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 本文编辑/丁开艳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已到达一个非比寻常的关键时期和历史性考验关口，仅以短中期调控着眼的需求管理已经不能适应客观需要，应及时引入以制度供给为核心、以改革为统领的“新供给管理方略”。本文论述了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性，并提出了配套改革建议。
面对“十三五”时期对接“全面小康”的决胜阶段和长期发展需求，十八届五中全会系统化提出了指导全局发展的理念。在此基础上，以创造新供给来引领和释放新需求，通过创新来构建“新动力”、通过改善供给侧环境和机制来激发微观活力构建“新动力”以更好实现可持续、“升级版”的发展，决策上已形成鲜明的导向。
从“新常态”概念看，我国经济运行中阶段转换的“新”已明朗化，但是“常”还没有实现。为处理好新阶段“动力机制转换和优化”、使经济运行企稳和质量升级的问题，须考虑“怎么促使微观经济主体潜力和活力充分释放”，这就要注重在整个经济体系的供给侧正确地把握和改善环境、机制，推进结构改革，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
供给侧驱动的必要性
“释放新需求”所需要的动力机制自然联系到“创造新供给”。《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炼出这个清晰的认识后,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实现整体跃升”。我国十分须要全面考虑从供给侧着力来驱动升级发展。
第一，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二元经济体，为解决“三农”问题，须要在广阔的国土上积极稳妥推进农业产业化，配之新型工业化、合理城镇化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所以，实施扶贫攻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的举措，须要大量供给侧的支持。
第二，虽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国区域差异仍然巨大，须要通过合理统筹协调，来有效贯彻系列区域发展战略。解决该问题，就要适当加大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力度，控制区域差异，达成协调发展。以实现“全面小康”为目标，在民生方面亟须进行系列公共产品和公益服务的供给，特别要应对环境矛盾挑战，处理好绿色发展问题，需要结构性的有效对策。
第三，为有效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必须坚定不移贯彻走创新型国家之路的方略。经济社会转轨过程中，必须支撑全面改革，支付必要的转轨成本。
第四，中国经济下行中最主要矛盾，已是通货紧缩压力。这个阶段，不仅要有适当宽松的总量政策，而且应特别注意区别对待有效供给，如此才能通过优化结构增强在国际竞争环境中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后劲。
总之，现实问题摆在面前，应清晰地强调在供给侧发力、区别对待且突出重点地对“三农”、社会保障、区域协调、自主创新、节能降耗、生态保护、深化改革等问题，加大要素投入力度，促进机制创新改进。这种供给管理是加强我国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增加国民经济中有效供给和可持续发展的支撑条件，也是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动力与后劲的环境建设的客观需要。在这方面努力，只会改进而不会恶化总供需平衡状态，有利于维护“又好又快”发展局面，且不会助长下一期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
中国作为一个转轨发展中的大国，要追求“从追赶到赶超”、后来居上的现代化，必须要从过去更多依靠“后发优势”，转为更多争取“先发优势”。实现这样的思路，定位上必然要“守正出奇”，在充分尊重市场主体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在政府职能方面有意识地把总量型需求管理与结构型供给管理相互结合，特别是把“理性的供给管理”作为“十三五”及长期谋求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组成部分。
三大“国情约束条件”
在总结认识框架基础上，再勾画我国基本国情以及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战略选择。考虑这个问题，就必须高度重视三大“国情约束条件”。
第一，是“半壁压强型”的巨大能源、环境、空间压力约束。具体看，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规模的经济体,与此同时，我国经济粗放发展中阶段性超常规的高峰期所形成的排污密度提升系数，叠加在“胡焕庸”线所揭示的“半壁压强型”基本国情上面；此外，我国资源禀赋条件决定基础能源“以煤为主”，而且很长时间不可能改变因“以煤为主”带来的异乎寻常的环保压力，这就引发了“高压力区”和“高压力阶段”中基础能源禀赋结构叠加而成的雾霾为代表的资源环境危机因素，造成中国经济“升级版”可持续发展所面对的矛盾凸显。
由此，中国基本国情是一种“非常之局”，实际增长中的资源环境压力绝不是一般理解的数量级。“非常之局”要得到破解，一定要有“非常之策”，一定要用供给管理降低供给约束，优化结构，激发潜力，释放增长空间。
