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寻找创新新动力 中国亟需推动要素市场开放流动

经济下行，风险聚集，中国急需寻找创新新动力。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去产能去杠杆的同时，将“创新”提高到有史以来最重位置。“这个意义上来讲，创新实际上是一个试错的过程。”

中国政府顶层设计，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创新能否成为打造中国先发优势，实现引领性经济新蓝图的主动力？“十三五期间中国大概会有一些新的产业发展起来，但是我想强调，你想再找到像房地产、钢铁、汽车这一类过去我们称之为支柱产业，能够把地方经济带上一个到两个台阶的而且使得整个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支柱产业以后基本上找不到了。”十三五开局之年的首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刘世锦先生，探讨创新在十三五中的重要性。

【对话】

清华金融评论：十三五规划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理念，将“创新”提高到很高的位置，您如何评价创新在十三五中的地位？

刘世锦：中国经历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追赶的进程已经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有些领域中已经到了前沿，追赶的空间已经大大缩小。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更多的需要创新。创新也就是意味着我们已经站到了前沿，我们也要做一些过去没有做过的事情。这种情况下，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不确定性大大增加。所谓不确定性就是你吃不准，你看不清楚，不知道怎么搞。比如说我们要开发一种新产品，可能你需要试100次，那么一个人试可能只有1%成功的概率。所以创新的成功实际上是一个概率问题。市场就提供了一个试错的机制，让更可能多的人去参与试错的过程，最后成功的概率相对比较高。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中国推动创新的过程中市场发挥基础性的作用。市场实际上就是专门对付不确定性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讲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很有必要。但与此同时，我们宽容失败也很重要。给失败的人，也需要留下一个摔倒了之后可以爬起来的回旋余地。得有这么一个环境和体制机制。

清华金融评论：大家都开始搞创新的话，会不会影响到经济增长？最大程度能够承受的成本怎么计算？

刘世锦：创新肯定有成本啊，但是所有的创新最后的要成功的话，一定是收益可以覆盖成本的，是要盈利的。创新也是需要有重点、有顺序的。创新最后成功的是少数，包括企业，比如有100个企业的产业集群，大概有那么三五个企业创新成功也就可以了。他们一般是龙头企业，其他企业相当多的是给他要配套的。创新的企业会提出一些配套的产品，对你提出一些新的要求，你要适应这些要求，本身这也是适应创新的过程。还有一些企业是可以模仿这些成功企业的。所以最重要的是龙头企业需要一个创新型的企业，就把整个行业带起来了。而且这个是通过创新以后，使得整个经济增添活力，增添新的增长动力的，不是把经济弄得没力了。

清华金融评论：以往都在说后发优势，现在提出先发优势，引领型发展，在您看来有什么基础？引领型发展能否带领中国实现经济转型？

刘世锦：引领型发展还是个目标。因为我们已经到了目前这个阶段以后，部分领域尽管不太多，但是已经和国际上对手是可以平起平坐了，有些可能局部领先。随着中国创新驱动进程的加快，这个方面的例子还会继续增加。这个方面可能在大多数领域还是和先进水平有相当大的距离。高技术行业现在只占到制造业比重的10%左右，这个老的动力和新的动力两个东西是不匹配的。正在减退的老的动力和正在成长中的新的动力两者是不对称的。如果二者完全对称，那就意味着新的动力是完全可以对冲老的动力的，这样的话增长速度是不会下来的。之所以增长速度会下来，是因为新的动力相比老的动力还是相对比重还是要低一点。所以新的动力更多的并不是体现在规模的扩张上，而是体现在他利用新的技术、新的商业模式、新的体制机制提高效率。能够降低成本，降低利润，增加附加价值，而不一定是在规模上有很大的扩张的能力。

【新老动力不匹配，政府需要加快培育创新环境】

新老动力不匹配，意味着目前在新技术领域的星火还并未能呈燎原之势，而中国经济下行风险依然存在，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换挡期，高杠杆、高库存成为悬在多数传统企业头顶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由于需求历史峰值的出现，基础设施、房地产投资相继见顶，导致钢铁、铁矿石、石油化工、煤炭等为需求提供主要工业产品的行业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目前像煤炭、钢铁等我们做了调研，过程的幅度最少达到30%。一定需要把这30%中间至少20%-25%减下来。减下来以后才能供求平衡。PPI已经负增长40多个月了，这种PPI负增长的局面才能改变。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通缩的问题。对于这种通缩通过一些宏观政策、通过一些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放出更多地货币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清华金融评论：如何解决这种结构性不平衡的问题呢？

