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欧在二战后的社会改良时期生产率出现持续、较快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罕见的贫富差距改善现象，但近年来却表现出生产率增速停滞甚至下降的反常新现象。本文分析了各时期美欧生产率不同表现的危机和原因，并强调了弄清产生美欧生产率危机的深层原因对中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美国生产率增速出现了停滞甚至下降的问题，这是违反二战后美国生产率不断增长趋势的反常新现象。笔者认为，我们应该与时俱进，深入考察美国生产率变迁及其深层的原因。

二战后的黄金时期

二战后的1950年至1974年期间，美国的非农业生产率平均年增速高达2.9%，这一时期生产率的较高增长速度，与国民收入和家庭平均收入的增长大体同步。人们普遍认为科技进步是美欧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因素，却忽略了经济制度创新和理论政策创新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二战后，美国迫于冷战压力抛弃了传统自由主义政策，在劳资关系、社会分配和金融监管等方面实行了改革，技术进步、生产率提高更多惠及到中、下层民众的生活，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经济平稳增长、贫富差距缩小的黄金时期，并由此改善了资本主义数百年来贫富悬殊、危机频发的恶劣形象。西方媒体称这一时期的制度创新、政策创新源于凯恩斯主义，但实际上更多的是迫于冷战压力借鉴的马克思主义。如当年美欧曾盛行的企业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服务的理论中，利益相关者包括职工、消费者、社区居民等，而不只是为股东服务，这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生产社会化理论的另一种说法。

很多时候科技的进步在带来生产率提高的同时也会产生贫富的急剧分化、金融投机泛滥诱发大萧条等负面效应。但二战后的这一时期，生产率出现持续、较快增长的同时却伴随着罕见的贫富差距改善现象。

二战后社会改良时期的全球化重视实体经济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关税贸易总协定要求开放实体经济领域的贸易、投资。各国对虚拟经济领域的金融投机实行严格监管，确保了战后匮乏的外汇、物资流入实体经济，推动经济复兴。美国、欧洲、日本都出现了较快增长和经济繁荣，民众收入、职工待遇、社会福利伴随着生产率提高的同时都有所改善，此外，各种社会利益相关者维护自身权益的运动也开始盛行。这些都说明二战后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社会改良时期的全球化，没有带来新自由主义时期全球化的诸多负面结果。

西方生产率增速下降趋势背后的宏观因素

1975年到1994年间，科技进步的速度在不断提升，计算机、自动化技术进步的步伐日益加快，美欧工业企业的生产率也在继续提高。1973年石油危机低谷的冲击已经逐渐消失，西方媒体曾表示是撒切尔夫人和里根领导的世界保守革命促使美欧经济走出了滞胀低谷并出现了经济复兴。但实际上，这段时期美国的非农业生产率增速出现了大幅度下降，近二十年的平均增速仅为1.73%。

西方的流行经济、技术说法都难以解释这种生产率变化。事实上，各国的经济学家、企业家以及技术领域的专家学者都忽视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以及因此引起的美国国际战略与经济政策的重大调整。

1974年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宪章》，要求西方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并建立社会福利制度，让南方国家也能分享西方战后社会改良带来的经济繁荣。

对此，美国纽约外交关系协会紧急调动了一批智囊团，启动了应对发展中国家崛起愿望的研究项目，随后出台了影响此后数十年甚至至今的世界经济有控制解体战略。美国智囊团认为，倘若发展中国家实现了工业化，就会凭借人口、市场的巨大规模赢得对西方的优势，因此必然会威胁到美国享有的全球经济和军事霸主地位。美国为了维护霸权地位，必须自己先抛弃战后的成功政策，这样才可能引导发展中国家效仿并推动世界经济解体。

智囊团提出二战后全球经济增长来自西方社会改良政策，其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与美国首任财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思想的综合体。他们提出必须抛弃二战后社会改良政策而转向新自由主义政策，抛弃二战后遏制金融投机并扶植实体经济的成功经验。

里根执政期间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的金融自由化改革，逐步削弱了长期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罗斯福监管法规，导致了金融圈内滥用信贷杠杆收购实体企业的事件频频发生，同时还产生了耗费数千亿美元税款来挽救存款损失的储蓄信贷银行破产案。

由于罗斯福金融监管法规卓有成效并在美国享有极高的声誉，华尔街只能游说国会逐步削弱而难以立刻废除罗斯福法规，防止了美国在转向金融自由化之后马上爆发严重金融危机。冷战时期，美国曾推荐日本实行类似罗斯福法规的政策规定，禁止央行、商业银行信贷直接、间接流入金融投机领域，但是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却施压日本实行截然相反的政策，诱迫日本的银行信贷大量流入股市、楼市，形成了惊人泡沫。美国媒体声称石油滞胀危机让战后社会改良的经验过时了，因此全球各国才被迫抛弃凯恩斯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日本的实践经验也证明这种说法是完全不靠谱的。

