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认为，农村金融是最直观体现中国现阶段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矛盾的地方，农户贷款难问题是农村金融的主要痛点，而主要难点在“信用、信息、信心”的“三信”的缺失。本文以浙江实践为经验，提出以“信用体系”为道，以“金融科技”为术，以“三水精神”为法的金融普惠“三农”的解决之道。
农村金融是最直观体现中国现阶段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矛盾的地方，农户贷款难问题是农村金融的主要痛点，体现在担保难、不良率高、覆盖面难以提升等方面，作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浙江农信数十年来在普惠金融的道路上不懈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特别是2013年浙江农信出台了《普惠金融工程三年行动计划》，2016年又制定了《普惠金融提升工程五年行动计划》，两次均由浙江省政府发文，通过几年的实践，在创业普惠、便捷普惠、阳光普惠、智慧普惠等领域都有所成就，为解决农户贷款难，破解担保难、降低贷款不良率、提升贷款覆盖面、打通“最后一公里”等问题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思路。
总体而言，农户贷款难，主要难点在“信用、信息、信心”的“三信”的缺失。
一是信用的缺失。从浙江农信实践来看，每百户农户里，只有不到1户是逾期客户。但农户信用情况并未被绝大部分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掌握，现代金融中介理论认为，征信体系作为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金融生态链的重要一环。但目前征信体系还停留在银行内部采集评价阶段，商品信用体系、政务信用体系、公共事业信用体系、非银行金融信用体系以及全面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不够完善，在实践中也发现，很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户没有任何征信记录，由于农村信用环境建设滞后，银行不能及时掌握农民的信用情况，通常为规避信用风险而惜贷。
二是信息的缺失。传统信贷理念下，一般银行通过流程和权限的设置来降低不良率，但相比城市地区，农村大多生产经营活动没有标准的信息予以呈现，一般金融机构难以完成有效的信息替代、信息评价等工作，使得基层信贷员相关的调查获取的信息难以有效传递信贷决策环节，信用贷款难以推广，进一步导致银行通过抵质押的价值判定来直接替代信息评价的不足。但由于农村“三权”抵押品流通机制的不完善、农村财产交易市场较小等，通过抵质押来替代信用评价在农村实行较为困难。
三是信心的缺失。普惠金融不全是业务问题，也包括金融教育。只有充分接受金融知识教育，形成“贷款很容易”的理念，老百姓才更加有信心去接受正规金融服务。相比企业贷款，农户贷款单笔金额少，客户基数广，而且农户分布区域广泛，对前台业务营销人员来讲，完成一笔农户业务办理，可能需要的时间和人员投入却未必会比企业贷款少，前台人员管户压力、业务办理业务量大，很容易产生畏难情绪，导致传统金融机构只针对部分优质客户贷款，覆盖面低，农户无法形成什么条件可以贷款的直觉，对于自身获贷“信心”不足，更加倾向于民间金融等解决方式。
针对以上问题，浙江农信通过探索、实践和创新，初步形成了以“信用体系”为道，以“金融科技”为术，以“三水精神”为法的解决之道。
首先，浙江实践证明，必须用体制机制的完善解决个人信贷违约，信用体系建设，可以作为解决农户贷款难、担保难的最优路径。解决一两户农户贷款不难，难的是整村授信、批量贷款。20世纪80年代，浙江农信开始尝试信用体系建设，培育重视信用、创造信用和开发信用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一是抓信息采集。从2008年开始，浙江农信连续十年开展“走千家、访万户、共成长”活动，全省1万名客户经理深入农村走访农户，主动入户询问生产经营和金融需求，建立普惠金融信息档案，目前已经建档1600万户，占到全省九成以上，除人工采集外，还主动对接信用中国、信用浙江等政府数据库。