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辰:中美关系四十年的得与失 | 国际


徐辰:中美关系四十年的得与失 | 国际

20200617143853

中美建交四十多年来的双边经贸关系发展实现了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的客观局面。在全球化的时代,双方早已顺应潮流在众多领域自然形成交织格局,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本文提出,全世界新冠疫情下更需中美合作。只有当中美更加紧密地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和问题时,我们才能回到一个安全、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中美建交四十多年来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是客观的评价

中美建交四十多年来的双边经贸关系发展实现了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的客观局面。说它客观,是因为中国抓住了历史机遇,实现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转型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美国则抓住了世界产业结构升级与变迁机遇,通过发挥美国自身的比较优势,实现了经济结构的调整,扩大了市场,增加了就业,享受了中国发展所带来的互补红利,相对烫平了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经济起伏周期,降低了环境污染,巩固了它在国际舞台的地位。

第一,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占比70%的居民消费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而中国40年来逐渐成为“世界工厂”,投资和工业生产在GDP占比较高。对于美国而言,40年间整体GDP、人均GDP和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180%、90%和210%以上,质优价廉的中国产品使得美国消费者大幅受益。根据牛津经济研究院的分析,“中国制造”产品使美国物价水平降低了1至1.5个百分点,可帮助年平均收入5.65万美元的美国家庭每年节省850美元以上的支出。对中国而言,受美国引领的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中国凭借自身的比较优势成为世界制造业加工厂,40年间中国货贸总额增长223倍。而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巨大的海外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需求,也反过来推动了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第二,在过去的40年里,美国从一个工业超级大国发展转换成了全球服务业超级大国。它在教育、科技、金融和咨询领域占据了绝对实力,从而使得美国成为中国服务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过去20年美国对华服贸顺差增长20倍,来自中国的服贸顺差占美国整体服贸顺差的15%。当前中国对美国的服贸逆差重点是旅游、交通和知识产权使用费方面。然而,随着中国金融服务业的进一步开放,金融业这一潜在的一体化和贸易增长点将为中美经贸注入新的活力。

第三,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看,美国和中国分别处于链条的中高端和中低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以在中美贸易中占重要比重的机电产品为例,它们的产业内贸易特征非常明显,大部分“高新技术产品”中国完成最终出口的是美国占据上游产业链的下游劳动密集型加工产品。

第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及中美经济的不断融合,中美之间在全球中高端制造业或者说高科技分工合作方面发生了一定的结构性变化,但这并不能构成中美间抛弃合作共赢的理由。首先,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的不断演进,市场需求确实使得中国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至其他劳动力更为丰富的地区。然而,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上升部分主要是在资本货物和零部件领域,而且尽管中美之间在全球中高端制造业或者说高科技分工合作方面发生了一定的结构性变化,但美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制造尤其像半导体和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精密化工、高性能材料、生物制药等领域仍然占据着全球制高点,掌握着尖端科技的知识产权和高端制造业的产品定价权,研发投入高居全球第一,且在科研人才培养和科技成果产业转化等方面仍然令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其次,中国的制造业升级和科技进步实际上助推了美国向附加值更高的尖端制造进行产业升级,中国承接一定的中游生产使得美国能够将更多资源投入研发、创新和管理环节,使其集中力量发展尖端制造业和服务,带动全球经济向更高附加值领域升级,这也无疑降低了美国能耗和环保压力,提升了国家的整体竞争力。

第五,从另一方面看,这些进程也确实带来了不少客观的附带甚至是副产品,但这只能说明中美合作或者说全球化合作还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同样不应成为放弃合作共赢的理由。首先,全球化模式和进程是由美国主导的,跨国公司通过全球化获得的巨大利润仅被很少的一部分资本占有者获得,美国国内的财富差距明显增大,是美国社会固有的资本所有结构引致,而非由中国决定的。其次,美国当初主导开展的全球性产业战略布局后来致使国内产业空心化是美国政府产业政策为经济利益法则驱动所致,也并非中国的安排。美国提出要使制造业回归某种程度上来说有其合理性,但需要合乎经济内在规律。任何违背经济和成本规律的行政命令做法很难在市场机制为主导的机制中有可持续性。最后,中美经贸和经济全球化给美国带来了低通胀,但是这本应让美国人大幅受益的全球化结果被美国高昂的本土教育、医疗及服务价格上升带来的生存压力所抵消或掩盖,可以说美国出现可全球化商品的通缩和不可全球化服务的通胀并存。根据美联储数据,美国在过去40年平均2.5%的通货膨胀率相对温和,家具和家用电器、服装玩具和汽车等全球消费品的价格增长远低于整体通胀水平。然而,教育学费、医疗服务和租赁价格的年均涨幅却远高于2.5%,这在客观上加剧了美国民粹主义的反全球化声音。

从企业盈利、资本产出、消费者获益等几个方面审视美国这40年的收获

第一,美国企业是40年来中美贸易的最主要获益者

受益于中国经济环境提供的各种资源、廉价劳动力以及中国市场的巨大需求,在华经营的美国跨国公司收获颇丰。由于中国“世界加工工厂”的存在,美国企业成功地降低了生产成本,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出口主导的中国经济甚至帮助美国实现产业升级作出了很大贡献。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多,其中较为著名的就是2007年美国加州大学一篇探讨全球创新系统中价值分配的文章。例如,在苹果公司2005年推出的售价约300美元的产品中,出厂成本还不到售价的一半,而在这150美元以上的利润中,超过一半都由美国苹果公司获得,中国的组装企业只能从中获得不到1美元的利润分成,这种分润结构充分展示出了美国企业在中国代工生产过程中获得的巨大利润和它在全球化供应链中所节约成本之巨!

