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仲：“十五五”规划与诺奖经济理论的启示｜宏观经济

文/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范文仲

近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建议》的建议》（以下简称《规划建议》），为未来五年的发展擘画了宏伟蓝图，明确将科技创新、深化改革和新质生产力作为核心驱动力。恰逢此时，诺贝尔奖委员会将2025年经济学奖授予了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与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三位学者，他们关于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研究贡献为我们深刻理解和落实《规划建议》提供了最佳的理论指导。

三位诺奖学者的理论简介

今年10月10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美国西北大学教授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法国法兰西公学院教授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与美国布朗大学教授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荣获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跨维度阐释”。这一奖项不仅是对三位学者长期学术探索的高度认可，更是对“创新”作为现代经济增长核心动力的理论地位的再次确认。他们的研究从历史、制度、技术扩散、企业行为等多个维度，构建了一个系统性的创新驱动增长理论体系，为理解国家长期经济繁荣的根源提供了深刻的洞见，对于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阶段的中国，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的知识文化增长理论

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于1946年出生于荷兰莱顿。他于1968年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赴美国耶鲁大学深造，1974 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与历史学教授。莫基尔的理论贡献在于超越了传统增长理论的要素分析，建立了“知识生产- 文化支撑- 制度保障”的三维理论框架，成功解释了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源动力和区域之间的差异。其核心观点可概括为下列几个方面：

工业革命的爆发来源于“有用知识”的融合

在其专著《雅典娜的馈赠》中，莫基尔提出了影响最为深远的概念体系——“有用知识”（useful knowledge）。他将知识划分为科学原理知识（propositional knowledge）与操作指令知识（prescriptive knowledge）两类：科学原理知识是关于自然规律的科学原理，如牛顿力学定律；操作指令知识是关于生产工艺的实用技术，如蒸汽机制造方法。工业革命前，这两类知识长期处于分离状态—— 学者专注于科学原理知识却忽视应用，工匠掌握操作指令知识却缺乏科学指导。

莫基尔强调，虽然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来自于操作指令性知识（技术）的进步，但随着知识体系越来越复杂，单纯依赖经验试错和偶然发明的技术进步是不可持续的。历史上，许多文明（如古罗马、宋代中国）都曾达到过相当高的技术水平，但未能实现持续的增长，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们的操作指令性知识背后，缺乏一个坚实且不断扩张的科学原理性知识基础。

莫基尔发现，17-18 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后，形成的知识传播网络，打破了这种分离。一方面，新的科学发现（科学原理性知识）为新技术（操作指令性知识）的开发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可能性，极大地拓宽了技术创新的知识基础。例如，热力学定律的发现为蒸汽机的改良提供了理论依据。另一方面，新技术和新工具（如望远镜、显微镜、真空泵）的出现，又极大地增强了人类探索自然、验证科学理论的能力，从而促进了科学原理性知识的进一步发展。持续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经济增长”，其关键的秘密在于科学原理性知识与操作指令性知识之间形成了正反馈循环。

跨国的“思想市场”促进了知识的交流传播

既然知识的协同进化如此重要，那么这种正反馈循环为何在18世纪的欧洲，特别是英国，得以确立？莫基尔给出的答案是“工业启蒙”（The Industrial Enlightenment）。他认为，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不仅仅是一场哲学和政治思想的革命，更是一场关于知识的态度和方法的革命。工业启蒙的核心特征，在于一批思想家、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开始相信，通过系统地运用理性和科学知识，可以增进人类福祉、解决实际问题，并最终实现经济进步。这是一种将知识“功利化”、“市场化”的思潮。

在这一思潮的推动下，欧洲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思想市场”（Market for Ideas），莫基尔称之为“文化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拉丁文：Respublica literaria）。这是一个跨越国界的虚拟社群，学者、工匠和企业家通过信件、期刊、学术社团（如英国皇家学会）等方式，自由地交流、辩论、分享和检验各种知识。这个市场的关键特征是：（1）开放与竞争：知识是用来辩驳和改进的，而不是用来膜拜的。任何权威都可能被挑战，新的思想通过竞争脱颖而出。（2）知识的广泛传播：印刷术的普及，以及各种学会和期刊的建立，极大地降低了知识传播的成本，使得最新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能够迅速扩散。（3）多样化的激励机制：虽然没有现代的专利制度，但皇家科学院院士的声誉、理论发现者的荣誉以及潜在的商业利益，都构成了对知识创造者的有效激励。正是这个充满活力的知识市场，促进了科学原理性知识与操作指令性知识的频繁互动和融合，使得科学家能够关注产业界的实际需求，工匠和企业家也能接触到最新的科学思想。瓦特与格拉斯哥大学的科学家布莱克的友谊，正是这种互动的例证。

此外，莫基尔特别重视跨区域竞争与人才可迁移性。他认为欧洲在政治上碎片化，但在文化与学术上相对一体化（各国学者和机构普遍使用拉丁文作为统一学术语言），形成一种“用脚投票”的环境——思想家、工程师与工匠可以在相对宽容的辖区寻求庇护与发展机会，国家间竞争提高了对创新者与技能劳动者的容纳度。这个观点也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是古代东方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

增长的根本动力来源于文化观念的创新

在《增长的文化》一书中，莫基尔进一步将视野上溯到1500-1700年的欧洲，探寻工业启蒙之所以能够发生的更深层次的文化基因。他认为，现代经济的起源，本质上是一场文化变革。这场变革的关键在于欧洲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增长文化”，其核心是“文化企业家”（Cultural Entrepreneurs）——如弗朗西斯·培根、牛顿、笛卡尔等人——的成功。

