在20世纪30年代盛行，并成为导致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一大重要原因。当前形势下，各国需要携手合作，保护全球化的成果。西方国家需要确保没有因全球化受益的群体能够得到相应的补偿，例如帮助他们实现再就业。特朗普准备将制造业迁回美国本土。短期来看，他可以劝说一些企业在美国中西部地区设厂，但长期来看，这种做法并不奏效，原因是消费者会“用脚投票”，而特朗普并不能强迫消费者购买在美国本土生产、价格相对较高的产品。实际上，美国没有必要把汽车生产线搬回本土，因为在墨西哥的生产成本更低。但是美国需要帮助中部和西部地区制造业的失业人群，而不是忽视这一群体面临的问题。美国应该发展新兴产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并培训工人适应这种变化。

二战后，我们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尔后又建立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国际组织，并依赖这些组织来维持战后的世界经济秩序。现在这样的体制遭到了挑战，面临分裂化的危险。世界走向多极化，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扮演主导的角色，这将不可避免地带来不稳定。

现在中国处在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中国现在已经没有别的选择，必须要向全球展现出自己的领导力。中国需要把这些国家通过共同的利益联合在一起，来重塑全球经济增长、促进就业、促进创新、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全球反恐等。我们现在都没有办法独善其身了，也没有办法待在美国所谓的羽翼下保证自己的安全，我们需要建立新的治理框架，并允许其他国家扮演更大的角色，而中国将是其中不可取代的。

本文刊发于《清华金融评论》2017年3月刊，根据对默文·金的专访及其在清华五道口金融大讲堂的演讲内容整理，采写、编辑：陈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