20世纪70年代全球滞胀时期，日本恰恰是依靠坚持社会改良时期的成功经验，政府推出大量鼓励节能降耗的产业、财政和金融政策，企业依靠终身雇用制调动职工积极性奋力拼搏，开发出节能性能优越的产品赢得了国际竞争优势。日本作为能源匮乏国家成功克服了石油危机引发的滞胀，却因众多银行、企业痴迷于金融投机，泡沫破灭而一蹶不振。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众多著名企业衰败绝非偶然，丰田、日产等著名企业的造假丑闻可以追溯到二十多年前，恰好是日本转向新自由主义后灾难逐渐显现的时期。

二战后的高速增长时期，企业的高微观生产率带来了高宏观生产率的进步和国民收入的高速增长，而在当前科技进步必然会促使企业微观生产率远远高于以前的时代，日本却陷入了缺乏宏观生产率增长的长期经济停滞期。面对这一反常现象，我们确有必要摆脱狭隘的企业、个人印象的微观视角，从影响全局的经济制度、理论政策等宏观因素中寻找答案。日本抛弃了二战后的成功产业、财政、金融政策和社会改良理论，转向了新自由主义的资本至上、股东至上的价值观，这就难免会让二战前日本野蛮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卷土重来，频频出现类似二战前“东洋货等于劣等货”的企业信誉危机。

美国受到垄断财团控制的主流媒体为推动世界经济有控制解体战略，故意让二战后社会改良时期的成功经济政策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反而让肤浅、无意义的各种经济理论、政策争论充斥主流媒体，如避而不谈为何当年二战后物资匮乏、资金紧缺的困难时期，各国广泛推行的社会改良没有带来效率低下、经济停滞，反而促进生产率、财税的高速增长和沉重战争债务消失，新自由主义改革时期伴随着不断削减的社会福利，出现了主权债务危机。

由于当时美欧媒体的误解，促使人们误以为今天经济形势日趋恶化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无论什么政党上台并改变经济政策都难以改善经济现状，误认为今天民众生活水平下降是全球化、贸易自由化带来的，避而不谈二战后社会改良时期全球化伴随着生产率大幅度提高。

美国金融投机泛滥与生产率停滞危机

1995年至2004年期间，美国的非农业生产率出现了大幅度上升，年均增速骤然提高到3.05%，甚至略微高于社会改良时期的2.9%。对其主流的解释是互联网技术革命促进了生产率增速加快。

互联网技术革命虽然确实一直方兴未艾、迅速推广，但美国的生产率增速却并未得到平稳上升，而是表现出大起大落的特点，特别是次贷危机以后生产率增长明显趋于停滞，2016年甚至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负增长反常情况。

美联储前任主席格林斯潘和耶伦（2018年2月卸任）都承认美国已陷入了生产率增长停滞的危机，耶伦还承认美国贫富差距上升到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水平。人们仅从科技进步角度难以解释为何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计算机、信息化技术一直都在加速进步。

1995年至2004年美国生产率增速的骤然加快，其实并非是互联网革命提高了生产率进步的速度，而是1999年彻底废除罗斯福金融监管法规之后，大量央行、商业银行信贷直接、间接流入金融投机领域，催生了前所未有的股市泡沫和金融衍生品泡沫，从而导致高估虚拟经济领域的国内生产总值、生产率。

2000年美国互联网股市泡沫破灭和纳斯达克指数崩盘，导致互联网技术进步和相关创新企业遭到了沉重的打击。美国相关部门并未吸取教训去进行金融监管改革，而是采取了刺激更大的新泡沫挽救老泡沫的办法，在互联网股市泡沫破灭后又催生了次贷泡沫，这样就导致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生产率增速被高估，以及次贷危机爆发后生产率增长的停滞甚至负增长。

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生产率数据似乎仍然世界领先，但从许多方面都可以看出其部分失实。如据官方数据表示美国家庭平均财富比二十年前缩水，美国一半以上家庭难以拿出1000美元应对意外困难。次贷危机后美国民众面对着大规模裁员、收入降低，不可能像以前一样要求改善劳动条件或享受懒散，但是，大量失业人员因无法找到工作而被迫接受“不情愿懒散”。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访问美国时看到的繁荣和轻松生活，随着美国抛弃成功社会改良政策和经济恶化，早已不复存在。

倘若根据1999年以前的罗斯福法规和经济统计的计算方法，虚拟泡沫相关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都是虚假的、非法的，因而废除罗斯福法规后国内生产总值、生产率数据出现严重失真。克林顿政府还修改了失业统计数据的计算方法，失业超过一定期限的人口就算作退出了劳动力市场，低估失业人数和劳动人口数量也导致了生产率数据被高估。

美国著名统计专家威廉姆斯开了一个影子统计网站，专门纠正美国官方修改统计口径后造成的统计数据失真。他发现沿用美国官方以前的统计口径进行重新计算，近年来美国的失业率高达23%，而不是官方公布的4.9%，同时也意味着考虑到大量失业者被排除在劳动人口之外，近年来美国接近停滞的生产率数据仍然被大大高估，实际上生产率没有增长而是出现了大幅度下降，这一点得到了美国官方公布的家庭平均收入数据的证实，据统计2015年美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低于1999年。