以弗兰西斯·培根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启蒙运动中强调认识自然规律对于征服和改造自然至关重要，并提倡通过实验探寻规律。这一观点被称为“培根计划”（Baconian Program）。在莫基尔看来，培根计划的提出是知识在经济增长中地位显著上升的关键转折点：一方面，它激励了人们投身科学研究的热情，大幅增加了知识的数量；另一方面，它也极大增强了知识的可及性（Accessibility），促使既有知识得以更有效地传播与利用。培根倡导的实验主义和“知识就是力量”的信念，使得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解释世界，而是渴望理解、征服并改造自然，以服务于人类的福祉。这为日后的技术创新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

与此同时，欧洲特有的政治分裂格局使得任何一个保守的统治者都无法压制所有的新思想。思想家们可以在不同的国家之间流动，寻求更宽容的环境，使得思想市场的竞争得以维持，任何试图回到“尊古”传统的努力都最终失败了。最终，一种“进步”的信念——相信人类的未来会比过去更好——逐渐深入人心，成为创新的文化土壤。

针对“为何工业革命发生在欧洲而非中国”（“文明大分流”）这一经典问题，莫基尔提出了“思想市场竞争” 理论。他指出，工业革命爆发前期，欧洲诸侯林立却形成了跨国知识圈，学者使用拉丁语交流，通过大学、皇家学会、期刊等平台进行思想竞争，使得欧洲能够突破传统观念桎梏。同时期的中国虽拥有先进的实用技术，但缺乏科学理论知识指导和欧洲那样的“自由竞争的思想市场”。虽然中国在技术和科学上曾长期领先，但晚明之后，日益僵化的科举制度、强大的中央集权以及对商业和技术创见的社会性压抑，阻碍了类似欧洲“知识市场”和“增长文化”的形成，最终错失了向现代经济增长转轨的历史机遇。

阿吉翁和豪伊特的企业技术创新增长理论

关于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在历史上经历了漫长的演进过程。20世纪初，约瑟夫·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等著作中提出“创新理论”和“创造性破坏”概念，第一次将创新置于经济发展的中心。但在他的时代，这一思想并未被主流经济学所接纳，也缺乏严谨的数学模型。

20世纪50年代，罗伯特·索洛建立了新古典增长模型，为分析经济增长提供了第一个严谨的数学框架。索洛的实证研究表明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激发了经济学界对技术创新研究的热忱。索洛也因其在增长理论上的贡献获得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索洛模型中，技术进步被假定为一个“外生变量”，是一个“黑箱”，自此，打开“技术”这个黑箱成为过去经济增长研究的主旋律。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学家们开始致力于将索洛模型中外生的技术进步拓展为内生增长理论。保罗·罗默提出的知识驱动模型、罗伯特·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也是典型代表，罗默由此获得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罗默模型虽将知识纳入生产函数，但未能解释知识产生的具体机制。阿吉翁和豪伊特不仅将技术进步内生化，而且强调了技术进步的替代性和破坏性。与罗默模型假设知识具有非竞争性，新知识不会使旧知识过时不同，阿吉翁和豪伊特假设创新正是通过使现有技术过时而推动增长。这一区别使他们的模型更能反映真实世界中的创新竞争和产业结构动态变化。

企业家主导的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原因

阿吉翁与豪伊特的学术贡献以1992 年发表于《计量经济学》的经典论文《一个创造性破坏的增长模型》为核心，构建了包含十余部专著、上百篇论文的庞大文献体系。这篇被引用超过2 万次的经典论文，首次将熊彼特 1942 年提出的 “创造性破坏”思想转化为可量化的数理模型，彻底打开了技术进步的 “黑箱”。

在罗默模型中，创新表现为产品“种类”的增加（横向创新），而在阿吉翁-豪伊特模型中，创新则表现为产品“质量”的提升（纵向创新）。他们认为经济增长的核心是研发部门的创新活动，而创新激励来自中间产品的垄断租金。企业家或研究者投入资源进行R&D，一旦成功，他们将发明出更高质量的新一代产品。这个新产品将凭借其质量优势，将市场上原有的、质量较低的产品“创造性地毁灭”掉。成功的创新者将获得一段时间的垄断利润，作为对其研发投入的回报。而对未来垄断利润的预期，正是驱动企业家持续进行创新投入的根本激励。

模型清晰地揭示了增长的“阵痛”：没有毁灭，就没有新生；没有对现有垄断地位的挑战，就没有创新的动力。当新创新出现时，旧技术被淘汰，垄断租金转移给新创新者。经济增长不是由均匀的、外生的技术趋势驱动，而是由分散企业的内生创新活动所推进，且这一过程天然伴随资源重组与企业动态再分配。由于创新的出现是随机的，经济的增长路径本身就不是平滑的，而是伴随着内在的波动。这种动态竞争机制不仅解释了长期增长的来源，也揭示了失业、产业结构调整与收入分配变化背后的逻  辑。

因此，经济增长不再是平滑的累积，而是一个“质量阶梯”（Quality Ladder）上不断向上攀爬的过程。每一步攀爬（一次成功的创新）都伴随着对旧技术的淘汰和旧市场结构的颠覆。每一次成功的创新都会带来生产率的跃升，而创新活动的冷热不均则导致了经济周期的起伏。“创造性破坏”过程持续推动经济增长。同时，创造性破坏天然地与社会不平等联系在一起。成功的企业家和其背后的资本家获得巨额回报，而被淘汰企业的所有者和工人则面临损失和失业。因此，阿吉翁-豪伊特模型为理解现代经济中增长与不平等、增长与失业并存的现象，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内生解释框架。

市场保持适度的竞争才可以促进创新。

阿吉翁与豪伊特的后续研究进一步阐明了市场竞争强度对创新激励的非线性影响。传统观点认为竞争与创新存在线性关系，要么认为垄断更能激励创新（因可获得长期租金），要么认为竞争更能促进创新（因压力迫使其进步）。阿吉翁通过理论建模与实证检验发现，二者实际上呈倒U 型关系。当竞争程度极低时，垄断企业缺乏创新动力；当竞争程度过高时，企业难以回收研发成本，创新激励同样下降；只有适度竞争才能实现创新最大化。他们将这种机制命名为“逃离竞争效应”与“熊彼特效应”的平衡。

