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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速换挡与中等收入陷阱:思维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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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高玉伟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    本文编辑/王茅

如何顺利度过经济增速换挡期,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当前和今后几年的重要课题。中国要应对经济增长动力衰减、收入分配不合理、资源能源环境不堪重负等挑战,必须借鉴国际经验,确定度过增速换挡期的路径和策略。

当前中国正处在经济增速换挡的关键时期,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2014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将突破7000美元,并有望在本世纪20年代前半期达到高收入阶段。如何顺利度过经济增速换挡期,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当前和今后几年的重要课题。中国要应对经济增长动力衰减、收入分配不合理、资源能源环境不堪重负等挑战,必须借鉴国际经验,确定度过增速换挡期的路径和策略。

应对经济增速换挡、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

发达国家和部分新兴经济体在达到中上等收入水平之后,在不同程度上面临经济增速换挡问题。部分国家和地区能够成功应对相关挑战,得以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部分国家和地区则没能应对挑战,长期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以日本、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亚洲经济体,一直被看作是实现赶超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名义人均GDP从1000美元增长到12000美元以上,大致用了18~20年的时间,在此期间这些经济体名义人均GDP美元值年均增长率达到10.3%~14.9%。它们能比较顺利地度过经济增速换挡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发展经验主要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适时改变发展战略,坚持出口导向型经济;二是实施产业政策,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三是重视科技教育,培育经济增长动能;四是注重社会公平,调节收入分配格局。

然而,大部分拉美国家却没能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尽管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和智利等国目前均已成为高收入国家,但这些国家人均GDP从1000美元增长到12000美元以上,都经过了35年以上的漫长历程。因此,拉美国家一直被视作没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动力缺失,传统上依靠投资拉动和低成本劳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二是投资消费结构失衡,低储蓄和高消费使得拉美国家更多依赖外资发展经济,为频繁爆发的债务危机埋下了隐患;三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基础产业与加工工业比例失调;四是国内贫富差距过大,这些国家收入分配不均程度都较大,基尼系数几乎全都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

中国经济增速换挡、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的挑战

2001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2014年中国人均GDP将突破7000美元,未来几年中国仍将继续向高收入阶段迈进,但也面临来自经济增长动力、居民收入分配和资源环境约束等方面的压力。

首先,经济增长的动力正在衰减。从生产要素角度看,“人口红利”不断衰减,劳动力成本继续上升。2012年中国16岁~59岁的劳动力减少345万人,2013年进一步减少244万人,以后可能还将继续减少。从需求结构角度看,投资高增长难度越来越大,依赖出口的格局难以持续。国内投资的出口导向特征比较明显,而大规模出口导致大额顺差,内外经济日趋不平衡,中国由此面临较大的国际压力。从技术含量角度看,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有待提高。2012年,中国全社会研发强度远远落后于美国和日本,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较低。

其次,居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当前中国的居民收入分配格局,是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经济发展因素和体制改革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近些年来,年人均收入超过24000元的高收入居民比重从2002年的2.6%,上升到2010年的18.7%。中高收入阶层比重相对于低收入阶层比重的逐步扩大,使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加速向“金字塔型”演变。“金字塔型”收入分配格局并不理想,它对应着更大的收入差距,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橄榄型格局还有较大差别。全国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3023上升到2010年的0.4615,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别也有不同程度的扩大。

第三,资源能源环境不堪重负。能源方面,当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单位GDP的能源消耗高于大部分发达国家,也高于韩国、新加坡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资源方面,从人均矿产资源的拥有量来看,中国矿产资源比较缺乏,特别是一些战略性矿产资源的人均拥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国内矿产资源供给难以满足需求。环境方面,近些年来,中国大气、水、固体废弃物等污染问题越来越突出,约1/3的城市人口暴露在污染超标的空气环境中,约1.9亿人的饮用水有害物质含量超标。

中国度过经济增速换挡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

为了顺利度过经济增速换挡期、快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未来几年中国应更加注重保持经济较快增长,更加注重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更加注重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