分析美欧生产率危机的现实意义

一是弄清美欧生产率停滞危机的深层原因，对于更好落实十九大的宏伟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美欧模式因深受新自由主义影响而陷入了生产率危机，表明美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在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美欧陷入经济停滞、政治动荡、主权债务危机等一系列危机。这意味着今后中国各方面改革不能以当前美欧模式为榜样，而应该借鉴二战后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美欧社会改良时期的成功经验，当时美欧生产率高速增长表明生产关系更加符合生产力发展需要，当时全球化秩序和贸易自由化没有带来民粹主义泛滥，应该继续借鉴当年成功经验并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社会化理论，保留当前全球经济秩序中的合理因素并改革不合理因素，保留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贸易自由化并革除虚拟金融投机自由化。

二是弄清美欧生产率停滞危机的深层原因能帮助中国确定下一步的发展道路。二战后社会改良时期全球化让大多数国家经济增长良好，新自由主义时期全球化却让美欧、亚洲、拉美频繁爆发金融危机。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在于利用贸易自由化、全球化的好处。有些观点认为，中国改革成功来自接受美国倡导的现存国际经济秩序，因此应该继续推行资本账户开放和金融自由化。实际上，美欧已经出现了社会各界反对金融自由化的浪潮，美国没有兑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时的承诺，没有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并对中国投资设置了种种障碍，如蚂蚁金服收购美国速汇金时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交易。因此，中国也应该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桑德斯、特朗普都承诺恢复罗斯福和社会改良时期的金融监管改革，中国应该与时俱进、抓住机会积极推动国际金融秩序改革，这样才能避免爆发金融危机，才能顺应时代潮流，赢得各国广大民众的支持。

三是分析生产率与人口增长的关系，防止逐步进入老年化社会。当前美欧新自由主义模式不仅引发了生产率增长停滞危机，而且还引发了人口增长停滞危机和老年化社会的劳动力不足危机。今天美欧在人口增长停滞情况下出现的宏观生产率增长停滞，同二战后美欧在婴儿出生高潮情况下的宏观生产率高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这说明今天美欧人工智能进步虽然不断提高企业微观生产率，却并没有转化为宏观生产率、促进人口增长，反而因宏观生产率停滞、民众生活艰难导致了人口增长停滞，日本甚至出现了人口下降现象。唯有拒绝接受新自由主义政策并坚持社会福利制度的瑞典等北欧国家，人口仍然保持着较高增长速度并居美欧发达国家之首。其原因是优厚的社会福利保障确保分配公平并降低了家庭育儿负担，广大民众并不担心多养孩子会造成生活水平的下降。当前中国放宽二孩政策后人口出生率仍然难以提高，就是由于养儿、教育、医疗成本过高加剧了民众顾虑。我们应该吸取日本失败教训，并借鉴北欧人口增长的成功经验，防止逐步进入老年化社会后出现劳动力不足的危机，避免人口增长停滞导致财税、养老资金不足并影响综合国力的情况发生。

四是吸取失败教训，借鉴成功经验，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今天美欧机器人广泛应用正不断提高企业微观生产率，但是宏观生产率并没有随之提高，反而陷入了停滞、下降危机。这说明机器人技术创新迫切呼唤着同步的社会经济制度创新，否则机器人技术进步不仅无法造福社会，还可能酿成严重问题。由于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导致宏观生产率陷入停滞、真实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和社会消费低迷，大大加深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扩张和消费不足之间的矛盾。一旦同金融自由化诱发的特大资产泡沫破灭发生共振，就会爆发生产过剩与资产泡沫破灭相互交织的特大混合型经济金融危机。这也说明中国改革应该吸取当前美欧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失败教训，还应该借鉴二战后美欧社会改良时期的成功经验，确保微观生产率增长能够顺利转化为宏观生产率增长，提高广大民众的消费水平，防止产能过剩酿成经济危机，严厉抑制金融投机、资产泡沫并防范金融危机，同时还应及早开展社会试点帮助因机器人推广造成的失业人员，通过培训转移到具有无限发展前景的社会经济技术创新领域。

五是采用科学的数据统计和分析模型，有利于及时发现问题，防范重大金融风险的发生。美国经济学界广泛应用高深复杂的数学模型进行分析，研究生产率问题无疑也会运用大量数学模型，但是若基础的统计数据出现了严重失真并无法反映现实，就意味着即使运用先进计算机和高深复杂的数学模型，也无法得出科学结论，就如同美国计算机专家常说的“垃圾输入，垃圾输出”。流行经济数学模型是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为基础，需要大量的经济统计数据作为依据。目前有些研究机构和期刊要求论文必须采用数学模型进行论证，方法笨拙，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计算，实际上却无法得出反映客观现实的科学结论。中国经济学界应该对这方面引起重视。

（杨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发展部研究员。本文编辑/谢松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