这一“倒U型”假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政策含义。它意味着，最优的产业政策并非是追求“最大化的竞争”，而是要维持一种“适度的竞争”水平，既能给予在位者足够的压力，又能保证创新者获得合理的回报。这一理论已经被大量的跨国、跨行业实证研究所证实，成为现代产业组织和创新政策的理论基石。

每个国家的科技发展路线要根据国情调整

在《适当增长理论》（Appropriate Growth Theory）及相关论文中，阿吉翁与豪伊特提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最优科技政策组合不同。最优的路线选择并非一味追求最前沿的高科技，而是应与本国要素禀赋和发展阶段相匹配。他们指出，一个国家距离技术前沿越远，通过“渐进式创新”实现追赶的潜力就越大，其增长速度也越快（这解释了“后发优势”）。而当一个国家接近技术前沿时，增长则必须依赖于风险更高、更不确定的“前沿创新”。

阿吉翁与豪伊特提出，远离技术前沿的经济体，更应重视模仿—引进、基础教育与基础设施，及面向扩张投资的金融供给。接近前沿时，应转向更强调竞争政策、高等教育与研究、风险容忍的金融结构、创业与人才激励，以及保护累积创新质量的知识产权架构。这一观点挑战了“技术趋同”的简单假设，强调政策制定者应关注如何引导技术创新方向，使其符合本国比较优势。

社会制度因素对科技创新具有重大影响

阿吉翁与豪伊特还深入探讨了制度因素在塑造创新生态中的关键作用。他们指出，知识产权保护、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以及政府的科技政策，都会显著影响企业的创新决策。

例如，过强的专利保护可能导致“专利丛林”问题，阻碍后续创新；而过弱的保护则会使企业难以回收研发投资，降低创新意愿。如何通过专利期限、范围、引用开源条款等工具，平衡“首创奖励—后续累积”的矛盾，是该范式的重要政策科学原理。

同样，健全的金融市场能够为高风险的创新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尤其是对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而言至关重要。他们构建了包含金融摩擦的增长模型：当银行无法准确评估创新项目风险时，会倾向于向传统产业放贷，导致创新投资不足。这种错配在发展中国家尤为严重—— 中小企业是创新的重要主体，但由于缺乏抵押品，往往难以获得融资。他们通过跨国数据验证发现，金融体系的完善程度（如风险投资发展水平、知识产权质押制度）与创新速度呈显著正相关，这为金融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他们还发现，教育水平的提高，特别是高等教育，能够增加经济中潜在创新者的供给，从而提升整体的创新率和增长率。一个灵活的劳动力市场，配合适当的社会保障体系（如他们提出的“灵活保障”模式），能够加速劳动力从衰落部门向新兴部门的转移，降低增长的社会摩擦成本。他们在研究中强调，政府的角色不应仅仅是提供补贴，更应致力于构建一个有利于知识流动、降低交易成本和激励长期投资的制度环境。 

诺奖学者理论体系的互补与关联

尽管莫基尔、阿吉翁和豪伊特的研究视角各异——莫基尔侧重历史叙事，阿吉翁和豪伊特侧重数学模型——但他们的理论在核心观点上高度互补，共同构建了一个多维度的增长框架。莫基尔说明了增长的“起源”。他解释了创新的“文化基因”是如何在欧洲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孕育和形成的。他所描述的“工业启蒙”，就是那片让创新种子得以发芽的肥沃土壤。没有对科学知识的尊重、没有开放的知识网络、没有树立进步的信念，任何关于创新的制度设计或政策激励都可能无的放矢。阿吉翁与豪伊特则解释了增长的“动力”。他们构建了创新的“微观引擎”，详细描绘了这台引擎是如何通过“创造性破坏”的机制，将研发投入转化为持续的经济增长。他们的模型告诉我们，一旦创新的文化土壤形成，增长的动力就会内生地、持续地产生，尽管这个过程伴随着波动、不平等和阵痛。

莫基尔从长历史周期出发，强调了知识积累和制度演化的基础作用；阿吉翁和豪伊特则从微观机制入手，解析了创新过程的动态均衡。这种交融不仅丰富了经济增长理论，还提供了更全面的政策启示。

第一，知识积累是增长的根本源泉。莫基尔的研究表明，工业革命之所以开启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持续增长，关键在于科学知识的系统积累和广泛传播。现代经济增长不同于传统农业社会的偶发性技术进步，它建立在不断扩展的知识基础之上。这意味着一个国家要实现长期增长，必须持续投资于基础研究和教育，建设强大的科学基础设施，培育尊重知识、崇尚创新的社会文化。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不能仅仅满足于引进和模仿现有技术，而必须逐步建立自主的知识创造能力，这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

第二，制度环境决定创新能力。阿吉翁和豪伊特认为创新不会自动发生，它需要恰当的制度土壤。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激励创新投资，竞争性的市场结构促进创造性破坏，完善的金融体系为创新企业提供融资，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促进人才流动。这些制度因素的协同作用形成了“创新生态系统”。许多中等收入国家之所以陷入增长停滞，往往是因为制度僵化、市场扭曲、政府过度干预或监管不足，抑制了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因此，深化市场化改革、完善法治环境、优化政府职能，是释放创新潜能的关键。

第三，创新战略必须从模仿转向原创。在发展初期，落后国家可以通过学习、模仿先进技术实现快速增长，这是一种“后发优势”。然而，随着技术水平接近前沿，模仿空间缩小，必须转向原始创新才能继续增长。这个转换需要整个创新体系的变革：从以应用研发为主转向加强基础研究，从跟随式创新转向引领式创新，从依赖技术引进转向自主知识产权创造。这要求教育体系从培养执行型人才转向培养创造型人才，科研体系从短期项目导向转向长期探索导向，企业从成本竞争转向技术竞争。

