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美英日主要国家扩大内需的经验｜国际

由于各国面对的政治经济形势与主要经济矛盾不尽相同，执政政府所奉行的经济理论也在不断发展，刺激经济复苏采取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都具有一定的历史特征，美国总体上采用财政货币政策刺激内需的政策更加明显，并辅之于反垄断政策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英国扩大内需更加偏重于刺激企业部门。

日本政府干预的力度更大，采取了全方位的刺激内需的政策，既有宏观层面的财政货币政策，又有基建和房地产刺激政策，还有扩大居民收入的政策。在扩大内需的政策上，除疫后各国出台直接的经济刺激措施外，提高居民收入、振兴实体经济提高企业活力等措施取得了较好的政策效果。

美国：着力于推动市场发展和宏观政策调整

20世纪50—60年代美国迎来了反垄断巅峰

二战后的反垄断短期核心目的是为了确保民主，推动市场经济。二战结束后，为避免产业集中权倾，司法机关扮演着主要角色，其中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沃伦和伯格法庭采取了较为激进和严格的判决标准，对仅仅占市场占有率的5%—10%的并购都否决，其中包括了著名的布朗鞋案，1962年美国政府以价格歧视和经营者集中原因，否决了布朗鞋业和金尼鞋业合并案。

为细化原则性规定，美政府对垄断行为给出了两类判决标准，即本身违法和合理规则判断。前者对应一旦垄断行为发生，无需法院判决，就认定违法，比如协议定价，分割市场计划、限制竞争等；后者主要针对法院需要通过评估合并之后，其占有率对市场的影响。

本次反垄断对经济内需存在两大影响：一是振兴中小企业，企业资本存量同比增速出现明显回升。在该时期内，绝大多数“大鱼吃小鱼”式并购基本都被相关机关和法院否决，市场集中度的不高、竞争压力可控意味着更多中小企业愿意进入到市场，创新投资意愿回升的同时市场产能也有所扩大。数据显示在1951年—1970年期间，美国平均资本存量同比增速为3.59%，远高于1970—2000年期间的2.83%，带动美国当时全要素生产率同步走强。

二是机会平等下居民贫富差距收窄，且劳动报酬在总收入中的份额上行。1980年之前，美国前1%人群的收入份额在不断回落，而中间40%人群的收入份额有所攀升。另外，市场集中度不高加大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促进美国劳动报酬占国内总收入（GDI）比重上行，进而推动美国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增速不断攀升。数据显示，美国劳动者报酬/美国国内总收入从1961年的0.55上行至1980年的0.58，随后在尼克松政府对反垄断政策方松管制下，劳动报酬边际递减。

20世纪70年代美国滞胀的走出主要靠财政赤字

二战后美国政府主要实行以凯恩斯主义为主的货币政策，导致70年代美国面临严重的“滞胀”危机。60年代之前，凯恩斯的理论在实践中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但是以“松”为主的货币长期执行中累积了大量的隐患，叠加当时石油价格飙升和不断扩大的军费支出，导致美国联邦赤字和通胀双双扶摇直上。

为解决根源问题，里根政府主要采取以下三种手段：抑制增长来降低通胀、减缓政府开支，以及平衡预算。沃尔克接任美联储主席后，美联储将货币量代替利率为政策中间目标，通过减少货币总量提高利率来稳定美元。另外，里根政府减少预算赤字、削减各类经费补贴、减少社会福利。

但与此同时，鼓励工业和中小企业做大做强，更多提振私人资本积极性，通过加强总供给来增加投资的核心在于大量减税。里根政府推出了三次大规模减税，其中1981年—1983年，所得税减少了23%，在1984年之后开始宣布对税制进行改革，降低私人和企业纳税率。

里根政府政策应对周期性衰退存在一定的优势。财政刺激的乘数效应在衰退和高失业率期间发挥作用更高，或意味着当经济增速触碰底部区间时，财政对经济的提振更容易体现，具体则体现在私有投资增长。

数据显示，在里根政府上台之前，制造业就业占全部就业的比重高达22%，其变动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更大，而当时美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速回落，且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均处于低位，部分归结于高于世界水平的公司税率。所以在里根政府大幅降低企业税率的80年代中后期，私人投资快速增长。

