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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新、郭可为、朱妮:“特朗普经济政策观”对我国经济金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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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上任伊始,其政策主张很可能将对中国外贸、企业投资、人民币汇率和货币政策等方面产生影响。本文对此进行一一解读,并提出中国的应对策略。

从党内竞选阶段开始,特朗普就不断表达在贸易、税收、对外政策等方面的政策主张,笔者将其称为“特朗普经济政策观”。如果说这些政策主张此前还只是停留在口头宣传阶段,那么在特朗普正式上任之后,这些政策主张很可能化为实际行动,并对我国外贸、企业投资、人民币汇率和货币政策等方面产生影响。

“特朗普经济政策观”的主要内容

第一,贸易政策突出强调美国利益,贸易保护主义成为基调。特朗普一直极力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等贸易协定,提出将就NAFTA重新进行谈判,并退出TPP。此外,特朗普称要加强贸易执法,对中国和墨西哥等进行“不公平倾销和补贴”的国家征收高额关税,以保护和夺回美国的制造业工作岗位。他多次明确提到中国的对美出口造成了美国失业率上升,扬言对所有中国进口产品征收45%的关税。

第二,财政政策大胆而激进,美国面临财政失衡的挑战。特朗普财政政策主张主要包括扩张性财政支出政策和全面性减税计划。一方面,他主张增加财政支出,根据其总统班底公布的初步框架,特朗普计划任内投入5500亿美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他又主张全面性减税,其减税计划涵盖企业和个人,计划将企业所得税率由35%降至15%,个人所得税率最高边际税率由39.6%降至25%,并废除房地产税、赠与税和隔代转移税等。特朗普欲利用减税大幅提升企业投资和个人消费,并计划大幅增加国防预算和基础建设投资。上述政策如若成功实施会对美国经济形成有效刺激,但关键的问题在于特朗普政府如何调和减税与增支的矛盾,使财政收支实现基本平衡。

第三,货币政策左右摇摆,未来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特朗普多次抨击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认为低利率环境造成了资产价格泡沫和股市的虚假繁荣。另一方面特朗普又认为低利率好处多多:一是低利率的融资环境有助于推行积极财政政策,特别是低利率有利于发行更便宜的新债以偿还高息的旧债;二是低利率可以降低基建投资的融资成本;三是加息将推高美元汇率,损害美国相对于中国的竞争地位。由于特朗普的货币政策取向的矛盾性,以及需要考虑与财政政策的配合,因此美联储未来的货币政策走向,包括时机、规模及货币政策工具等各个方面均存在着较大的变数。

第四,产业政策升级以促进就业为主要目的。特朗普提出的“产业回迁”战略与奥巴马时代提出的“制造业回归”战略有所不同。奥巴马的产业政策定位于高端制造业,所需的就业岗位较少而且对人员素质要求较高。而特朗普的“产业回迁”战略着眼于中低端制造业,可以创造更多就业岗位而且不需要太高的知识背景,正好可以迎合“铁锈地带”白人蓝领工人的就业需求,而这也是白人蓝领坚定支持特朗普的主要原因。汽车、飞机等机械制造业复兴可能会成为特朗普的产业政策关注点。此外,道路、机场、桥梁、排水系统和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产业升级可能会受到推动,并创造大量就业机会。

总结起来,“特朗普经济政策观”就是要利用美国的强势地位,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争夺美国的贸易利润;通过积极的财政扩张计划来拉动需求,推动美国经济增长;通过减税改革来增加对企业投资的吸引力,引导全世界的资本来美国投资建厂。

“特朗普经济政策观”对我国的影响

第一,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将会对我国外贸产生负面影响。特朗普表现出明显的“以国内为先”的政策倾向,以此实现美国国内就业增长,重振“美国制造”。上任仅仅三天,特朗普就签署行政命令,宣布退出TPP,兑现了贸易保护主义的竞选理念。TPP的退出有助于美国摆脱多边贸易规则下所受到的限制,在相对更容易掌控的双边贸易谈判中争取利益最大化,开启了特朗普时期贸易保护主义的大门。特朗普在竞选阶段还曾扬言要对中国征收高额的关税,由于美国总统具有较多的直接采取限制措施而无须经过国会批准的权力,所以美国未来的贸易政策转向保守与强硬是大概率事件。

作为美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国,中国几乎难以避免地将成为美国贸易保护的主要对象。由于中国低廉的出口价格极大缓解了美国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且中美贸易目前总体上仍然处于互补的格局,全面贸易战的打响会不可避免地伤害到美国消费者的利益,再加上特朗普新政府的主要成员中,副总统、国务卿等也都明确表示反对贸易战,所以出于现实考虑,特朗普应该不会实施全面贸易保护主义。贸易保护将更多地体现在针对个别有突出利益冲突的行业开展反倾销调查和提高关税。其中,在振兴“美国制造”的理念下,中国的钢铁、汽车、纺织等优势产业可能受到最直接的冲击。实际上,在签署行政命令退出TPP后,2017年1月23日,美国商务部宣布仲裁结果,认定从中国进口的卡车和公共汽车轮胎存在倾销和补贴行为,将通过美国海关对上述产品征收相应的保证金。2月2日,美国商务部发布最终裁定,认为从中国进口的不锈钢板和钢带面临补贴,以低于合理水平的价格在美国市场倾销。这表明,美国商务部在对中国不锈钢板产品征收关税的道路上又进了一步。

