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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剑辉:加快银行业改革创新 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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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以来,尽管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仍面临诸多困难,但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动能正在积聚,银行业面临的外部发展环境发生了新变化,呈现出新态势。本文认为,中国银行业亟须顺应监管形势新变化,深化“轻型银行”转型、提升精细化定价能力、防范流动性风险,以改善金融供给总量和质量,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目前,银行顺应形势,实现自身供给侧改革方面,已经呈现出七大发展趋势。

2016年,伴随着中国经济企稳向好,货币政策开始从稳健转向实质中性,央行适时提升了货币政策操作利率,“防风险”“去杠杆”成为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的政策主基调。面临新的外部发展环境的同时,2017年随着宏观审慎评估体系逐步完善,金融业的监管规范性文件连续出台,银行业迎来化解金融乱象的监管“大年”。

尤其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之中,面对复杂的国内外金融形势,2016年四季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为此,监管政策连续出台,弥补制度短板、强化监管力度的大幕拉开。从2017年3月23日—4月10日,银监会连续下发八项文件,矛头直指金融风险防控。八项文件虽然各有侧重,但主体思想是对银行业内存在的风险进行摸底排查,引导行业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并对下一步的监管工作进行部署。八份监管文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自查类文件,要求银行对风险问题限时进行排查整改;另一类是指导性文件,明确了风险防控的方向和解决办法,强调监管主旨意在促使银行业回归本源、专注主业,服务实体经济。八份监管文件各司其职,有点有面,银行业将面临全方位的专项治理整治。5月15日,银监会发布《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印发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指出2017年拟完成的立法项目共46项,包括代拟行政法规(4项)、规章(11项)、规范性文件(31项),从侧面凸显了监管机构规范银行业从业行为的决心。

伴随着监管不断趋严,以及“一行三会”协调监管机制完善,之前金融市场盛行的各类监管套利、空转套利、关联套利以及不当交易行为均将受到严厉遏制,银行业的合规风险防控压力空前增大,风险排查和防控将成为贯穿2017年的主题。比如,目前银行业各类风险传染共生的特征更加突出,为了使跨行业跨市场资金流动始终能够“看得见、管得了、控得住”,监管机构对同业投资和理财投资强化了穿透式监管,控制资金投向并降低资金杠杆。同时监管机构要求银行降低同业融资依赖度,严防流动性风险传染。同时MPA评估将表外理财纳入广义信贷范围,监管机构拟将更多资产类型纳入评估框架,更全面地对银行体系实施宏观审慎管理。此外,央行进一步完善了宏观审慎框架,包括将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扩大至全国范围,对境外人民币业务参加行在境内代理行存放执行正常的存款准备金率,按照“因城施策”的原则对房地产市场实施住房金融宏观审慎管理等。宏观审慎评估管理框架作为央行管控系统性风险的重要工具,其内涵的不断完善和丰富势必将对银行业的资产扩张、资产配置、资本安排、发展模式等带来重大影响。

顺应监管形势变化加快银行业改革创新

目前,在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主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中,面对监管正本清源、治理金融业乱象,规范影子银行体系发展的强监管趋势,银行业要正确认识监管环境所发生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的长期性,认真落实银监会“三违反”“三套利”“四不当”“银行业市场乱象”等专项治理,同时在业务发展上回归本源,防止出现不顾风险片面追求规模和利润的倾向;专注主业,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量和水平,防止资金“脱实向虚”,应该顺应监管形势变化的同时加快自身改革创新,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首先,商业银行应深化“轻型银行”转型,合理摆布资产负债结构。一是针对存量资产积极“调结构”“促流转”。加强信贷资产行业结构和客户结构调整,压缩非生息资产规模,充分利用不良资产处置、推动退出等方式实现信贷资源有效释放;二是加强负债管理,构建良好的存款的内生增长环境,加紧构建银行负债能力考核体系,突出核心存款考核导向,确保同业负债占比符合监管标准;三是重视表内外资产与负债的联合推动,加强理财资产供给与资金对接相协调,降低表外、表表外资产的错配程度和杠杆率水平,切实做到风险可控、业务可持续。

其次,商业银行应加快定价管理体系建设,提升多维度精细化定价能力。在当前市场环境下,外汇占款持续减少,货币投放更多依赖央行中期借贷便利(MLF),导致商业银行整体负债增长乏力,负债成本上行,股份制银行日均存贷比持续提升。商业银行应在资产端管理上提高风险定价水平,可利用市场利率上行和资产集中到期的有利时机,大幅度提升存量资产价格;建立新型风控模型,精确衡量不同客户的风险水平等。在负债端管理上通过多维度、差异化的转移定价体系,强化结算型存款营销,从“资产派生”转向“客群产品带动”,通过产品的交叉配置增加客户黏性,控制高成本存款无序增长,有效管控负债成本。