第四，竞争政策需要把握平衡。阿吉翁和豪伊特关于竞争与创新”倒U形”关系的发现具有重要政策含义。过度垄断导致在位企业缺乏创新动力，但过度竞争又可能使企业无法获得足够的创新回报，也会抑制创新投资。因此，反垄断政策不能简单地追求竞争最大化，而要在保护竞争与激励创新之间寻找平衡。对于不同行业、不同发展阶段，最优竞争强度可能不同。在需要大规模研发投资的高科技产业，适度的市场集中可能有利于创新；而在成熟产业，则需要更强的竞争压力推动效率提升。这要求竞争政策具有灵活性和针对性，不能“一刀切”。

第五，社会保障是创新的必要支撑。创新的“创造性破坏”特征意味着总会有部分劳动者和企业成为变革的“失败者”。如果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和转型支持，技术进步可能加剧收入不平等和社会分化，引发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最终阻碍创新进程。历史上多次出现过技术恐惧和反技术运动，就是因为社会未能妥善处理技术变革的分配效应。因此，一个可持续的创新驱动增长模式必须包含强有力的社会保障体系、职业培训计划和收入再分配机制，让社会各阶层都能从技术进步中受益，或至少不会成为受害者。这不仅是公平问题，也是维护创新所需社会稳定的效率问题。

三位学者共同的核心观点是：持续的经济增长根植于科技创新，而创新能力取决于知识基础、制度环境、市场竞争、金融支持、人力资本等多重因素的系统性配合。这一理论框架为理解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未来战略选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也为如何有效落实《规划建议》、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十五五”规划建议》要点解读

2025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建议》的建议》。这一纲领性文件，是在我国“十四五”时期取得重大成就、中国式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的背景下，面向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关键部署。《规划建议》明确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必须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其中，科技创新被置于前所未有的核心位置，成为驱动经济增长、构建新发展格局、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首要拉动力。  

《规划建议》的核心内容与战略导向

《规划建议》全文共分为十五个部分，系统阐述了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其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明确了“十五五”时期的战略定位与主要目标。文件指出，“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的时期，大国博弈加剧、科技革命加速、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在此背景下，《规划建议》提出要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具体目标包括：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规划建议》明确，到二〇三五年，实现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其次，将科技创新与新质生产力置于核心战略地位。《规划建议》第四部分“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这一定位将科技创新从“重要支撑”提升为“核心支撑”。《规划建议》强调要“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并部署了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等重点任务。

第三，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实体经济根基。《规划建议》第三部分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具体包括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其中，特别强调要“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加快发展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并“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四，强调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激发发展动力。《规划建议》第六部分提出要“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第七部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则强调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推动贸易创新发展，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第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规划建议》第十一部分提出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这些内容体现了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根本宗旨。

科技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规划建议》的目标设定表明，中国已经明确将科技创新作为实现现代化的核心驱动力，将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为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的战略重点。这与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理论高度契合。中国正处于从技术追赶到技术引领的关键转换期，必须通过强化创新能力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规划建议》的十五个部分中，第四部分专门论述“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部分的战略地位极其突出。《规划建议》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这一表述将科技创新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规划建议》在科技创新方面提出了四个重点方向：

第一，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规划建议》提出要完善新型举国体制，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这些领域都是当前制约中国产业升级的“卡脖子”技术，突破这些瓶颈对于实现科技自立自强至关重要。《规划建议》还强调要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提高基础研究投入比重，加大长期稳定支持，强化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原始创新导向，产出更多标志性原创成果。这体现了从追赶型研发向引领型研发的战略转变，与诺奖获得者的理论高度一致。

第二，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规划建议》提出要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完善区域创新体系，加快重大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布局建设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这些措施旨在打通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开发、再到产业应用的创新链条，解决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两张皮”问题。《规划建议》特别强调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更多承担国家科技攻关任务。这与阿吉翁和豪伊特关于企业创新主体作用的理论完全契合。

第三，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规划建议》提出要建立健全一体推进的协调机制，强化《规划建议》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评价联动，促进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良性互动。《规划建议》强调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协同育人，深入推进“双一流”高校和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培育拔尖创新人才。要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培养造就更多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这体现了对人才在创新中核心作用的深刻认识，人力资本的积累是长期增长的根本动力，与莫基尔的知识累计理论完全契合。

第四，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规划建议》将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创新提升到战略高度，提出要加快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创新，突破基础理论和核心技术，强化算力、算法、数据等高效供给。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强人工智能同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相结合，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这表明中国已经认识到人工智能作为通用技术对经济社会的革命性影响，力图抓住这一轮技术革命的历史机遇。

把握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新质生产力”是“十五五”《规划建议》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在多个部分反复出现。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是把握《规划建议》精神实质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新质生产力是指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从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理论视角看，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同样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莫基尔强调的“有用知识”积累和应用，正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知识基础。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特别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技术等前沿领域的突破，为生产力的质的飞跃创造了条件。阿吉翁和豪伊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为理解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动态视角：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过程，就是通过创新不断替代旧技术、旧产业、旧模式，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传统生产力逐步被新质生产力替代，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不断提高。

“十五五”《规划建议》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贯穿始终的主线。在产业政策方面，《规划建议》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特别提到要着力打造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前瞻布局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这些产业代表了新质生产力的主要载体，是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在要素配置方面，《规划建议》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这意味着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简单的技术引进或产业移植，而要根据各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创新能力，选择适合的发展路径。同时，要通过深化改革，破除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让创新要素向最有效率的领域集聚。

在制度保障方面，《规划建议》提出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新型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规划建议》强调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些改革措施旨在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科技创新成为经济增长主要拉动力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在“十五五”时期，将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是基于我国发展阶段、国际环境和内在需求的必然选择。

