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中段，全球经济（或者说至少是相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体）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许多经济学家始料未及的。20世纪3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似乎第一次遭遇需求持续不足的问题，人们的支出水平不足以充分利用已有的生产能力。这个当年折磨了我们祖父那一代人的问题应该已经得到了解决，不会再回来打搅我们。可是事与愿违。

先提供一些粗略的数字。如果我们将IMF所有的“发达经济体”从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WEO）数据库中提取出来，就会发现这些经济体加总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在2000~2007年增长了18%。这些经济体在中期内能保持相似的增长速度吗？事实上，这些经济体在2007~2014年间的GDP增速似乎只能达到6%，实际增长速度和增长趋势之间存在约10%的差距。

有不少人认为，经济实际增速与潜在趋势之间的差距没有那么大。WEO数据库预估的发达经济体的产出缺口大致只有2.2%。如果将低估的产出缺口数据作为依据，认为所采取的政策并没有彻头彻尾失败，那就大错特错了。为什么笔者会持有这种观点，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原因。

首先，我们并不清楚我们的实际产能低到了什么程度。美国劳工市场的劳动参与率，英国的长期生产力水平出现大幅下滑现象，是因为劳动者没有看到工作机会而退出劳动力市场所致？维持低位的通货膨胀水平能否表明经济接近于充分利用了所有的产能？或者只是因为劳动者不愿接受降薪导致菲利普斯曲线（表明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前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在低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趋平。无人知晓。如果接受了低产出和高失业率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观点，而事实上这可能仅仅是需求不足的反应，那么这就是一场悲剧了。

其次，潜在的增长率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已经如预期般大幅下降了，这表明看似短期的经济问题长时间发挥强大作用，使得一个深刻的全球不景气问题久久不能离去，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导致长期经济前景出现严重恶化。这反过来表明，维持充分的需求水平尤为关键，短期内和长期内都是如此。

不管怎样，提高需求都应当是当务之急。不幸的是，自2007年以来，我们就已经意识到，我们的经济政策制定机构在应对需求持续显著不足方面远不称职。

在“大缓和”时期（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斯多克（James Stock）和马克·沃特逊（Mark Watson）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的宏观经济波动程度得到缓和），我们认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在掌控当中。需求管理由独立的央行负责，财政政策则专注于长期性问题。然后，在经济受到大规模持续冲击之下，我们发现上述各司其职的监管系统已经分崩离析。一方面，央行受到两个问题的约束，一是受“零下限”局限，指的是利率水平不会变成负值，一是受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的困扰。另一方面，财政政策非但没有起到帮助，反而迅速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财政政策在不平衡当中跛行，首先，债务人被迫削减债务，而债权人没有义务扩大债权；其次，政治纷争不断。欧洲和美国，谁会在面对持续不断的危机时做出更为糟糕的反应？目前看来欧洲是“获胜者”，但两者在伯仲之间。

相信当前的困难是暂时的自然是件好事，也许这就是事实。不过“大缓和”的持续存在，让我们意识到，不断增长的家庭债务以及劳动适龄人口相对迅速地扩张，这两种情况都不会重现，也没有迹象表明经济政策将会转向。

因此，需求不足仍然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看上去似乎会长时间存在。我们需要找到应对这种形势的办法。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于2008年获诺贝尔奖。他目前是普林斯顿大学经济与国际事务系教授，《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现在就结束本次萧条！》的作者。

（本文编辑彭晓云，摘编自《清华金融评论》第11期总第12期“提高需求——没有得到解决的一场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