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格局下文化产业的发展环境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或将成为世界新发展格局的“催化剂”，催生全新的发展理念与模式。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的重要基础，在人类文明与进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世界经济发展的今天，文化产业也已成为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重要经济部门。在新格局下，如何发展文化产业值得深入思考。需要以更高的站位进行分析和研判，结合编制“十四五”规划，完成新格局下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顶层设计。
现代文化产业的再认识
在文化产业和市场的加持下，文化无论是表现形式还是传播手段，都在发生变化。在此过程中，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产业成为重要力量。同时，基于互联网的传播方式与能力已逐渐成为文化产业的核心能力和决定因素。纵观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人们对文化产业的需求呈现井喷式发展的态势，使得文化产业成为经济发展尤其是转型发展的重要动力。例如，近年来，文化产业已成为一些国家的“支柱性产业”，成为经济转型的重要动能。我国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也将发展文化产业作为重点，文化产业园成为经济发展的新亮点。
近年来，国家和各级政府均加大了对文化产业的重视与投入，但总体效果仍存在不尽如人意的情况。究其原因，从表面看是没有很好地理解现代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逻辑和特征。因此，制定的产业政策存在按部就班、就事论事的情况，难免出现“隔靴搔痒”和“不解渴”的问题，甚至出现“南辕北辙”的现象，“霍尔果斯兴衰”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现代文化产业的特点决定了它不是简单的扶植，更不是给点政策优惠就能够发展，它需要基于专业认知和共识的排忧解难，需要同心同德的攻坚克难。从本质看，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不理想的一个重要和根本原因是没有很好地理解文化与市场的辩证关系。首先，文化不能简单地交给市场，否则就可能“一放就乱”；其次，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市场，所以不能简单地行政干预，避免“一管就死”。因此，必须认识到文化产业及其发展规律具有极强的特殊性，如果不能认识和理解这一点，文化产业的“放管服”就难以落地，发展文化产业就无从谈起。
文化金融供给不足的深层次原因
在现代社会，金融扮演着“血液”的作用。从西方文化产业的发展实践看，金融往往扮演着重要角色，如大多数的好莱坞大片背后均有文化金融的“身影”，如“完片保险”。文化金融的参与不仅解决了资金供给问题，更提供了基于专门化风险管理的外部干预、制衡和服务，促进了文化产业的进步与发展。但在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中，面临着金融供给不足的突出问题，具体表现为文化金融“无人问津”和金融机构“望而却步”。缺乏资金的“血液”供给，文化产业就难以持续健康发展，更不可能做大做强。近年来，为了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各地政府纷纷出台了一系列举措，包括引导金融行业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入，设立文化产业发展基金等，但效果均不尽如人意，“贷款难”和“贷款贵”仍十分普遍，甚至出现文化企业“求贷无门”的情况。但与此同时，各地的产业发展基金却面临“用不出去”的尴尬。深究其内在原因，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好制约文化金融发展的一系列基础性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文化产业的风险认知与管理问题，以及相应的金融制度与政策。
文化作为创意产业，其最大的特点是“不确定性”，如果一切都是“确定”的，文化产业也就失去了生命力和价值所在。但就金融而言，“不确定性”则意味着风险，如果风险不能有效量化并管控，金融机构就只能望而却步。就量化而言，文化产业大多属于难以量化或只能事后量化的问题。如一个电影项目，剧本往往“见光死”，且存在见仁见智的问题，难以满足金融的“量化评估”要求。同时，电影的真正价值通常要等到上映后用票房来回答。就管控而言，大多数金融企业并不真正了解文化产业，更无法理解文化产业生产和运营的特点。因此，他们往往是用传统金融的做法要求文化企业，如固定资产抵押，但文化企业大多属于“轻资产型企业”，没有多少资产可作为抵押物。所以，文化金融供给走入了无解的困境。分析文化金融供给不足的深层次原因，其实是金融行业无论是经营理念还是专业能力，均处于相对初级和粗放的阶段。我国金融业一直处于相对优势的市场地位，经营模式更多是简单地选择和转移风险，缺乏为实体经济提供风险管理和价值创造的专业能力，这一点在文化金融领域尤为突出。由于发展文化金融费时费力，风险管理难度大，规模较小，加之金融机构还面临各种风控的考核指标，尤其是“坏账追究的终身制”；因此，对于绝大多数金融企业而言，发展文化金融往往是“敬而远之”。从国外发展文化产业的经验来看，大多不是对产业的直接投入，而是通过破解文化金融难题出发，特别是关注“剩余风险管理”的解决，理顺文化金融供给机制，发挥公共资源的“杠杠效应”，间接和高效地支持文化产业的发展。
科技是破解文化金融供给难题的关键力量