首先，从发展阶段看，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1万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一方面，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日益强烈，对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安全、环保等要求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加速，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必须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弥补劳动力数量下降。此外，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接近极限，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需要能源结构和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这些都要求经济发展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从资源依赖转向创新驱动。

根据三位诺贝尔奖得主的理论，这个阶段最大的风险就是增长动力转换失败。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加大、技术模仿空间缩小，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莫基尔的研究表明，此阶段若不能建立自主创新体系，极易陷入“模仿依赖”，拉美国家的教训已充分证明这一点。历史数据显示，成功跨越 “陷阱” 的国家在该阶段均实现了科技创新的代际突破，如日本在20 世纪70 年代通过半导体技术创新，德国通过高端制造创新，均实现了增长动能转换。《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体现了对这一规律的深刻认识。

其次，从国际竞争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主要大国纷纷将科技创新作为国家战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技术等前沿领域展开激烈竞争。特别是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和产业脱钩，“卡脖子”问题日益突出。《规划建议》清醒地认识到“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的挑战，强调“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是国家安全和发展的根本保障。只有掌握关键核心技术，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规划建议》提出 “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并跑领跑领域明显增多” 的目标，正是基于这一规律的战略部署。

第三，《规划建议》将“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列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指标，与阿吉翁 – 豪伊特模型中“创新驱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的核心结论高度一致。根据阿吉翁- 豪伊特的理论，当要素边际收益递减时，只有通过垂直创新实现质量升级，才能维持增长动能。只有通过科技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能实现持续增长。无论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是未来产业，其发展都高度依赖于科技创新。从我国实际看，2024 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40%，低于发达国家60% 以上的水平，通过科技创新提升效率空间巨大。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效率与质量的统一，而科技创新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唯一途径。

尽管挑战严峻，但我国在“十五五”时期依靠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具备坚实的基础和显著的优势。从可行性看，中国已经具备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多方面有利条件。

第一，中国拥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和完整的产业体系。中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更加彰显。2024年中国GDP超过120万亿元人民币，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近30%，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这种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场景和产业化能力。

第二，中国的创新能力显著提升，科技实力不断增强。“十四五”期间，中国研发投入强度从2.4%提高到2.6%以上，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首位，发明专利授权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在人工智能、量子通信、高速铁路、5G通信等领域取得一批重大创新成果，部分领域已经进入并跑甚至领跑阶段。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每年培养大量理工科毕业生，为创新提供了丰富的人才储备。

第三，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14亿人口的庞大市场为创新提供了巨大的需求支撑和应用场景。新技术、新产品可以在中国市场快速推广应用，形成规模效应，降低创新成本，提高创新收益。这是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独特优势。阿吉翁的理论强调市场规模对创新的激励作用，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为创新企业提供了足够的利润空间，激励持续的研发投入。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基础研究、重大科技攻关、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等需要长期投入、风险较大的领域，政府可以发挥组织协调作用，集中资源进行攻关。《规划建议》提出要完善新型举国体制，采取超常规措施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就是要发挥这一制度优势。同时，要注意将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避免政府过度干预导致的资源配置效率损失。

综上所述，《规划建议》将科技创新置于核心驱动地位，既是应对内外挑战的必然选择，也是发挥我国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可行路径。通过系统部署、重点突破，中国完全有能力在“十五五”时期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形成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新动能，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关于科学落实“十五五”规划的措施建议

基于乔尔·莫基尔、菲利普·阿吉翁与彼得·豪伊特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理论洞见，结合《规划建议》的具体要求，我们提出以下七项具体措施建议，以更好落实《规划建议》目标，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构建自由开放的科学文化环境，培育科技创新的原始土壤

莫基尔在其经济史研究中反复强调，工业革命之所以首先发生在欧洲特别是英国，一个关键因素是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形成的开放性“思想市场”。在这个市场中，不同的思想自由竞争，新观念可以挑战旧权威，知识在学者、工匠、企业家之间自由流动。这种文化环境催生了大量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相比之下，一些曾经技术先进的文明，如古代中国、奥斯曼帝国，由于思想封闭、等级森严、缺乏学术自由，未能实现持续的技术进步。

当前中国要实现从技术追赶到技术引领的战略转换，必须在文化层面进行深刻变革，建设更加自由开放的科学文化环境。《规划建议》提出要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创新创业，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培育创新文化，弘扬科学家精神，这些表述为创新文化环境建设指明了方向。

首先，要真正培育开放的“思想市场”。弘扬“科学家精神”，核心是追求真理、勇于探索、理性批判。这要求学术机构和科研单位建立更加透明和民主的决策机制，鼓励不同学术观点的交锋和辩论。一是减少行政权力对学术事务的过度干预，让学术共同体在科研方向选择、资源分配、成果评价等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权，落实《规划建议》“优化有利于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环境” 要求。二是建立知识开放共享平台，整合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高校科研数据等资源，对基础研究数据实行“开放获取”，降低知识传播成本。三是加强国际学术交流，放宽国际学术会议举办审批，扩大外籍学者来华科研签证便利化范围，落实《规划建议》“深化国际交流合作” 部署。

其次，在教育体系中培养创新精神和批判性思维。从基础教育阶段起，减少灌输式教学，增加探究式学习、项目式学习。增设“创新思维” 课程，激发青少年好奇心与创造力，减少应试教育和标准答案的束缚，鼓励学生提出问题、进行创造性探索。 高等教育阶段，落实《规划建议》“优化高校布局、分类推进改革、统筹学科设置”。强化通识教育，拓宽学科基础，鼓励跨学科选课，推动更多高校向研究型、创新型转型。例如，设立跨学科、跨领域的“思想碰撞”平台（如高水平的闭门研讨会、“头脑风暴沙龙”），支持非共识性、高风险的探索性研究。改革学术期刊审稿制度，引入更具开放性和建设性的评审机制。在职业教育阶段，对接新兴产业需求，建立“企业参与教材编写、实训基地共建” 的机制，培养高技能技术人才。