再次,应密切关注流动性风险隐患,防范化解各类潜在风险。2017年一季度市场流动性总体偏紧,截至目前资金紧平衡迹象并未缓解,流动性管理难度不断加大。银行业应密切关注流动性风险隐患,正视流动性紧张可能是系统性问题,做好自身流动性备付安排。未来一段时期,中国银行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仍将不断增加,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需要商业银行提高风险管理的前瞻性、主动性和系统性。

银行业顺应形势实现供给侧改革的七大趋势

2016年以来,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以及金融监管填空白、补短板的从严监管趋势下,中国银行业顺应外部环境变化,调整业务结构,目前,公司、零售、金融市场业务呈现出多重发展新态势。在科技化、综合化、国际化领域持续探索推进,逐渐呈现七大发展趋势。

第一,公司业务聚焦基建领域,投行、交易银行业务提速。在宏观经济“L型”走势、不良资产继续承压、息差减少的背景下,银行对公贷款近年来不断萎缩。2016年以来银行业进一步调整对公贷款结构,风险较高的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占比继续下降,政府相关的基建行业(包括交运仓储、电热水气的生产供应、水利环境及公共设施管理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的占比有所提升。在客户选择上,政府PPP项目、国有企业、国资背景的子公司、上市公司、行业龙头企业、产业基金等成为当前各家银行的争夺热点。2017年一季度银行业再次优化了资产结构,将更多的资源投放到贷款端,尤其是基建项目和新兴产业贷款;对房地产和建筑行业贷款基本采取维持总量、调整结构的政策,压退中小房企贷款,更侧重大型房企;区域分布上长三角地区的制造类中小企业贷款需求也开始回暖。业务创新上,投贷联动、投资银行和交易银行业务发展继续提速。2017年随着银行投资子公司的开业和科技信贷专营机构设立,试点银行的投贷联动项目将加快落地。同时,在投资银行领域,银行也顺承金融脱媒的趋势,积极挖掘大型央企国企、房地产企业和战略客户等的发债需求,开展跨境并购业务及其背后的并购融资、银团贷款业务等。另外交易银行业务正迎来快速发展时期。

第二,零售金融发展迅速,科技融合与精细化管理水平提升。2016年,各上市银行的零售业务发展迅速,税前利润快速增长,利润占比显著提升。尤其是股份制商业银行的零售业务税前利润增长超过50%,在整体税前利润的占比也显著上升超过10个百分点。零售业务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零售金融业务出现分化,住房按揭贷款成为增长主力。2016年全国主要金融机构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余额为18万亿元,同比增长38.1%。但2017年以来随着一二线城市房地产政策逐步收紧,房地产市场热度有向三四线城市转移的迹象。因此,简单的住房按揭贷款并不能够带来良好的资本回报率水平,银行应将重心转向消费金融、资产管理、私人银行等业务,谋求创新发展。二是零售金融业务和科技的结合更加紧密。目前大中型银行的渠道数字化已经基本实现,且银行智能型应用已开始崭露头角,一方面提升了用户体验、提高了服务效率,另一方面银行可通过数据采集和数据分析来挖掘客户需求,开展精准营销。三是零售业务客户精细化管理水平逐渐加强。随着零售业务规模的扩大和竞争的加剧,各类银行逐渐显现出与自身资产规模、资金成本、战略目标和网点布局相适应的客群定位分化的趋势。

第三,金融市场业务遭遇市场波动和监管趋严,面临转型发展。受利率市场化、行业竞争加剧、市场波动、监管趋严等市场和监管因素的影响,股份行和大型城商行的存放同业、拆出资金和买入返售均收缩明显,五大行仅存放同业出现收缩,显示同业资金有重新流回国有大行的趋势。而近期针对影子银行的各项监管政策引发市场担忧,通道类业务面临监管叫停,穿透管理原则将降低金融同业业务的杠杆率水平,银行对于委外投资亦较为审慎,委外投资规模将显著放缓。与此同时,理财业务规模增速放缓,监管迈向精细化。2016年作为理财市场监管年,非保本理财被纳入MPA广义信贷考核口径,《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也进行了内部意见征询,提出了分类监管理财业务、禁止发行分级产品、增加对风险准备金的计提等要求。2017年一季度银监会出台的相关文件中也要求针对理财业务等跨市场、跨行业交叉性金融业务中存在的杠杆高、嵌套多、链条长、套利多等问题开展专项治理。

