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2015年12月1日，IMF执行董事会批准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人民币纳入SDR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都具有重大且深远的意义。

北京时间2015年12月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行董事会批准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自2016年10月1日起，人民币将被认为是可自由使用货币，与美元、欧元、日元、英镑一同构成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人民币纳入SDR篮子，无疑是2015年重大看点之一。人民币加入SDR篮子，一方面表明国际社会对中国前期金融对外开放进程的认可，同时也是对国内改革力量的肯定。

加入SDR是对前期人民币国际化成果的认可

SDR是IMF在20世纪60年代末创设的一种账面资产，主要用以应对美元危机、弥补国际清偿能力的不足。虽然SDR是各成员持有的国际储备资产的组成部分，但它本身不是货币，只是信贷账户，规模很小、用途很少。在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之前，SDR几乎归于沉寂。然而，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把SDR重新拉入了大家的视野。一方面，由于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发生，IMF需要为危机救助增加贷款资源，其中一个措施就是要增加SDR的分配；另一方面，2009年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发表的《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思考》更直言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重大缺陷，即主权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面临内外均衡难以兼顾的特里芬难题，为此提出应创设超主权货币，如通过做大、做实SDR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

成为SDR的篮子货币主要有两个标准。一个是商品和服务贸易出口大国，这个标准早在五年前第一次评审人民币加入SDR篮子的可能性时就已满足。另一个标准是“可自由使用”，即在国际经济交易和外汇交易中广泛使用，主要看该货币在银行国际借贷、国际债券发行、全球外汇交易和外汇储备资产中的占比。那时，跨境人民币业务才于2009年启动试点，人民币跨境使用也才刚刚起步。2010年，人民币加入SDR的评审没有通过此标准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在过去的5年多时间里，人民币的跨境使用取得了长足进展。人民币现已成为境内第二大跨境结算货币、全球前五大跨境支付货币、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全球第七大外汇储备货币、全球前十大债券发行和国际借贷货币、全球第六大外汇交易货币。IMF于2015年8月初发布的《关于SDR篮子评估方法的初审报告》中，按前述四个指标加上一些辅助指标，采取量化方式考察了人民币的“可自由使用”程度，得出的结论是：人民币是“不可自由使用”货币中，在国际经济交易和外汇交易中使用程度最高的货币。因此，在2015年11月的评审报告中，IMF进一步将人民币认定为符合“可自由使用”标准，也就不突兀了。

根据“可自由使用”的定义，IMF并不要求SDR篮子货币是完全可兑换的货币，也不对该货币的汇率制度有特别要求。实际上，20世纪60年代末创设SDR时，当时还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时期，绝大部分货币也只是实现了经常项目可兑换。“可自由使用”只是要求该货币能够被境外中央银行类机构便利地在国际上使用和交易，满足调节国际收支的需要。

为更好满足“可自由使用”的操作性要求，中国过去一年采取了一系列配套措施，包括：允许境外中央银行、货币当局、其他官方储备管理机构、国际金融组织以及主权财富基金进入国内银行间债券和外汇交易市场，便利境外中央银行类机构利用在岸市场更自由地使用和交易人民币，使人民币更加符合国际储备资产标准；优化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报价机制，提高其市场化程度和基准性，促进境内外汇价趋于一致；取消存款利率上限控制，人民币利率市场化迈出重大步伐；中国财政部于2015年第四季度开始每周发行一期3个月期贴现国债，以满足SDR关于市场利率的形成标准；中国采纳IMF数据公布特殊标准（SDDS），启用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CIPS）等，这有助于进一步为人民币加入SDR加分。

上述措施本身符合中国既定的改革方向，即便没有加入SDR这一事件，中国本身迟早也要做。尽管对于2015年8月人民币汇改的时机选择争议较大，然而，一是，资本外流、人民币贬值压力在新汇改之前早已持续存在，而非汇改所触发，尽管在汇改初期有所加重；二是，人民币汇率形成市场化改革迟早要做，与加入SDR未必有直接关系，现在不改将来也未必有更好的时机，历史上我国曾经多次错失深化汇改的良机，现在或许还在追悔莫及；三是“8.11”汇改并没有导致局面失控，增加中间价市场化程度和基准性的改革目标初步达成，外汇市场运行总体趋稳。

