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海洲、周诚君 本文编辑/彭晓云
黄海洲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目前全球经济复苏处于上升阶段,世界由单极向多极转变的趋势更加明显,我国正面临金融领域改革、开放和以开放促改革的新机遇。要与时俱进,进一步放开目前还存在过多限制的领域,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全球资源配置、规则制定和治理。
1978年,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航程,特别是在十四大、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发展市场经济和开放型经济,以及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相关行业经受住竞争考验并空前发展,对外开放取得明显成效,对于促进各个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发挥了有力推动作用。
我国加入WTO后的发展表明,当时广为担心的情况并没有出现。相反,凡是对外开放比较彻底,积极参与全球资源配置的领域,都是发展比较好、竞争力强、与国际接轨比较密切的领域。当时出于各种考虑对部分行业给予更多保护,其实际效果适得其反,反而保护了落后,保护了垄断。
开放倒逼国内体制改革,提升了国内标准,促进各领域的改革与国际接轨,尤其是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规则制定。在微观领域,企业广泛参与国际竞争,充分发掘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在全球竞争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在宏观领域,随着我国对外经贸关系的不断推进,我国作为二十国集团(G20)等国际组织和机构的重要成员国,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和发言权已有重大跃迁,基本实现了从被动到主动、从外围到核心、从配合讨论到参与决策的角色转变。
我国正面临金融领域改革、开放和以开放促改革的新机遇。
中国面临对外开放的重大契机
世界由单极向多极转变的趋势更加明显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经济实力有所削弱;新兴市场凭借多年的发展,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在全球力量更趋均衡的情况下,中国在和美国的博弈中将有更多的“筹码”在手。
全球经济复苏处于上升阶段
外需将有望再次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一些结构性因素将在较长时间内压制全球的通胀水平:美国的就业市场完全复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产能缺口仍将存在;欧洲需求不旺,压低了全球总需求;过去30年全球化的结果导致竞争在世界范围内增强,资本在各地区之间的流动也更加容易。这为中国继续增加投资、把握美国和全球经济复苏所带来的机遇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条件。
欧洲、新兴市场的新契机
欧洲的技术和品牌出口为中国所需。中国可以主动“出击”,逐渐蚕食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新兴国家的经济利益,包括矿产资源、投资目的地等。中国和新兴市场之间存在着合作和竞争双重关系。美国经济复苏将拉动美元升值,对依赖外资、改革不充分的国家在未来三五年将可能造成较大的冲击。中国先发展起来,集聚发展势能,为将来的进一步可持续发展创造了空间,赢得了时间。
在金融领域以开放促改革
目前我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要继续抓住和用好这个战略机遇期,与时俱进,进一步放开目前还存在过多限制的领域,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全球资源配置、规则制定和治理。
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以及利率、汇率、国有银行和金融市场改革的深化,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条件越来越成熟。应加快制定并公布人民币可兑换的路线图、时间表。对现有政策进行梳理,对已经“可兑换”或“基本可兑换”的项目要进一步做实。如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首付汇、直接投资项下绝大部分跨境收付与汇兑等,大幅简化审核手续,降低政策门槛,为企业提供更大的便利性和自由度。
近期要加快推进跨境贸易结算及资本市场跨境投资领域改革。推动人民币成为更广泛的交易和结算货币,同时推行QDII2、股票市场国际板、境外发行熊猫债等资本市场改革,推动形成以人民币定价的国际资产,并在条件基本许可的范围内加大试点和推广力度,测试人民币实现交易和定价国际资产的功能后对我国金融体系的影响。
中期可全面推进外债、资本市场领域的对外开放。将外债管理转向以负债率和币种匹配为核心的宏观审慎管理;允许部分非居民金融机构进入我银行间市场;进一步扩大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主体资格,增加投资额度;允许境内银行和企业参与境外衍生品市场,允许非居民机构投资境内衍生品市场;允许个人接受或发放跨境贷款以及合法资金转移等。同时,构建与资本自由流动相适应的跨境资金流动监测预警体系,健全风险防控措施。此外,要将资本项目可兑换纳入法制框架,加快推进相关法规清理。
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一个有弹性和调整空间的制度安排。国际经验也表明,资本项目可兑换后,仍然可以从金融稳定等角度对可疑资金、外债、短期资本流动等进行宏观审慎管理,从而有效防范跨境资本流动可能带来的风险,趋利避害。同时,各项具体开放措施在时间安排上也有一定的灵活性,可以根据我国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改革基础条件的变化择机实施,成熟一项推动一项。
以开放促改革
有必要以扩大开放为推手,倒逼国内相关领域加快改革。过去30多年,中国的经济制度经历了计划、转轨、发展三个阶段,而未来30年,中国经济制度将走向更加规范,更加注重公平性、法制性和创新性。继2005年国务院出台《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非公经济三十六条)五年后,2010年国务院又出台了“新三十六条”。然而“新三十六条”及其细则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诸多障碍。当前,比较急迫和重要的对内开放和改革的领域是,尽快在金融等服务业全面扩大对内开放,重点是扩大准入,取消对民营资本投资金融等领域的各种限制,提高准入便利性,保护其投资权益。废止对外投资审批制度,支持企业“走出去”,通过价格杠杆引导市场主体的对外投资活动。
注重监管和协调
对外开放的过程无疑是一个祸福相依的过程,更加融入世界也意味着是挑战。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可以通过适当的监管、有效的协调,控制对外开放风险。可以设计相应的投资审查制度,在加强监管的透明度和公平性的同时,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和稳定。例如,对于一般的小额投资仅要求其向有关部门备案即可,对于一些涉及重要领域的重大投资,可以考虑根据其具体情况启动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非常规审查机制。对国家安全审查机制所涉及的范围可以采取较为模糊的定义,使其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更长时期内解决外资与国家安全之间的问题。国家安全审查的机制不但可以用于外资并购,也可以用于新设项目;不但用于审查国家国防安全,也应可用于审查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等。
迎接全球化新时代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交通工具现代化和网络普及,跨国公司业务的扩展,全球化的进程正在迅猛加快,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都会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一部分,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正在到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都应制定正确的政策,在保护本国利益的同时积极参与其中。只有以开放的心态把握全球的资源,把握全球的需求,把握全球的人才,才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实现互利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