客观上讲，金融行业在发展文化金融过程中面临一系列现实难题，破解文化金融供给“瓶颈”，要特别关注文化科技带来的改变和机遇。面向未来，金融行业要认识到文化产业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主动地参与和融入，提前进行战略布局，是自身未来发展的关键。与此同时，认识到科技将成为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将给文化金融的风险管理带来全新的可能与思路。金融行业要高度关注科技改变文化产业的趋势、方向和路径，同时用金融风险管理的眼光重新审视文化产业的风险和风险管理再造，打造“科技+管理+服务”的现代文化金融经营新模式。从趋势看，科技将重构文化产业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方式，并催生“数字文化”时代，推动文化产业的迭代发展。如影视产业，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将重构整个产业的各个方面。就内容而言，人工智能技术不仅能够实现对剧本的智能评估，乃至修改完善，还能够辅助开展影视作品的审片工作。就制作而言，虚拟场景和演员的出现使得“后期”的“全期化”成为一种趋势。因此，数字技术在影视制作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将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影视制作对场地、天气和演员的依赖，并从根本上改变影视制作的成本和周期，乃至风险的概念。就传播而言，移动互联网，特别是基于第五代移动通信（5G）的高清技术应用，也将改变对传统院线等终端的依赖，点对点的传播将成为主流。就交易而言，区块链技术为知识产权保护和交易提供了安全和便捷的实现方式，能够更好地保护文化产品所有者的权益。
金融业应高度关注文化科技的前沿领域，特别是科技对文化产业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的改变，重新认识文化产业风险，将文化科技与文化金融的风险管理有机融合，打造全新的“金融+科技”服务模式。这样一方面能够从根本上破解文化金融发展特别是风险管理的难题，全面融入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并实现金融行业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能够推动文化科技的发展，成为文化科技的重要同盟军和“买单人”，为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赋能，提供更加专业的服务。
发展文化产业需要大格局和大智慧
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动荡和重构愈演愈烈，为了应对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变化，也为了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我国提出了“双循环”发展战略，其核心是解决好“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关系，当务之急是补齐短板，巩固优势，打造核心竞争力，做实做强“内循环”，彻底摆脱对外部的各种依赖。第一，要处理好国际与国内的关系。就文化产业而言，美国的“脱钩”政策无形中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文化产业要把握机会，打造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内循环体系，增强凝聚力和感召力，为将来的外循环奠定坚实的基础。第二，要处理好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近年来，文化产业更多地关注形式，而忽视了内容；更多地接受了西方文化，而淡漠了传统文化，因此要以文化自信为指引，重塑基于传统文化的内容体系。第三，文化产业具有意识形态和产业双重属性，因此，需要把握根本，统筹兼顾，打造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循环机制，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发展之路。第四，要处理好文化与金融的关系。文化和金融行业应当将彼此纳入自身发展的内循环体系，依托文化科技赋能，形成共生机制和内生动力，打造相互融合和发展的文化金融体系。
面向未来，要在“双循环”新格局下，以发展“支柱性产业”为目标，打造“金融+技术”的文化产业发展新模式，其核心是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两个积极性，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模式，健全现代文化产业、市场和要素体系。同时，以“项目”和“产品”为对象，引入风险投资理念，通过文化科技和金融工程技术，创新风险管理模式，开发专门化的文化金融产品和服务，尤其要重视发展文化保险，培育文化金融专业机构，如文化银行和文化保险公司，进一步完善文化产业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重构文化产业资金供给和风险分散新模式，推动文化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文化产业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此，金融行业要以更大的格局和智慧，认识到“金融+科技”不仅是赋能，更是重构文化产业，打造更加科技和专业的文化金融产品与服务，是金融业必须直面的课题。同时，与文化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共同创造价值，共同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现代文化金融模式，是金融行业必须和必然的选择。
本文刊发于《清华金融评论》2020年10月刊，2020年10月5日出刊，本文编辑：秦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