美国长久以来的双赤字归结于里根政府。里根上台后，美国财政赤字 /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为 2.58%，低于历史水平2.9%；联邦公共债务（不含政府机构）/GDP 比仅为 24.4%，导致整体的财政政策操作空间较大。

数据显示，1980年美国财政赤字为596亿美元，1982年已经高达1279亿美元，如此庞大的赤字支出主要依赖于发行国债，虽然当时日本等国家资金大举进入美国金融市场，为其提供了稳定有利的金融条件，但是也导致了美国形成了财政和国际收支逆差的“双赤字”。

2008年次贷危机：美联储量化宽松

2007年—2009年次贷危机迫使美国陷入了为期18个月的经济衰退，自二战以来最长的经济衰退时间，面对经济衰退和资本市场下挫，美联储和美政府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宏观政策来刺激社会总需求。具体来看：2007—2008年，美联储率先为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注资，并降低窗口贴现利率的同时开拓新的金融工具增加市场流动性。

本次救助虽然有利于挽救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防止危机加速蔓延，但是也形成较为悲观的预期，银行放贷意愿不高导致投资者信心回落，整体经济进一步走弱。2008—2009年，此阶段美政府逐步实施较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救助方案的总额从7000亿美元提高到8500亿美元、增加了延长减税计划并将银行存款保险上限由目前的10万美元提高到25万美元。叠加美联储继续对金融市场提供支撑，将基准利率下调至0%、实施第一轮量化宽松，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2009—2010年在全球外需会落下，美国联合主要国家采取多种手段以提振，受到金融危机和实体经济前期衰退的双重影响，2009年10月美国失业率一路攀升至10%，其负面溢出效应也导致全球经济进入衰退，外需为促进全球经济复苏：一是联合各国消除贸易壁垒。二是加大货币政策调节力度，联合各国同步降息，开启了第二轮量化宽松，改善全球信贷环境。

次贷危机经验表明传统的货币政策目标以及其实现的路径需要重新审视，以适应金融市场结构的变化。量化宽松的正面作用，一方面可以应对“流动性陷阱”，在其名义利率很低甚至于为零但实际利率较高的情况下，应对流动性陷阱的处方则是量化宽松，量化宽松向市场提供流动性；另一方面，可以避免通缩的出现，从而促进消费增长和企业资本开支。但是量化宽松的缺点则是政府信用背书受损、通胀路径不确定性抬升，未来回收流动性的时间点和方式面临考验。

2020年疫情：财政货币化

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简称疫情）之后美国政府出台多种财政刺激法案，推动居民消费支出回升。受疫情影响，美国个人消费支出从疫情前最高点下降约18.3%，作为美国经济总量占比最大的消费在疫情期间遭受重创，因此特朗普政府决定实施财政刺激计划，以提振美国居民消费需求。

2020年3月27日，在第一轮的2.2万亿美元财政刺激后，美国个人消费支出从底部回升，虽然之后的个人消费支出增速斜率有所放缓，但整体消费已修复近疫情前水平。为进一步提升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增速，政府实施第二轮财政刺激计划，推出《新冠疫情救济法案》的9000亿美元，虽然金额相比第一轮财政刺激减半，但计划拨款范围与第一次类似，对美国个人消费支出有提升但增速斜率仍未完全修复。

2021年3月，拜登政府推出了1.9万亿美元的新冠纾困救助法案，该法案包括每人1400美元的救助支票、贯穿整个夏季的每周300美元的失业救济金等多项内容，对美国个人可支配收入带来大幅提升，带动个人消费支出提高，同时消费增速斜率也较疫情前更高。

财政货币化是本轮美国通胀超预期的核心驱动因素。自2008年开始，美国实际利率明显下降，甚至出现负利率情形。根据凯恩斯的流动性陷阱理论，美联储无法在过低的利率下有效利用传统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来增加产出、刺激需求。

之后美联储转而采用现代货币理论，通过量化宽松（QE）来支持财政政策扩张，但由于21世纪之后，美国货币流通速度一直处于较低水平，所以依据费雪方程M（货币供应量↑）V（货币流通速度↓）＝P（物价水平变化不确定）Q（商品和服务总量假定不变），市场预期通胀水平不会有如此高的攀升。

