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加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和后果有很大的差异。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长期处于“被俘获”和“打工仔”的地位，不符合全球经济结构再平衡的基本要求和方向。加快扩大内需、消化过剩产能和进行产业升级，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再塑造的重要内容。为此，本文分析了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方式的新战略、新举措和新路径。
中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方式的差异
中美两国作为参与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以下简称GVC）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过去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都获得了巨大的贸易收益和经济发展。两国虽然融入GVC的深度很接近，但两国嵌入GVC的位置和参与国际分工的角色，却有着天壤之别。这是我们基于对两国总出口价值模块结构的差异所做出分析后给出的基本判断。
KWW模型（2014）为我们分解一国总出口的价值构成，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技术手段。（KWW 方法是由 Koopman Robert，Zhi Wang 和Shang-Jin Wei提出的一国总出口的分解方法，因三人姓氏的首字母而得名，用于核算出口贸易流中的国内外增加值。）该模型将一国总出口分解为四部分：（1）被国外吸收的增加值出口（VAX）；（2）回流国内的增加值出口（RDV）；（3）来自国外的增加值出口（FVA），以及（4）不属于任何国家GDP的增加值出口（PDC）。
其中，VAX和RDV属于我国GDP统计范畴；FVA是其他国家创造的GDP，属于他国的出口收入；PDC是不属于任何国家GDP的“增加值剩余”。因此，只有VAX，才是带来我国出口收入的出口净值。
通过分解中美两国出口数据后发现，2011年中国VAX比重为75%，美国VAX比重为79%，说明两国融入GVC深度很接近，但美国总出口中FVA比重为11.38%、RDV比重为5.36%，而中国总出口中FVA比重高达17.05%、RDV比重仅1.95%。这一结构性差异，其实反映的是中美两国嵌入GVC的不同位置，以及两国在参与国际分工方面的不同角色。这主要体现在：
一方面，对于美国而言，美国跨国公司根据国内消费者偏好、政府质量规制等标准，在美国完成“微笑曲线”两端的产品设计、工艺要求、质量标准和品牌运营等环节后，将生产、加工、装配等低附加值制造环节，通过GVC机制外包给以中国为代表发展中国家，其最终产品被加工、制造、装配或者组装后，又被美国进口到国内用于消费。因此，美国的FVA比重低，同时RDV比重高。这反映了美国跨国公司是国际生产分工规则的制定者，美国国内市场具有强大的消费能力，能够虹吸全球资源，从而使得美国成为GVC中的“链主”“老板”或“大买家”，享有市场垄断的能力，具有强话语权，获取高附加值，成为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的大赢家。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方面而言，在GVC分工中，中国严重依赖和受制于发达国家的市场订单、生产工艺和质量标准，不得不从发达国家进口自己还不能完全自给的机器设备和关键零部件，完成贴牌生产后，再返销美国等发达国家市场。因此，中国的FVA比重高，而RDV比重低。这充分反映了中国代工厂在GVC 中的“被俘获”和“打工仔”的地位，被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锁定在价值链底部，从事取得微利的装配制造环节活动。同时，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对外国市场的依赖，以及内需市场尤其是消费市场扩张缓慢的状态。
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方式受到的挑战
总体来看，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凭借要素成本优势，在优良的基础设施支持下，以国际代工的方式，从事“两头在外”低附加值、高消耗和高污染的生产活动，带来了制造业的快速成长和经济起飞。但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传统的GVC分工模式遇到了许多新的挑战，中美两国都面临踩脚刹、换路径的成长烦恼。
对于美国来说，虽然GVC 中的“链主”地位，使美国跨国公司攫取了大部分贸易剩余，在这种经济全球化中赚得盆满钵满，但是也应该客观地看到，大量的制造业跨国外包活动，也带来美国制造业基础地位的逐步削弱，相关产业的工作岗位的丢失，中下层利益损失的困境。这种“产业空心化”的集体非理性，表现为美国服务业高度发达，同时制造业全面萎缩，实体经济循环体系出现运转失调和不畅。这也是当前美国推出制造业回归复兴、制造业出口倍增计划等“再工业化”目标的基本背景。由于美国主权债务和赤字不断扩大，像“达摩克利斯剑”一样高悬在头上，为了维持债务风险可控和美债优质资产的特征，美联储通过多次加息，努力去维持“相对强势”美元地位，目的就是要吸引全球避险和投资资金选择美元、美债和美股。然而，符合预期的是，强美元的货币政策弱化了美国出口产品尤其是高科技产品的价格竞争优势。数据显示，美国贸易逆差逐年放大，2016年的全年贸易逆差，更是达到4年来的最高。可见左右为难的美元政策，是调节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平衡工具，也是影响全球金融和经济秩序的重要因素。但是问题的根子还在全球分工结构和分工模式。