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将对我国对美贸易发展带来挑战,贸易顺差增长面临考验。从国际收支角度来看,我国非储备性质的资本与金融账户资本流出已经大于经常账户的外汇流入,导致我国外汇储备持续下降。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1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跌破3万亿美元,为29982亿美元。未来如果中国贸易顺差面临挤压,中国外汇储备消减速度可能加速。

第二,全面减税计划可能加速资金流出,倒逼我国减费降税政策。目前美国公司税水平为35%,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公司税率已经降到22%左右,英国和加拿大甚至降到了15%。美国的公司税客观上存在下调的空间,而且共和党一直主张通过减税促进经济增长,因此落实减税计划并不难。减税计划也是特朗普政府吸引全球资本到美国投资建厂、促进美国制造业复兴的重要举措。对于中国而言,在美元加息升值的背景下,美国的减税计划不仅会推动境外投资资金的撤离,还会刺激国内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加大对外投资力度,引发国内资金外流。美国的减税计划还引发了对中美企业经营税负水平的广泛关注与争论,有希望倒逼我国加快推进减税降费等改革措施,切实改善投资环境,提升我国对全球资本投资的吸引力。

第三,对我国的货币政策和汇率产生影响。在货币政策方面,虽然特朗普在美联储加息问题上的逻辑前后有所矛盾,但总的来看,未来美国货币政策将趋向收紧,加息的趋势已经确定。中国的利率优势将伴随美国加息而削弱,对资本的吸引力下降,并使人民币汇率承压。如果中国提高利率,以此来抵御资本流出的风险,则会使复苏动力尚不强劲的中国经济承受较大压力,并有刺破部分地区房地产价格泡沫的风险。可以说,美国进入加息周期压缩了中国货币政策的施展空间。

在汇率问题上,2015年美国财政部对“汇率操纵国”的标准进行了具体化。一个国家或地区认定为“汇率操纵国”的参考条件包括:对美货物贸易巨额顺差(超过200亿美元)、高额经常项目顺差(占该国GDP3%)和持续、单向的外汇干预(一年内净买入外汇超过GDP的2%)。以上述标准为参照,特朗普声称要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这些都对我国的货币政策制定和人民币汇率变化带来很多不确定性,未来我国在货币政策与人民币汇率自由度上将会面临一定挑战。

第四,特朗普的孤立主义政策倾向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美国在中东、亚太地区的干预力度,与中俄的战略摩擦将会有所减弱。这为我国拓展外部空间、减少与周边国家摩擦提供了一定的积极条件,有利于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整合与经济建设的推进。此外,特朗普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兴趣很大,颇有通过基建投资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意味,巨大的基建投资需求或为中国企业的业务拓展提供机遇。

2017年1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中国的应对策略:以实力为基础

十八大以来,中国大力推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取得了一系列成果。面对“特朗普经济政策观”可能带给我们的挑战,一方面,中国应坚决维护自身的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营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增强自身全方位的综合国力;另一方面,面对可能出现的对美贸易收缩,需要从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着手,积极应对。

第一,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挖国内市场潜力。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质量,改善供给结构,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影响因素,要加快研究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尤其是要提高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中低收入群体可支配收入;购房是消耗居民财富的重要路径,要坚持完善目前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抑制房地产投机,建立房地产市场发展长效机制,房价稳定了,居民可支配收入就相对提高了,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也就增强了;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充分发挥政府购买的带动作用;要切实降低制度成本和税费成本,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促进企业投资发展。

第二,深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积极拓展国外市场。在特朗普大力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大背景下,“一带一路”战略对扩大我国对外贸易意义重大。2016年,在我国外贸出口下降2%的情况下,对“一带一路”部分沿线国家的进出口呈现积极态势。其中,对俄罗斯、波兰、巴基斯坦和印度出口分别增长14.1%、11.8%、11%和6.5%。通过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可以积累有益经验,进一步加大拓展海外市场的力度,减缓对美贸易收缩可能带来的冲击。

第三,加大资本管制力度的同时,提高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容忍度。根据克鲁格曼不可能三角理论,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和汇率稳定三者不可兼得,央行将要在资本项目开放、人民币贬值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之间进行妥协。按照上述理论,如果放任人民币在市场的力量下迅速贬值,能够保证资本项目开放的进展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节约外汇储备的消耗)。如果遏制人民币的贬值态势,则有两种选择,一是动用外汇储备冲销,二是放缓资本项目开放。第一种方式代价太大。2017年1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2.99万亿美元,这些外汇储备用来托人民币汇率无异于杯水车薪,13亿人每人5万美元的购汇额度就需要65万亿的外汇储备,2016年全年已经消耗掉外汇储备3198.4亿美元。所以建议选择第二种方式,即加大资本管制的力度。事实上,亚洲金融危机后,各国政府和经济学界纷纷反思资本项目自由化的理念和实践,资本项目自由化也被请下了经济学神坛。因此,建议加大资本管制力度,在不损害国家信用、政策允许的前提下适当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监测和管制,建立针对国际资本大进大出可能导致的金融风险的防范预案。与此同时,建议适当提高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容忍度。

第四,切实降低企业营运成本,为企业投资生产营造良好环境。为了应对特朗普可能实施的减税计划,我国要在减税降费降要素成本方面加大力度,进一步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的交易成本;降低各类中介评估费用,降低企业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调整完善劳动力市场结构,为实体经济输送技能匹配、薪酬合理的人力资源。

(刘新、郭可为、朱妮均为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经济分析师。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所在机构无关。本文编辑/丁开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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