但是疫情后美国货币政策支持财政政策无限扩张，M2×货币流通增速的同比从2020年3月的2.34%攀升至2021年2季度的16.81%，也进而推动美国通胀（即P上升）成为超预期因素。一方面，财政政策货币化所创造出的资金以现金支票等形式直接发放给消费者，叠加美国的低借贷成本和资产价格上升，有效需求得以快速修复，最终反映到超预期的通胀水平上。另一方面，财政支出创造的货币和信用更具外生性，对通胀的作用也更加明显和直接。

英国：着力于从企业部门入手

1979年撒切尔治疗“英国病”

为兼顾“抑制通货膨胀”与“刺激经济发展”，1979年撒切尔夫人大力度改革，宏观政策上转向货币主义经济政策，实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运动，经济得以恢复并缓慢增长。抑制通货膨胀是撒切尔政府的首要目标，除了控制货币发行量之外，政府还削减公共开支，实施“中期金融战略”，逐年降低货币供应量。

在经过改革初期的阵痛后，英国经济逐渐回暖，GDP增速于1982年回正。由于二战后长期推行国有化政策，到1979年煤炭、铁路、电力、造船、煤气、邮政等行业国有化比例达到100%。撒切尔提出要让市场来决定经济发展，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私有化使社会资源更加合理配置，经济活力大大提高，企业部门杠杆率和上市公司市值大幅上行。

1997年新工党执政带来“黄金十年”

20世纪90年代后，布莱尔领导的工党即“新工党”受以“第三条道路”为代表性的新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影响，开始政策的“现代化”转型，由此带来英国经济的“黄金十年”。英格兰银行（BoE）获得独立运作的法律地位，运用利率杠杆调节经济。

1997年英国经济实现了“30年来最好的年景”，但此后出现过热迹象。为政府推行长期增强经济后劲的措施，同时避免刺激过热的经济，还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实现经济软着陆。1998年夏天，在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导致经济增长减速后，英格兰银行5次调低利率，稳住经济。

运用财政手段，减税增支，确保经济增长。英国政府也力图利用财政政策杠杆促进消费和投资需求。政府还发挥财政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增加多子女家庭以及享受退休金的老年人的福利，同时保持了高中收入阶层的税收不变或者有所增加。

政府在促进企业资本开支，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方面，推出了一些有效的政策，比如，实施支持中小企业研究和开发新产品的税收信贷政策，降低公司税的中心税率，对科研设施的投资或指定的企业区内的建设费用完全免税。新工党虽然带来了英国经济的“黄金十年”，但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的冲击，经济陷入困境。

2010年卡梅伦联合政府实现金融危机后的复苏

卡梅伦政府既不能像撒切尔夫人时期大搞私有化、削减社会福利，卡梅伦政府选择了“宽货币”与“紧财政”相配合的经济政策。

为了实现稳定物价的货币政策目标，卡梅伦政府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启动“贷款融资计划（FLS）”作为补充货币政策工具，解决债务危机带来的信贷问题。第一轮量化宽松（2009年3月—2010年1月）中，货币政策委员会（MPC）共进行了4次总额达2000亿英镑的资产购买计划，企业和居民部门的信心开始恢复。第二轮量化宽松（2011年10月—2012年7月）总规模达3750亿英镑，在第二轮量化宽松的刺激下，失业率和通胀均从2011年第四季度峰值回落，GDP温和上升。自2013 年起，英国经济开始复苏，并于 2014 年实现快速增长，失业率下降，通胀持续下行。

2014—2016年卡梅伦实施长期经济计划，包括支持企业成长、创造就业机会、打击逃税漏税，减少赤字。在一系列政策相互作用下，英国经济得以持续复苏。卡梅伦政府提出要“打造二十国集团（G20）内最具竞争力的税收制度”，税收制度调整力度较大，比如，提高小额投资免税限额，2015 年公司税基本税率从2010年的28%降至20%。

保守党带领英国经济从疫情中缓慢复苏

疫情暴发初期，英国应对较为迟缓，2020年3月开始全国封锁，直到2021年3月底英国宣布优化疫情管控措施，7月取消绝大部限制措施包括口罩令、居家令；10月放宽外国游客入境英国的政策。

2022年2月，英国基本全面放松管控措施。面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英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管齐下刺激经济发展。英国财政政策实施重点在刺激消费根本原因取决于英国的经济结构，服务业占比英国GDP高达70%，服务业的恢复对于英国经济至关重要。