对于中国而言，“被俘获”在GVC底部的全球化分工与发展模式，也是难以为继。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随着要素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环境约束收紧等一系列因素的综合影响，中国很多代工企业一方面面临外包订单下降的压力，另一方面又面对着成本、价格的双重挤压。在中短期，中国企业无法通过提价或通过提高生产率的方式，来消化这些压力。由此导致企业经营利润大幅下滑，很多企业经营惨淡甚至大面积破产倒闭。从产业发展、地区差异和金融制度等宏观层面来看，融入“被俘获”的GVC，弱化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动性，国内产业关联循环体系出现了断裂和不畅，使东中西三大区域经济带发展差距日益扩大。同时，在GVC底部进行国际代工，使我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这些外汇储备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大部分用于进口关键技术和设备，而是购买了西方国家的大量的金融资产，同时表现为央行被动地投放了巨额的基础货币。在国内资产短缺和资本市场发展不完善的大背景下，这些“大水漫灌”的超发货币，必然持续疯狂地追逐国内有限的金融资产，不仅吹大了“越涨越买”“越买越涨”的房地产泡沫，也助长了地方政府债务的高杠杆，助长了严重的过剩产能，在经济系统中埋下了发生结构性经济金融风险的定时炸弹。
从全球价值链分工走向构建国家价值链战略
当前的国际经济迫切需要结构再平衡。结构再平衡的基本方向是中国要加快扩大内需，消化过剩产能和进行产业升级。这是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再塑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可以从改变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方式开始。为此需要抓紧制定对外发展新战略、新举措、新路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扩大内需背景下，加快建立国内地区间多层次的产业体系，通过构建国家价值链，部分地替代全球价值链的循环体系。
这是我国应对国际分工新形势的内在因素。过去我国嵌入的GVC分工体系，是由发达国家的市场驱动、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我国在其中扮演的是“打工仔”的角色。要摆脱这样的低端定位，必须基于内需市场，构建循环畅通的内生性国家价值链体系。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只有根植于内需市场，我国企业才能赢得培育品牌的空间、激发按需研发的创新活力、获得市场反馈的补偿机制，才能在供应链、价值链中获得主动权和话语权，才有可能培育出走向国际的巨型跨国公司；第二，建立良性互动的多层次的国内产业分工体系，是我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攀升价值链的关键突破口。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只有加快研发、金融和营销等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让它们跟上并超前于我国制造业升级的步伐，才能让制造业“插上起飞的翅膀”“安上智慧的脑袋”，才能从“汗水经济”升级为“智慧经济”；第三，构建区域间产业协作的国家价值链，是我国产业空间配置升级的重要方向。以“长江经济带”为纽带的东中西部国家价值链体系，将使得东中西地区产业配置各司其职、各有所长。东部地区是从外向型经济战略中先富起来的地区，有条件优先发展以研发、设计、金融、物流、营销、品牌等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成为聚集跨国公司的“总部经济”，中西部地区则可以成为承接制造业的国际制造中心，实现我国国家价值链在空间结构上的合理配置。
其次，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以推进互联互通的“一带一路”倡议为基点，构建“以我为主”的GVC体系。