第三，深化科研评价与管理制度改革。当前中国科研领域仍存在过度依赖论文数量、影响因子等量化指标的倾向，这往往导致科研人员追求短期成果而忽视长期基础研究。应当借鉴莫基尔强调的“有用知识”概念，建立同时重视理论创新、技术突破和实际应用的多维评价标准。对于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应给予更长的评价周期和更大的试错空间；对于应用研究人员，则应更多关注其成果的实际转化效果。

第四，要扩大国际学术交流，融入全球知识网络。莫基尔的研究表明，欧洲在科学革命时期形成的跨国学者网络对知识传播至关重要。中国要成为创新强国，不能闭门造车，必须积极参与国际科技合作，吸收全球智慧。《规划建议》提出要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建立高技术人才移民制度，引育世界优秀人才。应进一步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吸引全球顶尖学者来华工作，派遣优秀学生出国深造。鼓励中国科学家在国际学术组织中发挥更大作用，主办高水平国际会议，提升中国在全球学术界的影响力。设立面向全球的“中国科学大奖”，奖励在基础科学领域做出开创性贡献的国内外学者。简化外籍高层次人才来华工作、居留手续，鼓励其深度参与中国科研活动和人才培养。

加大基础科技研发投入，促进原创性前沿基础理论突破

莫基尔的经济史研究深刻揭示了基础科学知识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他指出，工业革命之所以能够持续推进，不仅因为有大量的技术发明，更重要的是这些发明建立在不断扩展的科学知识基础之上。19世纪之后，科学与技术的互动日益紧密，化学、电磁学、热力学等基础科学的进展直接催生了化工、电气、内燃机等新兴产业。进入20世纪，量子力学、相对论、分子生物学等基础科学突破奠定了半导体、核能、生物技术等革命性技术的基础。可以说，没有基础科学的持续进步，就不可能有持续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阿吉翁和豪伊特的理论则强调，对于追赶型经济体，模仿和改进现有技术可能更为有效；但当接近技术前沿时，必须转向原创性创新。中国目前正处于这一关键转型期。

首先，要大幅提高基础研究的资金投入。为落实《规划建议》“提高基础研究投入比重，加大长期稳定支持”，可以明确“十五五”期间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比重逐步提升至15%以上（2023年约6%），并建立稳定增长机制。在具体实施中，既要增加中央财政对基础研究的直接投入，也要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引导企业和社会资本投入基础研究。可以考虑对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实行更高比例的税前扣除，或者设立专项基金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开展基础研究，鼓励企业牵头组建基础研究创新联合体。 

其次，要优化基础研究的科研资助方式。基础研究具有周期长、不确定性高、短期难见成效的特点，需要长期持续的投入。当前中国科研资助主要采取竞争性项目制，项目周期短，科研人员需要频繁申请项目，疲于应付各种评审、检查、汇报，难以潜心研究。这种模式适合应用研究，但不利于基础研究。应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建立稳定支持与竞争性支持相结合的投入机制。一方面，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实施长周期（如10-15年）、高强度、稳定支持的重大基础科学计划（如“中国智脑计划”、“量子科学珠峰计划”）。另一方面，大幅增加对科学家自由探索的支持，扩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青年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等的规模和资助强度，降低申请门槛，让更多奇思妙想获得种子资金。

第三，加强重大科学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础研究提供支撑。落实《规划建议》“强化科技基础条件自主保障，统筹科技创新平台基地建设”。现代科学研究越来越依赖先进的实验设备和计算平台。粒子加速器、太空望远镜、超级计算机、基因测序平台等重大科学装置是基础研究的必要条件。《规划建议》提出要强化科技基础条件自主保障，统筹科技创新平台基地建设。应继续加大对重大科学基础设施的投入，建设世界一流的研究平台。持续投入建设国家实验室、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赋予这些机构更大的自主权，在人事、财务、科研组织等方面实行特殊政策。打造若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基础科学研究中心”，提供大型科研基础设施对全球开放，吸引国际顶尖学者来华开展合作研究。

打造产学研联动平台，促进知识融合创新

莫基尔在分析工业革命的起源时特别强调了科学理论知识与技术操作知识互动的重要性。莫基尔指出，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特征就是这两种知识的深度融合和相互促进。科学理论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广阔的知识基础,使得技术进步从依赖个人经验的偶然发现转变为建立在科学原理之上的系统创新；反过来，技术应用中遇到的问题又推动科学研究向纵深发展。阿吉翁和豪伊特的理论强调创新链条的完整性。他们指出,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基础研究产生多少新知识,更取决于这些知识能否高效地转化为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如果知识转化链条断裂,创新就难以产生经济效益。他们特别强调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认为企业最了解市场需求,最有动力将科学知识转化为商业化产品。

《规划建议》提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强调 “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要实现上述目标，应大力支持建立一批市场化运行、多元化投入、企业化管理的新型研发机构，从平台建设、利益共享、协同机制三方面同步推进：

首先，加强产学研投协同配合。建议借鉴美国谷歌实验室模式，打造三类平台：一是“产业技术研究院”，聚焦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 “卡脖子” 领域，由政府、高校、企业共同出资，实行企业化运作，专注技术攻关与中试转化；二是“概念验证与中试验证平台”，在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布局100 个国家级中试基地，提供小批量生产、性能测试等服务，降低企业转化风险；三是“数字孪生创新平台”，打通高校实验室与企业生产线的数据壁垒，实现研发与生产实时协同。

其次，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阿吉翁- 豪伊特模型强调 “企业是创新的核心载体”，建议支持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中企业牵头比例不低于30%；培育科技领军企业与独角兽企业，对营收超100 亿元且研发投入占比超5% 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与研发补贴；推动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科技领军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技术平台与数据资源，中小企业聚焦细分领域创新，落实《规划建议》“推动大中小企业协同融通发展”要求。