英国政府连续三年不断公布一系列的财税措施助力经济恢复：1）2020年7月，财政大臣苏纳克宣布了刺激消费计划，包括刺激餐饮消费、减税、促进房屋交易、发放就业补贴等措施。2）2021年3月宣布的财政预算案中，包括继续实施相关疫情补助以及恢复经济增长等一系列财政政策。与2020年相比，除了继续在支持企业和个人方面继续延续原有的措施外同时还在投资上发力，如宣布八个地方建立自由贸易港，期望以投资牵引经济恢复。3）2022年9月，英国政府为继续刺激经济增长，推出了大规模的减税方案，但该方案引发金融市场震荡，11月财政政策逆转，政府将在未来几年提高税收和减少财政支出。

2020年3月，英国央行紧急宣布降息，将基准利率从0.75%下调至0.25%，降息、贷款支持计划等措施，支持经济增长和稳定就业。在具体支持行业发展方面，加大金融产品创新力度，关注企业融资需求。在农村地区，提高农户补贴支付效率，完善农业信息系统。货币政策操作意在提振企业和消费者信心，改善现金流降低融资成本并拓宽融资渠道。

在经济刺激政策下，英国经济短暂复苏，但由于疫后人均可支配收入下降、通胀高企、美联储加息导致英镑贬值压力加大等因素的影响，英国消费恢复较慢，实际购买力下降，2022年全面放开使得在短期内出现了报复性航空需求，但修复进程已经放缓且仍不及疫情前水平，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预测，英国2023年的实际GDP将下滑0.6个百分点，经济修复动能不足。

日本：着力于全方位推行刺激内需政策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日本政府于1960年出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通过“还富于民”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根据计划要求，日本1961—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要实现翻番，即年均增长率应达到7.2%。“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具体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增加中低收入居民的劳动收入。“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重构建政府、企业、居民三者之间的利益合理分配机制，重视提高中低阶层劳动者的收入，日本劳动报酬占GDP比重由1960年的40%提升至1970年的44%，处于当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前列。

第二，推进城市化，缓和二元结构。农民群体是日本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重要对象。1961年日本制定《农业基本法》《农业现代化资金助成法》《十年土地改良长期计划》等系列政策，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同时，日本在1960—1969年通过推高大米价格。上述政策令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加，家电等耐用品在此阶段也得以普及。在计划执行期间，约有10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了城市。

第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日本在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期间，陆续出台了《国民年金法》《儿童福利法》《身体障碍者福利法》《老人福利法》等系列政策，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水平。在倍增计划十年间，政府社会保障支出每年增长18%，占到全体国民收入的5.9%。

第四，加大公共投资，解决就业问题。日本政府在此期间加强对道路、港口、铁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以扩大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居民收入。1961—1970年间，日本的失业率由1.43%降至1.15%。日本的公用事业费用在1955—1973年间增长约8倍，其在预算中所占比重也由13.9%增加至17.3%。

第五，出台法律法规，促进中小企业繁荣。日本1963年以来陆续出台《中小企业基本法》《中小企业指导法》《中小企业现代化促进法》《中小企业现代化资金扶植法》等法案，鼓励中小企业之间的联合，促进了日本企业的集团化趋势，加强了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专业化协作。

日本国民收入提前完成翻番的目标，收入差距显著缩小。由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效果较好，日本在1967年提前完成了国民收入翻番的目标。1961—1970年期间，日本的GDP和人均GDP基本保持同步增长。

此外，日本的基尼系数在1960年接近0.6的警戒线，1970年则降至0.256，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有所扩大，这也为日本后续内需的扩张奠定了基础。总需求回暖，居民消费扩张。劳动者收入的增长显著拉动了居民消费的增长，由于技术革新导致耐用消费品价格的下降，家电、汽车等消费在此期间得到普及。“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明显提高了日本消费指数。

签订广场协议后：推进积极财政政策与放松金融管制

制定《前川报告》的政策背景。日本实现产业升级，日美贸易摩擦进入白热化阶段。日美贸易摩擦始于纺织品，此后在钢铁、家电等多个行业均发生贸易摩擦，以日本“自愿限制出口”等妥协而告终。