另外，也有人质疑近年来为推动人民币加入SDR，中国政府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做法。但是，第一，人民币国际化在此之前就已发生，2004年建立香港个人人民币业务清算渠道，以及2009年启动跨境人民币业务试点，均与人民币加入SDR无关；第二，诚然人民币跨境使用后，令跨市场套利行为更加便利，但即便没有跨境人民币业务，境外无本金交割远期（NDF）人民币市场的存在早已令境内外汇管理面临挑战；第三，迄今为止，人民币离岸市场对在岸市场的冲击总体可控，影响总体有限。

综上所述，中国是以较小的成本或者代价，推动人民币加入SDR的，而不是简单地为SDR而SDR。

加入SDR是推动中国扩大金融开放的催化剂

人民币加入SDR篮子，表明了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前期金融对外开放进程的认可，是对国内改革力量的极大肯定，至少相对于人民币被拒的较坏情形，这更加助于振奋信心、凝聚共识，进一步推动相关改革。

IMF已经从从统计的角度，认可了人民币符合“可自由使用”的标准。但从市场角度来讲，或许人民币的“可自由使用”程度并不像数据表象显示的那样高。比如说，有些市场人士和机构就反映，中国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的开放，主要是针对境外官方机构和多边国际组织，私人部门还缺乏自由进出入的渠道。

虽然加入SDR篮子本身不要求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也不要求人民币汇率市场化，但人民币加入SDR篮子本就意味着中国政府对外做出的不断便利人民币在国际经济交易和外汇交易中使用的承诺，督促中国政府更加遵守市场规则、国际惯例。这有助于倒逼中国推进相关改革进程，或者至少不能随意倒退，并有助于督促中国不断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加强法制建设、增加市场透明度。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就是坚持开放发展，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推动人民币加入SDR，成为可兑换、可自由使用货币。

诚然，人民币加入SDR篮子不一定像A股纳入明晟（MSCI）新兴市场股票指数那样，产生境外机构被动配置人民币资产的效果，但为奠定人民币国际储备资产地位进行了“背书”，有助于提升境外配置人民币资产的兴趣。这相对于人民币不加入SDR的基准情形，更有利于对冲当前因境内机构与个人资产多元化和债务去杠杆而产生的资本流出压力，为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创造更好的金融市场环境。

事实上，因为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人民币属高息货币，海外存在配置人民币资产的需求。如果中国能够更加市场化、国际化，这些潜在需求就有可能转变成实际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讲，假使人民币汇率像其他主要货币那样更加灵活，不一定会抑制海外投资需求，相反，有可能因为汇率形成更加透明、更加可预期，反而可能吸引更多外资进入，进而产生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波动而非单边贬值。

加入SDR是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注入新活力

经过1980年最近一次调整后，SDR篮子中主要是美元、欧元（取代了当时的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英镑和日元等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如果人民币被纳入SDR篮子货币，那这将是过去30多年来，SDR篮子第一次正式扩容，也是第一次将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纳入其中。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的国际货币体系缺陷之一，就是新兴市场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不足，与近年来新兴市场全球经济贡献的迅速提升大不相称。IMF的份额和投票权改革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而受阻于主要国家，2010年通过的改革方案迄今未能落实。将人民币纳入SDR篮子，不仅是中国的国家荣誉，也是新兴市场的集体荣誉，是提高新兴市场话语权的一个重要突破。

如果通过将人民币纳入SDR篮子货币，推动中国扩大金融双向对外开放，推动人民币成为可兑换、可自由使用的货币，其意义不亚于本世纪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影响。中国进一步融入金融全球化、一体化进程，将深刻影响国际资本流动格局：一方面，将改变中国以外汇储备为主的官方资本输出格局，增加民间资本输出，进而改变国际资本流动的风险特性；另一方面，将扩大全球可投资的金融工具容量，进一步改善金融投资的流动性。

本次国际金融危机还暴露出主权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存在重大缺陷，推动超主权货币如SDR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有可能是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一个备选项。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币加入SDR篮子货币，有助于提高SDR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有助于增加SDR价值的稳定性和提升SDR资产的吸引力，为扩大SDR的使用创造条件。对于中国来讲，加入SDR短期可能主要是象征意义，但从长远来看，也不失为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提供国际公共品的一步重要布局。当然，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受益者，中国政府的立场是完善而不是挑战现行国际经济金融秩序。全球治理改革任重道远，中国需要审时度势，顺势而为。

总而言之，人民币加入SDR篮子货币，是对人民币国际化水平迟到的认可，也是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新动力。短期而言，其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性意义，对此需要以平常心看待，不必过于患得患失。长期而言，必将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将促进国际货币体系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