这是我国应对国际分工新形势的对外战略。“一带一路”倡议是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系中的一种全新的空间开放观。它是一种开放格局，而不是一个地理规划。与这种开放观有机配合的，是要有意识地去构建牢固的GVC连接，使不同国家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形成相应的贸易和投资活动，这是全面呼应“一带一路”倡议的微观经济基础。与过去全球化中向东开放的空间指向特征不同，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构建以我为主的GVC，在发展上具有下列五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要鼓励中国企业抱团走出去，到国外相关条件成熟的国家举办各类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出口加工园区，中国企业自身要努力从事技术研发、产品设计、市场营销、网络品牌、物流金融等非实体性的高端服务业活动，把一般加工制造放在投资的东道国。二是要通过对GVC中的高端环节的掌控，以及微观治理机制，向世界输出中国丰富的、具有竞争力的资本和产能。同时也要通过GVC，大力引进世界的能源及资源。三是可以背靠国内巨大的内需市场，利用中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张的优势，形成制度化的“虹吸”全球高级、先进生产要素的平台，为产业迈向中高端服务。即一方面可以走出去收购和兼并优质资源和技术为国内市场竞争服务，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建设世界级城市形成要素的虹吸功能，向世界各国引进急需的知识资本、技术资本和人力资本。四是我们可以用“逆向发包”原理和机制，在相关业务发包中，把一些先进国家的知识、技术和人才有目的地为我所用，让这些先进的生产要素跨越地理障碍，优先进入中国经济的运行轨道，并为中国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服务。
再次，以实体经济发展为基础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实体经济发展为基础，逐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我国金融制度面对国际分工新形势的必然安排。
GVC分工体系越来越具有贸易和投资一体化的特征，国际货币汇率的相对波动，直接调节和影响着国际贸易的成本收益、国际资本的流入流出等市场决策行为。这需要一个有效的、公平合理的国际货币制度安排来保障，从而有助于平抑国际贸易风险、稳定国际资本市场预期、共享国际经济合作成果。现行国际货币制度安排，显然违背了这样的初衷。当今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依靠强大军事实力和知识科技的美元霸主地位，虽然有利于美国利益优先的地位，但是并没有给世界经济带来安全稳定的贸易和资本市场环境。逐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寻求构建更加公平合理有效的国际货币制度的重要一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要坚持它与实体经济发展水平适应、协调和协同的原则，让结算货币占比与国际分工相对优势和贸易结构的变化相匹配。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虽然我国2016年进出口总额已经占世界总额的14%，但是在与美国的贸易当中，中国企业采用人民币支付的部分，只有区区的2%左右。从全球来看，人民币在支付往来中所占的比例就更低了。这两个比重的巨大落差，也反映了未来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的巨大空间。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不是取代美元成为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货币，而是寻求与其实体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货币地位，提升国内人民币资产的国际吸引力，缓解国内资产价格过高的压力。
综上，笔者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应循序渐进、理性择时推进，其具体路径和前提是：第一，人民币资本项目解除管制、保证资本项目开放安全的前提，是“把屋子扫干净”，表现为全面推进国内金融制度改革。具体内容是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和多元化金融产品、构建高效资本市场筛选机制、推进金融市场价格改革（如利率市场化）等。第二，在国内经济转好之前，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相对弱势”。“稳定”意味着不能大幅贬值，维持大国担当和国内金融安全，当国内经济转好、人民币有升值预期后，“相对弱势”能够提升人民币资产优势和吸引力。第三，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在以人民币计价石油和黄金等大宗商品的基础上，放弃“一揽子货币锚”，为人民币构建“一揽子货物实物锚”，有利于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相对独立和稳定。同时，中国应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表现为扩大人民币在投融资中的使用、签署本币互换协议等。
（刘志彪为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董也琳为中共南京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讲师。本文编辑/丁开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