第二，“中等收入陷阱”历史性考验阶段已到来。中国如何避免许多经济体遭遇的这个问题，争取顺利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深入思考的问题。针对其他经济体“中等收入陷阱”的前车之鉴，中国一定要居安思危、防患未然，怎么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是一种历史性考验，也具有对优化供给环境和体系的重大要求。
第三，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怎样弥合“二元经济”、走向共同富裕的挑战。实际生活中，如何把城乡、区域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财产差距保持在各个方面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并实现相关的社会公平正义，已经形成了一种严峻挑战，迫切呼唤要素的与制度的供给环境和机制的优化。
摆出如上三大制约后，我们往前看，应力求把能做的事情承前启后做好。在“十三五”和今后一个比较长时期内，我国战略目标应是先在“升级版”增长平台上使经济企稳，发展动力转型提升，化解矛盾冲破困难险阻，进而在实现“全面小康”之后争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再继续从“追赶”对接到“赶超”，以2020年“全面小康”对接2050年前后伟大民族复兴的现代化“中国梦”。
这样的战略，从“十三五”看，必须攻坚克难，推进改革，在全面小康的同时，力求2020年将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顶层规划中所排列的重大改革任务取得决定性成果；“十三五”之后十年间，要乘势“架设改革创新之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在2030年之后的时间段，要继续强化软实力和硬实力，实现伟大民族复兴。
供给端改革现状
总结如上认识框架后，我们应特别强调“解除供给抑制，放松供给约束”，因为这是提高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变“微观潜力”为“发展活力”的关键所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主要依靠供给端改革，特别是制度供给。这种制度供给支持中国前面30多年所取得的成就，但是进一步深化改革任务又异常艰巨。当前，我国经济仍然面临严重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这些便联系到在改革深化中必须解决的、实质性的供给侧创新问题。
支持经济增长特别是长期增长的要素，所谓“动力源”，在理论上分析主要是供给侧的五个方面：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制度，创新。国际经验表明，各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前，前三项（劳动力、土地与自然资源、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容易比较多地生成和体现出来。一般的经济体在发展过程的前一段中，强调“要素投入驱动”，具有粗放发展特征，与此是相关的。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后面两项即制度、科技和管理创新方面的贡献会更大。所谓“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是指后面两项能够给予新支撑。所以，中国新时期增长动力构建，实际上是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加上政治文明概念下的民主法治化的发展过程中，由实际经济生活中的供给侧五大要素，合乎规律地优化重构混合动力体系。结合当前实际情况，这几个要素都存在明显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须要通过全面制度改革化解制约，释放经济社会中的潜力，从微观市场主体层面提高经济增长活力。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再往下分析，可从如下视角来看当前我国经济所面临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如何需要实质性的供给侧改革创新。
从人口、劳动力的角度看，我国劳动力成本在上升，人口红利在下降。
从土地自然资源方面看，土地制度必须承认还带有明显的僵化落后特征，自然资源的粗放和低效耗用，也是越来越不能为可持续发展所接受的一种必须改变的现实。
在资本作用方面，与实体经济多样化融资和升级换代相匹配的金融支持是严重不足的，金融压抑还相当明显。
在进一步创新方面，首先是创新主体需要有创新能力的人，而教育体制扭曲僵化来破解“钱学森之问”，科技创新驱动力受到科技管理体制和科研经费管理制度的不合理束缚，在科技投入得到改善、统计上的科技成果也在上升过程中，真正的科技竞争力却没有同步提升。
在改革方面，制度供给视角下，应该承认政府职能相关改革不到位，制度供给仍然在现实过程中表现出严重滞后特征。
供给侧改革建议
在如上分析基础上，须要提出相关意见建议。中国攻坚克难的改革重点，首先是怎样真正从“增加有效制度供给”的角度实现创新和结构优化。要在充分尊重和敬畏市场的同时，理性地建设市场，坚持以经济手段为主，把政策设计与深化改革、优化制度安排紧密结合。
可提出主要政策建议有几个大的方面：