第四，建立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机制。建议完善技术转移机制，高校、科研院所向企业转移技术的收益，科研团队提成比例不低于50%；建立 “产学研创新基金”，政府引导资金占比30%，企业与社会资本占比70%，用于支持联合研发与成果转化；实施 “风险补偿政策”，对产学研合作项目失败的，给予企业研发投入合理的补偿，落实《规划建议》“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 要求。

弘扬企业家精神，构建创新容错环境

《规划建议》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更多世界一流企业”，“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发展壮大民营经济”。熊彼特将企业家视为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阿吉翁和豪伊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企业家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企业家是“创造性破坏”的执行者，他们的冒险和创新活动是经济增长的微观动力。创新本身具有极高的不确定性和失败率。培育企业家创新精神，需要建立容错机制与激励机制。

一是强化企业家精神的正向激励与保护。在法律层面，严格保护企业家的合法财产和自主经营权，减少对正常经营活动的干预。落实《规划建议》“强化产权执法司法保护”。在舆论层面，大力宣传优秀企业家的创新故事和社会贡献，提升企业家的社会声誉和地位。设立“杰出企业家创新奖”。通过舆论宣传、政策激励等方式，在全社会塑造尊重企业家、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将企业家视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力量。

二是建立“创新失败”的社会化分担与缓冲机制。探索设立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创新失败补偿基金” 或科技保险，对符合条件、经过审慎评估但最终失败的重大技术创新项目，给予研发成本一定比例的补偿或保险赔付，降低企业和科研人员的后顾之忧，落实《规划建议》“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对于承担创新任务的国有企业和负责人，应建立区别于传统生产型企业的考核体系，引入更长周期的评价标准，并建立创新失败的尽职免责机制。

三是建立高效、透明的企业破产和重组法律程序，以及失信修复机制。让失败的企业能够顺利退出市场，释放其占用的资源，同时也为勇于创新的企业家提供“再次出发”的机会。 在科研项目评审、人才评价、企业信用记录等方面，区分“合理的探索性失败”与“失职渎职”。对因技术路线探索失败的项目，在后续项目申请中不应过度苛责。金融机构对有创新失败经历但展现出持续学习能力和新潜力的企业家，应提供合理的再融资支持。

完善法律制度与金融服务，强化创新保障

《规划建议》在多个方面涉及创新支撑体系建设。在法治建设方面，提出“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强化央地监管协同，丰富风险处置资源和手段，构建风险防范化解体系”，“加强科技法治、伦理、诚信、安全建设”。在金融服务方面，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提高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 

阿吉翁和豪伊特的研究强调，创新不是孤立发生的，而是嵌入在一个复杂的制度环境中。法律制度、金融体系、教育系统、基础设施等各种要素共同构成了创新生态系统。只有当这些要素协同发力时，创新才能持续涌现。莫基尔强调制度保障，阿吉翁关注金融适配性。三位学者均强调“制度与金融是创新的重要支撑”。

一是在法律制度方面，要构建全方位的创新法律保障体系。加强专利、商标、著作权、商业秘密等各类知识产权的保护；建设国家级知识产权运营中心，提供评估、交易、融资、维权等综合服务。健全科技成果转化相关法律，明确职务发明、成果归属、收益分配等方面的权利义务关系。完善数据和算法相关法律，制定《数据要素法》，在保护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的同时，为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提供法律支持。建立科技伦理法律框架，出台《人工智能伦理条例》，对人工智能、基因编辑、脑机接口等前沿技术的研发和应用进行必要的伦理规范和法律约束。

二是在金融服务方面，要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的科技金融体系。商业银行应当创新科技信贷产品，例如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订单贷款、应收账款融资等，缓解科技型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深化资本市场改革，落实《规划建议》“提高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科创板、创业板等板块应当进一步优化上市标准和审核程序，允许尚未盈利但具有核心技术和成长潜力的企业上市融资。完善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定位，突出“硬科技”属性。优化发行上市、再融资、并购重组、股权激励等制度。发展S基金（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基金），增加创投退出渠道。《规划建议》提出“发挥政府投资基金引导带动作用”，通过参股方式支持处于早期阶段的科技企业，降低社会资本的投资风险，引导更多民间资本投向科技创新领域。同时，发展适配科技创新的全周期金融体系。鼓励保险资金、社保基金、银行理财资金等长期资本进入创投领域。开发针对科技企业的专属保险产品，例如研发失败保险、关键人才保险、知识产权侵权责任保险等。政府可以通过保费补贴等方式，鼓励科技企业购买相关保险，分散创新风险。

此外，还需要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建议》提出“建设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这包括完善征信体系，为金融机构评估科技企业信用提供更充分的信息；建设知识产权交易和评估平台，促进知识产权的市场化定价和流转；完善金融监管科技系统，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不妨碍金融创新。

科学设置竞争政策，平衡反垄断与防内卷

《规划建议》提出“统一市场监管执法，加强质量监管，完善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同时也提出“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这两个方向看似矛盾，实则体现了对竞争政策复杂性的深刻认识。

阿吉翁和豪伊特的研究揭示了竞争与创新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适度竞争能够激励企业进行创新以保持或获取市场地位；另一方面，过度竞争可能导致企业利润率过低，缺乏资金和动力进行长期研发投入。此外，在某些需要大规模投资和标准统一的领域，一定程度的市场集中反而有利于创新。这意味着竞争政策需要根据不同行业的特点进行差异化设计。