二是抓信用评定。2011年省农信联社与省农办联合发文开展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评定，2013年又联合省农业厅、省工商局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评定，同时建立村级信用评定小组。目前已评定信用户、信用村、信用镇覆盖了全省七成的农户、六成的村、三成的乡镇。三是抓奖惩机制。将信贷初审权放给村里，村子里实行“金融自助”，农户讲不讲信用、可不可以贷款，由小组集体商议、张榜公布，接受村民监督，村民内部也形成了还款监督机制。通过这套信用评价体系，浙江农信直接开展信用贷款创新，向信用好有需求的农户，直接发放信用贷款。2017年末，浙江信用贷款余额达2500多亿元，较年初新增800亿元，新增贷款八成是信用贷款，不良率仅0.4%，解决了农村地区农民抵押难、保证难和贷款难问题。十年的磨炼，信用体系真正融入了农村社区，部分地区评定中甚至纳入党建、道德建设等社会治理因素，形成了“红色贷款”“道德银行”“慈孝信用共建基地”等品牌，实现良好信用奖惩机制，进一步促进覆盖面提升和不良率下降。
其次，农信的“大平台、小法人”体制机制，适合农村金融发展的需要，可以在加强管理的同时，借助金融科技的力量，让信贷流程更加简便。近年来，浙江省农信联社大力推进省级平台建设，持续推进产品创新、科技开发，在全省乃至全国首创了一系列“接地气”的金融科技产品。如“按照大额贷款更规范、小额贷款更便捷”要求，推出了针对个人贷款额度30万元以内的“普惠快车”信贷模式，实行“信息采集一张纸、流程整合一键式、综合服务一站式、客户上门一次办”的“四个一”模式，10分钟左右可走完贷款流程，真正实现小额贷款“一站式”服务。目前，通过普惠快车授信274万户，授信总额达6025亿元；在“普惠快车”等模式下，信贷员的工作只有信息收集，贷款经计算机评定，符合条件一律放。同时，为深入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在全省建设了 8700多个集“金融、电商、物流、政务、公益”五位一体的“丰收驿站”金融便民服务点，基本具备放款功能，实现了“基础金融不出村、综合金融不出镇”。大力推进手机银行放款、网上银行放款，贷款线上放款比例达到70%。开发“普惠通”移动办贷平台，信贷员拿着手机就能在农户家里提供业务办理、信息采集等，摆脱了案头工作，全身心沉入农村，实现了“走的出去，找的到客户，办的了业务”。通过科技助力，浙江农信“三农”金融效率大大提升，信贷员人均管户数从2013年一百多户跃升至四百多户，实现了质的飞跃。
最后，农信发展历史表明，只有扎根农村，坚持普惠金融情怀、与农民共同发展的理念，才能实现良性发展。60年来，浙江农信一直秉承“三水精神”，即“早上一头露水、中午一身汗水、晚上一脚泥水”，与农民一同耕耘成长。新时期下，浙江农信积极搭建社区银行支农新模式，跟省测绘局合作建立普惠金融地图平台，将全省按照行政区划、产业特征、地缘等要求划分4万个网格，全系统1万余名信贷员按照“包干到人”模式实现片区化管理，每人都有3～5个责任网格。并要求信贷员走出办公室、走向基层、深入农村，挨家挨户走访农户，开展拉网式调查，主动入户询问金融服务需求和经营情况，不少地方甚至用“有多少村民能叫出你的名字”作为评价信贷员工作的标准。另外，浙江农信对农户贷款进行适当的权限下放，并建立尽职免责机制，10万元以下信用贷款免责，30万元以下信用贷款责任减半，大额贷款责任翻倍，充分激发信贷员服务农户的动力。在此基础上，组建起一支3万多名的支农联络员队伍延伸服务触角，大部分支农联络员为当地村支书、村里能人等对当地情况熟门熟路的人员，通过他们的帮助架起了农信和农户的信息传递桥梁。
通过坚持“信用体系”“金融科技”和“三水精神”建设，浙江农信农户普惠金融签约率已经达到24%，浙江每4户家庭就有一户与农信签约30万元以下小额贷款，随时可办理放款手续，农户获贷信心足。同时，浙江农信自身也实现了较好发展，存贷款总额突破3万亿元，存款、贷款、涉农贷款、小微企业贷款总量和增量的八个“全省第一”，服务客户达6000万元，贷款客户达350万，不良率低于全省平均，真正做到了“以农为本、为农而生、因农而兴”。“三农”领域的金融普惠，只有在金融机构与农户形成了“鱼水”生态，才能行之有效，稳健致远。
（余建为浙江省农信联社业务处处长。本文编辑/王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