正是因为这些,大多美国企业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在华经营后,都会因为从中美经贸合作中获得的好处而选择继续留在中国发展,中国市场已成为其重要增长点和利润触发点。根据中国美国商会发布2019年《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中披露的数据,在华投资和经营状况良好的美企数量占到了受访总数的 90%。而其中愿意继续开拓中国市场、认为中国市场存在重要机遇的美国企业数量,占受访企业总数的98%,这其中更是有近20%的企业将中国列为最重要的投资地点。这些都足以证明当前美国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重视程度,以及中国市场为美国企业带来的吸引力。

同时,中国巨大的市场仍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布鲁金斯学会预计,2030年中国中产阶级人口将比2009年增加8.5亿人。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在对中国市场的分析中指出,中国市场不仅在市场需求方面具有竞争力,在移动支付、智能出行等新兴行业也具有优势。

在金融服务领域,美国企业也在中国获得巨额利润。中国在近几年的时间里,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为美国的金融机构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近年来,包括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标普、万事达、维萨等在内的美国顶级金融服务业公司纷纷进入了中国市场,这些金融企业通过战略性投资和金融性投资,在中国取得了不菲的投资收益。

第二,美国资本在中国获得了庞大的资金流与丰厚的回报

正是由于在中国投资带来的显著利益,美国企业才会踊跃在中国投资,一方面帮助美国企业成功进入中国市场,发掘了潜在的巨大消费需求;另一方面也造福美国经济,让美国企业实现低成本的产业升级和消费结构升级,让美国消费者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在资本市场方面,美国自中国获得大量资金流入,同样产生了十分可观的利益。一方面,截至2018年底,中国企业在美国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到633亿美元;另一方面,中国大规模投资和持有美国国债,为美国提供了充沛的资金来源。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中国在2019年底持有的美债投资已达1.07万亿美元。

第三,近两年的中美贸易冲突严重损害了美国企业的利益

根据美联储的研究分析,美中贸易摩擦使美国上市公司市值缩水近1.7万亿美元,并使这些公司2020年的投资增长率下降近2个百分点,这深深伤害了美国企业的利益,与美国政府宣传的“中国将支付关税”大相径庭。根据该报告分析,美国公司承担了美国进口关税上调的几乎所有成本,而中国不得已采取的关税反制措施也导致向中国出口的美国公司盈利能力下降。相关数据显示,约有46%的美国公司通过进出口或者子公司的销售与中国存在关联,中国市场为这些企业贡献了平均2.3%的营收。

第四,美国消费者从中美贸易中受益匪浅

“中国制造”使得美国的物价得以维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增长水平,这一方面相对提高了美国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增加了美国民众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实际福利水平;另一方面中美之贸易往来也支撑了美国庞大的就业市场。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布的数据,美国对华出口支撑的美国本土就业岗位在过去的10年间超过了110万。

要更加尊重和珍惜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和作为消费者/纳税人的选择

首先,从历史的角度看中美关系。从中美关系的发展历史来看,尽管直到20世纪70年代两国关系才开启了正常化进程,但这“中美关系在摩擦中总体不断深化发展”的40年是两国历史上双边关系最稳定、合作共赢收获最大的时期,而当前中美关系或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中国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不断成熟和完善,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竞争力,这也引起了部分美国政客对于这些积极变化的“失望和担忧”;从美国的角度来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占据主流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在近些年面临着巨大挑战,使得中国成了政治博弈的“替罪羊”。但正如很多国际关系研究专家所论述的,当下中美竞合关系与历史的最大差异在于:中国的经济起飞与崛起是通过进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和全球化进程以及对外开放实现的,而不是借助对外扩张和建立封闭的经济体系来实现的,现在中美之间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远超过历史上大国之间的经济联系,经济合作和其他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合作空间。

其次,第一阶段中美贸易协议的签署是在正确合作的方向上,它夯实了中美关系基础,有力地回应了中美全面脱钩论,而且中美双边关系对全球的稳定和发展都有着重要作用。不久前签署的第一阶段中美经贸协议对两国乃至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推动中美关系朝着正确的方向稳步前进。中美在扩大贸易规模、放宽市场准入、保护知识产权、建立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安排等诸多方面达成的重要共识,符合两国的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方面的共同利益,有利于进一步发挥两者之间经济互补性的特点。协议的有效实施所发挥的良好示范效应,将有助于中美两国今后深化共识,开展更广泛的合作。此外,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同时也是全球最发达和主导众多游戏规则的经济体之一,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中美双边关系对如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打破贸易谈判僵局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议题都有着重要作用。

再次,全世界新冠疫情下更需中美合作。当前这场仍在蔓延的大流行病已成为最新的可能也是最剧烈的美中分歧因素,新冠肺炎疫情问题造成了两国外交关系的新紧张气氛。但我们要知道,人类命运已成为一个共同体。如果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大国在抗疫问题上不能互相合作、做好表率,全世界的抗疫就难以顺利成功,而只有当中美更加紧密地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和问题时,我们才能回到一个安全、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最后,中美建交四十多年来的事实已充分证明,在全球化的时代,双方早已顺应潮流在众多领域自然形成交织格局,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这是两国大多数企业家和消费者/纳税人的重要共识。

本文刊发于《清华金融评论》2020年7月刊,2020年7月5日出刊,编辑:谢松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