第四,金融科技(Fintech)成为业务创新的重要力量。随着互联网金融的逐步成熟和监管趋于规范,金融行业正在从“互联网+模式”阶段跨入技术深度创新阶段。“将业务迁移到互联网上”的模式创新已成为金融业务常态。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前沿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深度技术创新将重塑行业价值链,提升整个行业的智能化。在金融产业价值链中,牌照、线下网点与设备、人力等传统成本中心逐步被削弱,价值链重心将显著地向金融科技与应用倾斜。同时,央行成立金融科技委员会,旨在加强金融科技工作的研究规划和统筹协调,金融科技对银行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目前,为应对金融科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各家银行的互联网金融业务进入深耕期,致力于推动移动支付的发展和前期互联网金融战略的实施落地;银行风险管理实践对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的依赖逐步加深;智能投顾在国内初露端倪,银行业对区块链和数字货币的探索已取得一定进展。

第五,综合化经营持续深入推进,协调效应仍需不断增强。目前银行业综合化经营持续深入推进,但基于自身实力、战略定位及进入时间的差异,行业内牌照布局及其经营效果出现较大分化。其中,五大行和兴业为代表的股份行综合化框架相对完善,综合金融服务功能逐步健全,已搭建起覆盖基金管理、证券、金融租赁和人寿保险等非银牌照的综合化经营平台;并在此基础上强化平台能力建设,提升跨业、跨界、跨境经营水平,联动协同机制实施推动综合经营成效显现,如牌照最为齐全的建行2016年综合化经营子公司资产总额和实现净利润分别为3709.46亿元、52.9亿元,较上年分别增长39.14%和35.81%,两项指标都快于母银行增速。相比之下,以宁波为代表的中小商业银行综合化发展及模式选择仍处于初步探索布局阶段,业务规模与具有先发优势的大行还有明显的差距,牌照布局仅限于公募基金、租赁等,平台雏形初现,发展态势良好。但总体而言,行业整体综合化板块对母银行的贡献仍然较低,总资产和利润的平均占比尚不到2%。

第六,依托“一带一路”,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一带一路”作为“十三五”期间的三大国家级战略之一,为商业银行开启了一个跨地区、跨币种、跨文化的金融服务市场,将有效推动中资银行加速国际化步伐。截至2016年末,共有9家中资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26个国家设立了62家一级分支机构。其中国有行逐步完善服务网络布局,并以“一带一路”沿线重大项目为突破口,提供信贷配套政策与多样化的金融工具;中小银行则主要通过内外联动、设立投资基金等方式提升“一带一路”参与度。在中资银行国际化的进程中,中行竞争优势明显,从海外机构、人员、资产规模和收入等指标看,仍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中国银行2016年海外机构实现利润总额122.34亿美元,同比增长39.42%,远高于全行整体的利润增速,对全行利润的贡献度也大幅提升至36.27%。工行在海外布局上也初具规模,人员和机构设置已基本到位。股份行中,招商、中信、光大等国际化步伐稳步推进。预计2017年银行业国际化步伐将进入战略优化阶段。大型商业银行通过自设和收购兼并,有序开展境外机构建设,填补在主要大洲、主要国际金融中心与中国往来密切国家的网络空白;并通过境内外业务联动、境外主要金融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和资产组合管理,进一步丰富客户综合金融服务功能,打造境外特色化优势和新型竞争力。

第七,金融去杠杆潜在压力下,资本补充动作频频。2016年银行业整体资本情况良好,资本充足率保持高位稳定,但各家银行资本充足水平差异较大,国有行及招行资本充足率均在13%以上,资本充足水平短期无忧;其他上市银行在资本充足率方面略显不足,如光大资本充足率仅有10.8%,接近监管红线10.5%。由于净利润增速下行和不良资产侵蚀,加之金融去杠杆的潜在压力,上市银行纷纷通过可转债、优先股、二级资本债等工具补充资本,未雨绸缪。其中,可转债因成本最低成为多家上市银行的共同选择,如光大2017年3月公开发行300亿元可转债,中信2016年8月400亿元可转债发行计划提交董事会审议。除可转债外,优先股和二级资本债也被上市银行较多采用。随着2017年MPA考核体系正式实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指标对银行未来的规模增速将具有更为至关重要的意义。

(黄剑辉为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本文编辑/王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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