一是保持经济较快增长,实现2020年GDP翻一番的目标。十八大确定了到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进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实现这一目标要求2014年—2020年GDP年均增长率达到6.7%。如果在2021年实现人均GDP突破12000美元,要求2014年—2021年人均GDP美元值年均增长率达到7.3%;而要在2023年实现人均GDP美元值突破12000美元,则要求人均GDP美元值年均增长率达到5.8%。

二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保持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相同步。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即所谓中国的“收入倍增计划”。这就要求在保持经济较快发展的同时,政府和企业适当让利,保障劳动者报酬和居民收入较快增长。计算表明,要实现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2020年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2014年—2020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需达到6.7%,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需达到5.8%。

三是坚持共同富裕道路,形成理想的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都强调“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共同富裕”“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然而,当前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更偏向于金字塔型,离橄榄型分配格局还有较大差距。要实现理想的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首先必须建立在持续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其次要培育大量的中等收入阶层或者中国的“中产阶级”。而这需要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通过推动经济增长以及调整分配制度和政策来逐步实现。

中国顺利实现经济增速换挡、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策略

展望未来,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的环境和条件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巨大变化,这要求及时重估和调整发展战略,科学合理制定发展政策,谨慎应对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风险,在深化改革、转型升级、改善分配、成果共享上有所突破。

首先,深化体制改革,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理顺各类要素价格关系,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市场法规和监管体制,规范市场秩序,降低交易成本,向“零成本经济”迈进。要致力于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建立健全市场监督机制和保障机制,确保取消和下放的审批权限不反弹、不走过场,放宽部分行业的准入门槛,使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有同等公平的竞争机会。要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更加重视基本民生服务、公益性基础服务、公共安全服务等,建立政府和企事业单位、非政府组织和社区服务组织的合作机制,提高社会管理水平。

其次,加快转型升级,培育经济持续增长新动力。在同步推进“新四化”中激发城镇化拉动增长的潜能,加快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这一最大的结构调整。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打造引领增长的新兴产业,要培育壮大新产品、新业态,发现和培植一些对就业、收入、发展和资源合理利用有积极正向作用的新兴优势产业。在大力推进自主创新中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要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运用高新技术加快改造传统产业,加强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和保护。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中发挥中西部地区的后发优势,要把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放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优先位置,增强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在强化巩固薄弱环节中筑牢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改革征地制度,推动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同时多渠道帮助小微企业解决融资贵融资难问题,减轻其承担的税费负担。

第三,合理有序分配,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一方面,要理顺国民收入分配关系,既要适当调节高收入者收入,又要大幅增加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防止居民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发挥再分配的调节作用是改善收入分配的保障,要按照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原则重构个人所得税制度,逐步开征财产税、遗产税,适当调节过高收入,建立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在考虑财力的基础上实现广泛覆盖,帮助解决城乡低收入户的生活、就业难题。

第四,健全社会事业,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建立健全社会事业,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打造共享经济。完善社会事业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要继续加大投入力度,扩大覆盖范围和覆盖领域;二要采取有效手段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和质量。教育发展是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的基础,这就要求中国在进一步加大对教育投入的基础上,保障教育质量和机会公平。同时,还要改善就业制度和就业条件,完善养老体系和发展养老产业,健全医疗保险制度,保障低收入者的居住条件,同时注重研究及时调整计划生育和退休政策,全面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准和幸福感。

第五,打造宜居环境,推进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中国的经济总量、产业、人口和环境承载力要求未来发展必须考虑资源节约问题和环境保护问题,资源节约要求产业发展和社会进步以集约发展为导向,环境保护则强调产业发展不以环境严重破坏和污染为前提。要履行国际责任和承诺,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紧紧依靠科技创新,加大环境治理的力度,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确定税收对于节能减排的引导和约束机制,选择合适的时机推出环境保护税,试点对高耗能和高污染的企业有区别地进行按单位GDP的碳排放量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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