首先，要建立科学的反垄断分析框架。传统的反垄断执法往往以市场集中度、市场份额等结构性指标为主要依据，但在创新驱动型经济中，这种方法可能不够准确。一些具有高市场份额的企业，可能正是因为其持续创新才获得市场领先地位，简单对其进行拆分可能损害创新激励。反垄断执法应当更多关注企业行为是否损害了市场竞争机制和消费者利益，是否阻碍了潜在创新者的进入和发展。《规划建议》提出“完善监管，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体现了这种审慎和包容的态度。建议依据“是否抑制创新” 作为反垄断的核心标准：一是对平台企业的垄断行为，区分“技术垄断” 与 “行为垄断”，对通过技术创新形成的市场优势予以包容，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如大数据杀熟、排斥竞争对手）的行为坚决查处；二是在企业并购审查中，增加“创新效应评估”，对能提升行业创新能力的并购予以支持，对扼杀潜在竞争对手的并购予以禁止；三是明确“安全港规则”，对研发投入占比超 10% 的企业，在市场份额认定上给予一定弹性。

其次，要防止过度的同质化竞争。“内卷式”竞争是指企业在产品、技术、商业模式等方面高度同质化，主要通过价格战、补贴战等方式争夺市场，导致整个行业利润率下降，无力进行研发创新。防止内卷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一是加强行业《规划建议》引导，引导地方政府改变发展理念，避免不顾本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盲目上马同质化项目。在光伏、锂电池等产能过剩领域，制定产能置换政策，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向高端化转型。二是建立“低水平重复建设预警机制”，对行业产能利用率低于 70% 的领域，暂停新增产能审批。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高模仿和抄袭的成本，激励企业进行差异化创新。三是强化标准引领，制定新兴产业的技术标准与质量标准，淘汰落后产能，防止劣币驱逐良币，引导企业向创新竞争转型。

再次，在某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可以考虑适度的“有组织的竞争”。对于需要大规模投资、技术路线不确定、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领域（如芯片制造、新能源汽车、商业航天等），可以通过产业政策引导有限数量的企业进行竞争，避免过度分散资源。但这种引导应当是市场化的，主要通过设立技术标准、提供研发支持、建设公共平台等方式，而非行政性地指定“冠军企业”。要允许和鼓励不同技术路线的探索，通过市场竞争最终筛选出优胜者。

此外，要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是阻碍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剧内卷竞争的重要原因。《规划建议》提出“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应当建立独立的公平竞争审查机构，对各级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进行审查，防止其限制市场竞争。对于已经出台的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要及时清理和废止。 在出台重要竞争政策或执法决定前，引入第三方机构进行系统性评估，分析其对相关行业研发投入、专利产出、新进入者数量等创新指标的可能影响，确保政策效果符合促进创新的初衷。

加大社会保障支持力度，助力劳动者应对科技变革冲击

《规划建议》对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给予了高度重视，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这些政策的重要性更加凸显。阿吉翁和豪伊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指出，创新在带来新产业和新就业的同时，也必然导致一些旧产业衰落和劳动力失业。如果没有有效的社会保障和再就业支持体系，这种结构性调整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反过来又会阻碍创新。因此，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是社会政策，也是创新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是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实施大规模、精准化的职业技能再培训计划。设立国家级“新技能转型基金”，为因技术替代而失业的劳动者提供免费、高质量、市场导向的职业技能培训。培训内容聚焦数字经济、绿色经济、银发经济等新兴领域所需技能（如AI应用、数据分析、先进制造操作、养老护理等）。针对中老年劳动者开展智能手机、数字操作等基础培训，帮助其适应数字经济环境。建立政府、企业、职业院校、培训机构协同的培训体系。推行 “政府 – 企业 – 院校” 三方共建培训基地，企业提出培训需求，院校提供教学资源，政府给予补贴。

二是完善转型期的收入支持政策。探索“失业保险+培训补贴”联动机制。对因健康、年龄等原因难以通过培训实现再就业的群体，强化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对参加再培训期间的劳动者，提供不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生活补贴或失业保险金。对因技术替代失业的人员，延长失业保险金领取期限至 24 个月，标准提高至当地最低工资的 80%。对家庭困难的失业人员给予住房补贴、子女教育补贴等。建立 “新业态从业人员社会保障制度”，将灵活就业人员、零工经济从业者纳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范围。

三是强化重新就业服务与创业扶持。建设全国统一的智能化就业信息平台，精准匹配岗位需求与劳动者技能。为有创业意愿的转型劳动者提供创业培训、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支持等“一条龙”服务。对吸纳转型劳动者的企业给予社保补贴或税收优惠。建立 “职业转换指导中心”，提供职业《规划建议》、岗位对接、心理疏导等服务。推行 “弹性退休政策”，对年龄偏大、再就业困难的人员，允许提前 5 年退休，或实行 “半退休” 制度（即工作时间减半、待遇减半）。发展 “银发经济”，开发适合老年人的就业岗位（如社区服务、文化传承等），实现 “老有所为”。加强区域劳动力调剂，对传统产业集中的地区，组织跨区域劳务输出，对接新兴产业集中地区的岗位需求。

结语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莫基尔、阿吉翁和豪伊特的研究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在当今世界，一个国家的长期繁荣不再主要取决于自然资源或廉价劳动力，而取决于其创新能力。创新能力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根植于一个国家的制度环境、文化传统、教育体系、科研基础、产业结构等多重因素之中。

当前，中国正处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必须完成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根本性转变，必须从技术追赶者转变为技术引领者，必须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这是一项艰巨而紧迫的历史任务。我们基于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理论洞见，结合《规划建议》的具体内容，从七个维度提出了落实《规划建议》的政策建议。落实这些建议，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政府需要深化改革，破除制约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企业需要增强创新意识，加大研发投入；高校和科研机构需要提升创新能力，产出更多原创成果；金融机构需要创新服务模式，为创新提供资金支持；全社会需要营造尊重知识、崇尚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

虽然这条创新之路充满挑战，但也充满希望。历史将证明，一个坚持创新驱动、拥有14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具有完整产业体系和丰富人才资源的中国，将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占据有利地位，也会在人类文明进步的进程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来源 | 经作者授权发布

编辑 | 周茗一

责编 | 兰银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