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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央企高管限薪”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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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上海荣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王辰、上海荣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郑培敏 

多年来,人们对国企高管的薪酬制度多有诟病,不单纯是薪酬高低的问题,而且涉及薪酬透明度不足、职务消费畸高、高管长期政商“两栖”(既拿高薪又享有行政级别)等现象。近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简称:人社部)对央企高管进行薪酬改革,改革后多数央企负责人薪酬将会下降,与职工薪酬差距将显著缩小。根据人社部相关负责人的说明,改革后的央企主要负责人薪酬结构,将由基本年薪加绩效年薪,调整为基本年薪将根据上年度央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2倍确定,绩效年薪不超过基本年薪的2倍,加任期激励收入则不超过年薪总水平的30%,客观上达到了降薪的效果。

为何要对央企高管限薪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企民资融合成为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重头戏。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央需要表明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心,就一定会落实相关举措。由于央企这种受到行政保护的经营,其效益表现上更多地与资源性定价有关,但是资源性定价暂时开放不了,所以就先控制央企高管的薪酬,以薪酬管理作为切入点,来表明中央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态度。

同时,改革方案对于央企负责人薪酬采用了“一刀切”的方式,却没有做到一企一策,其效果是相当于直接设置了封顶的薪酬值,没有对每一家央企单独做个性化的安排。虽然“一刀切”并不是最优方案,但考虑到所有的央企只有中央政府这一个股东,很难做到不偏不倚,那么为了舆论上的稳定,政治上的安全,所以用了这种最简单粗暴、但是最便捷的方式,即“限薪”,以此来表明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心。

薪酬改革对国企有何影响

官方强调本次薪酬改革将调整行政任命的央企高管不合理的高收入,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央企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人社部披露改革首批涉及的72家央企的负责人,其职位皆由组织部任命,这些人都具有两重身份,一方面是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拿企业支付的工资,另一方面也是中央或地方上的干部,享有党政干部的待遇,比如医疗、住房以及各种福利性的待遇等,其薪酬再加上在岗消费等其他福利,在本次改革前其实远远高于普通员工。此外,原来的薪酬制度还不时暴露出在岗消费的无节制、滋生腐败等问题,从本质上来讲,官员待遇背后亦是经济待遇,因为各种待遇变相增加了他们的收入,间接减少了生活成本和支出。薪酬改革从经济层面切入,涉及政治问题,最终牵涉的依然是官员的个人经济利益。

针对上述情形,限薪体现了中央对国企中的官员落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和六项禁令的要求。当然,央企中大多数的干部确实比较有奉献精神和政治觉悟,他们希望归中组部干部局管,即便降薪也愿意接受。然而现实是,就算他们有奉献精神和政治觉悟,而且降薪不会降低工作态度,甚至不会降低经营业绩,但作为官员,他们并不都具备顶级职业经理人的专业素质,能力的局限导致他们很难赚出企业的超额利润,从而阻碍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同时,根据改革方案,如果央企对市场化选聘的职业经理人实行市场薪酬分配机制,而对于中组部或国资委任命的干部实施限薪,就难免发生同一企业内部两部分人“油与水不相容”的问题,并且会导致花大力气从社会引进的优秀管理人才到最后白白流失的情况。

因此限薪虽然释放了改革的决心,有着积极的一面,但“一刀切”方式的背后有着多种局限和不足,难以改变 国有企业臃肿低效的现状。

合理定薪根本在于产权市场化

国有企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特殊企业,它以企业面貌出现,但是还受到行政的产业领域的保护,国企所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的定价受保护,因此国企有相当一部分利润并不是经营出来的,最后损失的却是老百姓的综合福利,国有企业不是完全市场化的企业。西方理论是基于产权清晰,产权清晰到最后是有终极的,体现在有一个人格化的自然人可以决策,而国企的产权相当模糊,缺少一个这样的角色。

在“国企分类改革”的概念提出之后,改革的前景清晰了,也将对国企薪酬改革起到指导性作用。对于被划分为竞争性的国有企业,用混合所有制改造后未来将成为市场经济中规范的公众公司,就应采取完全市场化的操作方式,企业高管的薪酬水平应该由薪酬委员会来制定,由股东大会投票表决通过,年薪无论有多高最终都由股东埋单。在这个过程中,公司的大股东意志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即使小股东不同意,根据市场规则,小股东完全可以选择用脚投票的方式,把股票卖掉,或者在股东大会表决的时候投反对票。

用混合所有制的方法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质是产权制度改革。国有企业经过多年股份制改造,虽然很多国企早已变成混合所有制,国资占比已较低,但政府干预仍无处不在,公司治理上不达标,行政化垄断体制未真正打破,准入限制未真正放开。在这轮混合所有制推进中,若能有效破除上述限制,完全根据股权结构明确产权归属,变原先的“管资产”为“管资本”,这将有利于提高国有资本以及社会资金的效率。

结语

西方经济学中,政府可用的无非就是货币政策或者财政政策,但是中国的政府手上,有着一项非常重要的工具,就是国有企业的产权产权如果给了市场,企业效率和社会资金效率也将大大提高。但是这其中除了意识形态、政治观念的妥协外,更多的还有经济安全上的顾虑,这是一个非常有中国特色的经济问题,值得经济学家深入研究。国企高管限薪,表面看来仅与个人福利有关,但其背景却是国企改革这一盘大棋。国企治理,任重而道远,在深化国企改革时,我们也确实期待一个顶层设计文件,使得国有企业能够和市场经济实现最终的融合。

(本文编辑/王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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