刘世锦：一个是减产能，另一个是供给侧现在还存在相当多的低效率的状况。比如存在着行政性垄断的行业，比如像石油天然气、电力、电讯、铁路等，也包括一些服务业领域，比如金融、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等。这些产业中或多或少存在着行政性垄断的情况。这个情况要解决，要进一步放宽准入、鼓励竞争。也是可以大大提升效率的。还有一个领域就是我们现在城乡之间要素的流动。中国城镇化发展还有相当大的潜力。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难题，一方面特大型和大型城市城市病非常突出，比如北京雾霾的问题等。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实际上在原有大城市之间应该发展出相当多的中小城镇，特别是一些小的城镇。可以看看发达国家城市结构，基本上都是有几个甚至几百个小的城镇组成的大的城市群。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土地、资金、人力基本要素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能够双向流动的。实际上是一个新型的城市结构需要形成，有些是需要改造的。这个过程中，要解决的实际上是要素市场进一步开放流动、优化配置的问题。通过这样一个改变全面提升中国要素的生产率。

清华金融评论：在培育创新的环境方面，政府应该具体做些什么？

刘世锦：应该说政府在创新中具体干什么，应该说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问题。现在有些地方政府还是沿用过去的思路，一说创新，还是沿用过去的路子，搞一些创新的规划、有时候还要再进一步，比如搞什么产品还要指定技术路线。我就感到一个问题，就是创新可以规划吗？因为创新是高度不确定的。那么我们确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创造一个好的创新的环境。比如创新型的城市。在这些城市和地区里政府加快培育创新的环境。首先就是要保护知识产权，要稳定创新者的预期。中国未来几年的创新，应该会出现若干个城市成为区域创新中心。但是最后谁是，我们事先是不知道的。但是每个城市应该都有这样的机会。所以中国的地区和城市之间以前是有竞争的，竞争的标的物是GDP，以后也要竞争，竞争的标的物实际上是创新。或者说成为一个创新型的城市，或成为区域创新中心。从一个国家来讲，真正具有创新能力的所谓创新型城市或者区域创新中心。这个创新的资源包括科学家、工程师、风险投资的资金、创新的基础设施实际上是流动的，最后会聚集到某个地区。

【财政政策需要为化解落后产能保驾护航】

目前，在中国已经迈入十三五的第一个年头，在供给侧机构性改革的路径下，以往以财政促投资保增长的思路，也逐渐转变为以化解过剩产能，去库存去产能为主，促进产业优化和结构调整。主张发挥市场的主体作用，来提升供给侧的效率，从而促进各行各业的供求之间重新平衡。货币政策在去年经历了多次降准降息之后，也趋于以更加灵活多样的调控工具实施定向调控。近年来，中国高层出台多部文件，鼓励通过利用市场化手段利用兼并重组的办法来淘汰化解过剩的落后产能。“在这个过程中财政政策可以发挥一些作用。比如在企业去产能的过程中，职工的安置、社保的问题，包括下一步能不能找到新的工作，培训的问题，还需要一定的收入来维持生活等，这些财政政策可以发挥作用。再一个怎么来解决这些企业的债务问题等？当然财政政策在扩大需求方面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就是在一些新的增长领域精选项目进行投资来扩大需求，比如具有社会效应、长期效应的项目，能不能把这些项目很好的筛选出来，把它能够有效率的实施下去，这个可能对我们过去的传统的筛选项目的方法都需要改进。”

清华金融评论：在这个过程中，金融如何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刘世锦：目前在转型期，对产能严重过剩、杠杆率高、盈利能力差的企业不是金融要支持的问题，而是要通过关闭、破产、重组的办法，就是我们讲的僵尸企业的问题，我们是要解决的。所以说防范金融风险，特别是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这是我们大概在今后一段时间面临的特别重要的一个挑战。第二个层面的问题是金融本身的形态怎么和实体经济的需求相适应。创新是一个试错的过程。你投资十个企业，能成功一两个就可以了，剩下的六七个七八个可能是失败的，风险投资按照这种概率进行资金的分配的。就是银行这种金融业态，和风险投资的业态是完全不一样的。银行的功能就是选择企业。通过去发现一些项目，在收益和风险之间进行权衡之后，找到收益有相当的确定性，但是风险又能得到控制的项目来进行投资。另外我们现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的工具和金融型态现在发育的很不够，这个实际上和我们过去的金融管制有很大关系。现在说我们要放松金融领域中的一些管制，最重要的是你得给更多的金融企业一个适应不用类型的实体经济需求的金融创新的机会和权力。

（本文编辑/《清华金融评论》王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