日本产业结构的优化帮助其较好地应对了第二次石油危机，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经济实力和产业竞争力明显增强，汽车、半导体等技术密集型产品持续冲击美国市场，导致美国贸易逆差不断加剧，日美贸易摩擦明显升级。对美贸易账户的失衡以及日美国际地位的不对等，决定了日本必须主动调整经济发展模式。

广场协议签订后，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1985年9月，美国与日本等国签署“广场协议”，联手抛售美元使美元贬值，与此同时日元大幅上涨，出口冲击令日本经济出现下滑。

在此背景下，时任日本央行总裁的前川春雄受首相中曾根委托，向内阁提交的关于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的报告，即《“以实现国际协调为目标的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会”报告书》，被世人称为《前川报告》。

《前川报告》的要点。

《前川报告》的核心内容围绕着如何扩大内需展开，其政策目的是通过扩大内需减少贸易顺差、恢复国际收支平衡。前川报告的要点包括：扩大内需，改变经济结构、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推进日元的稳定化和国际化，促进对外技术和经济合作。《前川报告》主张通过完善住房市场、促进消费和发行债券用于地方基础设施投资，以扩大内需。

完善住房市场方面，报告充分利用民间的创造力，以此推进住宅建设、城市再开发等，同时加强住房减税、采取措施控制地价上涨。促进消费方面，报告主张通过增加工资分配、减税和缩短工作时间等方式，刺激消费增长。完善社会资本方面，报告主张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等方式扩大生产以及生活基础设施投资。

1987年，日本出台《新前川报告》，基本沿用《前川报告》的思路，具体内容有所细化。第一，集中住宅建设，并提供财税金融政策支持，并采取更具有竞争性的供给政策，鼓励其他行业参与住宅投资，盘活市场。第二，扩大公共事业投资。通过放宽限制、财政刺激、政策性贷款调动民间资本参与公共事业投资的积极性，保证项目开发的利润。第三，扩大消费，缩短劳动时间。缩小农产品、能源、住宅等的国内国际价差；通过增加休假日和年假天数等方式增加居民消费机会，进而扩大消费。第四，鼓励设备投资。重点促进高精尖技术以及适应产业结构变化的设备投资。

1988—1992：经济运行五年计划

1988—1992年的经济运行五年计划以转向内需主导型经济结构为主要目标。1987年竹下登政府在新经济计划中，将中期GDP增速目标定为4%，更加强调内需作用，内需增速定为4.5%。日本政府在 “政策运营的基本报告”中，强调内需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据此调整产业结构，最终目标是要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促进居民消费方面，日本政府着力推进减税降费。最明显的是把个税由原来最高税率70%降至50%，1988年总体减税规模达到了2万亿日元。同时，日本政府通过征收利息税降低居民储蓄意愿。日本政府于1987年废除了小额储蓄和邮政储蓄的免税制，利息所得一律征税20%。此外，贴现金融债和贴现国债的税率也由现行的16%上升到18%。

为了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日本提出“科技立国”的战略口号，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一个大的背景是美日贸易摩擦，日本政府认识到不能仅仅靠技术引进实现经济增长。此后，其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高精尖行业在此时期得到长足发展。

日本政府多次提高财政预算，并通过发行巨额国债来支持财政扩张，扩大基建开支，增加住宅投资。1987年日本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速达到24%，由此带动企业的设备投资增加，扩大了内需增长。

扩张性的金融政策与金融管制的放松。考虑到日本当时经济下滑、日元高位和通胀较低的情况，日央行采取长期宽松政策，大幅降低政策利率，贴现率从1996年1月的5%降到了1987年2月的2.5%。

此外，日本央行推动利率市场化，并减弱对金融活动的直接监管。由于实体经济走弱和低利率的背景，大量资金涌入地产和股市，造成资产价格泡沫化，为日本后来发生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埋下伏笔。

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后：政府部门加杠杆

日本央行收紧货币政策，导致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在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前，日本央行曾维持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令货币供应量快速提升。

为遏制房地产和资本市场过热，于1989年实施了紧缩的货币政策，最终导致房地产泡沫破灭，日本房地产价格于1991年触顶后开启了长达20年的下行通道，商业地产价格自高点回落87%，住宅价格自高点回落接近50%。日经225指数则从1989年末的38,915点暴跌至1992年8月的14,309点，降幅63.23％，企业和居民部门持有的金融资产价值严重缩水。