第一，立即调整人口政策，从控制人口数量转向优化实施人口资本战略。五中全会已明确宣布人口政策作进一步调整，在“单独两孩”政策于三中全会宣布之后，五中全会又进一步推到“放开两孩”。以后，还可进一步考虑在动态优化过程中，使人口政策适应人口结构优化支持中长期发展的需要。这方面应将“以计划生育重点针对体制内人群的人口控制”过渡到“以整个社会全面优生和提高人口质量为核心的人口战略”，同时进一步改进“以教育和提升创新能力为核心”的人口资本战略。
第二，是要积极审慎地推动土地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流转制度。从长期来看，在促进农村集体土地流转等这些必要改革措施中应积极总结借鉴重庆的“地票市场”经验，之后还可考虑借鉴深圳特区经验，最后对接到远景上“国有平台，整合分类，权益求平，渐进归一”境界上去。我们在把土地作为一个重要的、非常关键的生产要素作出确权和流转的基础上，应该心存一个长远目标，对接到一个真正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运行、长治久安的状态上。
第三，应该全面实施金融改革，积极解除金融抑制，有效支持实体经济。这方面，管理层面已不断地给出积极信息，央行这一两年已有一系列鲜明的改革态度和重要措施。未来要真正把金融多样化的改革进程对接到支持中国实体经济的升级换代。这种升级换代直接关系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受历史性考验。
第四，是在改革中切实为企业经营、创业创新活动松绑、减负，激发微观经济的活力。以自贸区为标杆进一步简政放权、降低门槛、实施负面清单、打造高标准法治化的营商环境；社保体系须考虑怎样“把基本养老保障统筹提到全社会层次”；同时还要优化调整整个税费体系、降低企业实际负担。这些改革举措都是以问题导向在制度供给方面发力，使企业经营创业活动进一步得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环境和条件。
第五，实施教育改革和创新驱动战略，加紧改革科研管理体制、经费管理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培养高水平的人才和按照科研规律促进创新，有效建设创新型国家。
配套改革建议
上述涉及五个基本要素和动力来源方面的意见建议，都是特别侧重供给侧发力，这些举措又离不开国家行政、财政、国企、收入分配、价格、投资等多方面的综合配套改革。在“多方配套改革方面”，也有必要提出意见建议。
第一，深化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应该同时考虑把“大部制”改革和“多规合一”的制度改革一起形成配套。要从“减少审批项目的数量”转到“真正使审批合乎质量要求”，其法治化、系统化、标准化、信息化、协同化、阳光化的实现，必须结合说了多年但仅走出几个小碎步的“大部制”改革。提高法治程度，顺应精简机构的要求，就要扩大动态优化设计的视野，择时启动整个“大部制”与“扁平化”框架下的配套改革，技术上配之以行政审批的国家标准化工作。
第二，应特别注重“规划先行，多规合一”。目前的情况是，不同部门分头来处理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具体化到国土开发、城乡建设、交通体系、环境保护、产业布局、财政跨年度规划等等，都应该纳入“多规合一”综合体系。这须要全国统一的行政审批信息数据库和在线行政审批平台的有效连通，提高政府官员系统的信息化水平，业务流程也要优化再造，同时相关各个部门的收费也要一并破除原来不合理的种种弊病。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第三，从现在看“十三五”以及“十三五”以后长期改革的深化，有必要进一步清晰地勾画改革可操作的要领。一方面，继续深化财税改革，支持政府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另一方面，要有序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合理转置，这也是新供给研究群体特别强调的方面。混合所有制改革还存在不少争议和纠结，需要进一步理清其思路和逻辑关系。
第四，改善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相关制度，积极打造“橄榄型”的现代社会结构。到目前，有些改革难啃的“硬骨头”特别关联到触动既得利益格局的再分配问题，比如，财税改革里“直接税”、转移支付，怎样冲破原部门局限而真正系统化、体系化、合理化等，都有一些“硬碰硬”的改革任务。此外，要强调以“满足公共服务需要、优化结构和调动潜能”为大方向积极理顺价格形成机制，配套攻坚的事项要抓住不放。
总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已到达一个非比寻常的关键时期和历史性考验关口，仅以短中期调控着眼的需求管理已经不能适应客观需要，应及时引入以制度供给为核心、以改革为统领的“新供给管理方略”。针对中国经济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须要“中西医结合”多管齐下、共收疗效。为适应中国新一轮经济发展中打造有效动力机制总体要求，应特别注重从供给侧入手，针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突出问题和矛盾，从微观主体（即创业、创新、创造的市场主体）层面，释放经济社会的潜力和活力，托举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促进总供需平衡，加快增长方式转变，这样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扫清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