日本政府出台大规模刺激计划，代替居民和企业加杠杆。日本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后，居民和企业部门陷入资不抵债的困境，二者的目标由“利润最大化”转向“负债最小化”。进而居民和企业部门加速去杠杆，通过增加储蓄归还债务重新回到资能抵债状态。

企业和居民部门不断减少消费和投资以增加储蓄的行为成为普遍情况后，日本的总需求萎靡不振，进而导致经济陷入衰退。1992年8月，日本政府出台了10.7万亿日元的大规模刺激计划，其中6.3万亿投向基建，1994年日本政府制定了13.8万亿日元的《新综合经济对策》，日本财政支出规模持续扩张，但基建对于日本GDP的拉动边际减速很快，到1994年只能拉动0.1%的GDP。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发挥了防止经济负增长的作用，但日本GDP增速难以重回泡沫破灭之前的水平。在刺激政策出台后，日本公共投资占GDP比重迅速上升，1992年公共投资贡献度为0.9%，高于1991年的0.2%。

1996年桥本内阁拉开“六大改革”序幕，其中财政政策转向以缩减赤字为目的的财政再建政策。具体的改革内容包括：抑制公共投资、提高消费税、取消特别减税、提高医保个人负担比例等

然而，财政改革还未彻底施行，日本就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而陷入衰退。在经济衰退的影响下，日本的财政支出再度转向扩张。1998年桥本政府和小渊政府分别制定了高达20万亿日元左右的规模庞大的刺激政策。为提振内需，日本政府1999年发放了7000亿日元的“地域振兴券”，但是消费券被用于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刺激效果远不及预期。

全球金融危机后：“安倍经济学”

日本首相安倍上任之时，日本面临通货紧缩、预算赤字和经济增长乏力等问题。在经历资产价格泡沫破灭、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后，通货紧缩成为困扰日本经济社会的重要问题。2012年12月安倍上任时，日本的CPI徘徊在-1.0%—0.5%之间。

此外，日本政府的财政赤字问题也较为严重。自20世纪90年代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后，日本的经济增长缺乏支撑点。日本企业普遍经历了“资产负债表”衰退的过程，即不断缩减企业开支和投资，将资金用于偿还债务。这导致日本曾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电子产业因技术投资不足而逐渐走向衰落。

安倍提出摆脱通货紧缩、刺激经济 “三支箭”：宽松货币政策、灵活财政政策、促进民间投资的经济增长战略。具体如下：

首先，设定通胀目标，实施量化宽松。日本政府和央行2013年初确定2%的通胀目标。2013年4月，日本央行宣布实施“量化与质化宽松”计划（QQE），提前开启开放式资产购买计划。此外，日本央行还制定了收益率曲线目标，并自2016年起推行负利率政策。在日元贬值的带动下，日本出口有力反弹，通胀也显著提升。

第二，实施灵活的财政政策，消除供需矛盾。2013年，安倍政府高达2268亿美元的大规模公共投资。同时，安倍主张对企业减税激发经济活力。2014年4月，政府下调有效企业税2.4个百分点（从38%降低至35.6%）。为了对冲降税影响，日本2014年将消费税由5%提高至8%，并于2019年再度上调至10%。

第三，简政放权，促进民间投资。简政放权方面，日本允许非处方药在线销售、放开电力市场，废除了大米生产的政府补贴。政府向科技研发、产业制造、养老等领域增加财政投融资。此外，为了应对劳动人口短缺问题，政府在促进老年人、妇女就业方面也进行了政策调整。

2015年9月，安倍首相又提出新的“三支箭”，分别是经济刺激计划、生育支持计划和社会保障计划。经济方面，日本计划将名义GDP由2014年的490万亿日元增加到2020年的600万亿日元。

生育方面，日本政府主张大力支持面向未来的生育计划，使总和生育率从2013年的1.4提高到1.8。社会保障方面，主张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在战后最初出生的一代人年满 70 岁时护理人员的离职率为零。

“安倍经济学”让日本经济缓慢修复，诸多经济指标向好，但扣除物价增长因素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偏低。安倍执政期间，日本经济从2012年12月一直持续扩张至2018年10月，但实际GDP增长率仅为1.1%。日本失业率也从2013年1月的4.2%下降至2019年12月的2.1%。此外，日经指数和居民满意度等指标都有显著的改善。

本文编辑：王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