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分析了中国农产品进口增长的原因与结果。认为在中美贸易战升级背景下，减少来自美国的农产品进口在短期内会提高食品价格，国内农业生产与农产品市场的矛盾激化风险在一定程度上也获得了平抑。但面对中国农业生产资源长期不足的基本事实，必然要求在技术与组织方式上的不断创新。

农产品贸易是中美贸易谈判中的一个重点，无论谈判结果如何，中国都将从全球进口更多的农产品。中国农产品进口额从2001年的118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1259亿美元，年均增长16%，贸易差额也从2001年的顺差42亿美元转变为2017年逆差503亿美元。尽管统计口径不同，但是可以确认的是：在2012年前后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净进口国。随着中国进出口贸易额的快速提高，农产品贸易在进出口贸易的比例也从2001年的5.5%下降到2017年的4.9%。通过查看历史数据，不难发现，中国农产品贸易，特别是农产品进口仍将持续增长；农产品贸易占比并不大，并将继续维持相对稳定。

中国农产品进口增长的原因

首先是农产品消费扩张与国内资源约束之间的矛盾。农产品消费扩张主要动力来源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之后食品消费总量与结构的快速扩张。整体来看，食品消费的收入弹性与收入之间呈现出负相关性，即随着收入增长，食品消费的收入弹性呈现出下降趋势。但是总量增长仍然可观。2012年农村居民人均水果消费量为23公斤，2016年为34公斤，增长了48%，其他诸如食用植物油、肉类、水产、乳品都呈现类似的快速增长。从消费结构来看，以谷物为主的口粮消费快速升级到以肉禽蛋奶为主的动物性食品消费，加剧了对上游饲料粮消费的快速扩张。除此之外，农产品消费需求增长还包括食品多元化消费的增长，对高品质食品需求增长，工业加工需求增长导致的原料消费增长，如棉花、羊毛、橡胶等。在中国“四化同步”的过程中，农产品消费需求必然持续扩张等。与此同时，中国农业生产的全要素生产率也在不断提高，但是受到农业生产资源的约束，越来越难以满足农产品消费扩张的需求。2017年中国农作物播种面积25亿亩，而进口农产品折算耕地超过12亿亩，在开放条件下这一趋势不可能逆转。

其次，是农产品市场先导与农业政策调整滞后之间的矛盾。2017年中国农作物总播种面积25亿亩中，粮食作物为16.8亿亩，其中水稻小麦8.1亿亩，占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的一半。由于口粮消费不断下降，加之水稻小麦的下游饲料、加工用途有限，而水稻小麦仍然维持最低收购价的支持政策，使得近年来水稻小麦生产仍然保持旺盛，库存结余不断提高。2017年约有1亿亩水稻小麦产量进入库存，使得水稻小麦库存水平不断提高。另外，2016年之前由于玉米临时收储政策导致的玉米库存高企，国内外价差扩大，替代谷物大量进口，最终采取生产者补贴方式代替玉米临时收储。2018年国内水稻小麦收购价都做了相应下调，但是之前的库存积压对未来市场形成了很大压力。从理论上看，2017年进入库存的水稻小麦大致消耗了1亿亩耕地，这意味着至少有1亿亩耕地没有发挥应有效率，从而使得折算耕地的农产品进口增加了至少1亿亩。这一事实反映出，目前农业支持保护政策并没有及时对市场变化做出必要的反馈，从而表现为农产品进口的额外增加。

中国农产品进口增长的结果

首先，从对政策的影响来看，无论中美贸易的谈判结果如何，中国都将增加农产品的进口，面对这一背景，首当其冲的是当前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随着进口农产品的增加，如果不改变现行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难度会越来越大，其原因在于：当更多的畜产品与果蔬进入国内，将进一步压低国内口粮消费需求，使得粮食库存压力进一步加大，在两个方向上影响财政的可持续性：一个是启动最低收购价政策需要财政支持；另一个是以往库存轮换价格倒挂的财政损失。其背后包含的政策事实在于：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确立了价格门槛，这一价格门槛通过土地流转演变为土地租金（流转的土地大多数从事粮食作物种植），目前东北水稻种植土地租金在600元以上，而水稻小麦种植面积为8亿亩，占全国总作物种植面积的1/3，从而在整体上抬高了国内耕地的租金；根据美国农业部公布数据，美国每亩耕地租金约为65元人民币，南美大致类似。农产品进口增加对农业支持保护政策影响可以概括为：经过政策干预的国内农业生产资源价格，特别是耕地资源价格，在面对大量廉价的国际耕地价格时将变得十分脆弱，最有可能的两个结果，一是改革现行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使之与贸易形势变化相一致；二是进一步增强现有的支持保护政策，通过进一步扭曲来维持现状。

其次，从对生产者的影响来看，贸易对生产者的影响，在比较静态条件下，利用一般均衡模型（CGE）测算结果，大致是负面影响5%~10%的收入下降，这一影响实际上比较含混，特别是面对当前的中国农业而言。如前所述，随着收入提高，农产品消费总量与结构都在发生变化，而农业生产形态也在发生变化，即便是没有农产品进口，在城镇化大背景下，国内农业也将面临重构，进口增加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传统农业生产在形态上是产出最大化，而非利润最大化，因为其目标是为了满足消费，而非交换（由于市场发展水平的有限）；现代农业生产在形态上是利润最大化，而非产出最大化，其目标是为了满足交换，而非消费。在不同的目标激励下，促成了现代农业的专业化分工，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生计农业与农户兼业逐步退出，农产品进口增长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具体到行业领域：对种植业而言，进口增加主要集中在大田作物，特别是饲料、油料、棉花。整体而言由于国内种植业生产资源的不足，进口的增长主要影响是补充性的，而非竞争性的。对养殖业而言，一方面得益于上游饲料价格（饲料占养殖成本70%以上）国际化带来成本降低的好处，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养殖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又受到下游产品（例如牛肉）进口带来的直接冲击。可以判断的是，国内动物性食品消费仍然没有饱和，增量空间很大。因此，农产品进口增长对于国内农业生产的影响主要是加速了国内农业生产形态的重构，例如小农户的退出，在很大程度上这一现象应当归因于当前的发展阶段。

再次，从对消费者的影响来看，消费者是农产品进口扩大的最大受益者，不仅增加了农产品与食品的消费选择，也在整体上降低了食品价格，获得了进口增加的福利。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历史上的饥荒经历，中国政府对农产品与食品进口采取相对宽容的态度，并没有刻意采取严格的边境管理措施来进行食品消费抑制，借此使得国内农产品供给与消费平衡，这一点与日本、韩国的政策思路是不同的。当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个别品种采取配额管理之外，农产品市场已然成为最开放的市场。如果进一步考察国内采取配额管理的品种，具体包括大米、小麦、玉米、食糖、棉花、羊毛以及毛条，实际配额措施并无意义。以玉米、棉花为例，当国内玉米价格高于国际市场玉米价格时，玉米配额发挥作用，玉米进口受到抑制，但是其替代品如高粱、大麦、饲草等均不受配额约束，在国内外玉米价格倒挂情况下，替代品进口迅速扩大，几乎完全抵消了配额的作用；2017年中国玉米进口283万吨，高粱大麦进口1392万吨。再如棉花进口，采取配额外滑准税管理，加之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上游纺纱织布领域利润快速下降，从而导致不受配额管理的棉纱与面料进口大幅度增加，也抵消了配额管理的实际作用；2017年中国棉花进口136万吨，棉纱进口198万吨。由于农产品生产的竞争性与消费的替代性，使得有限的边境管理措施只能残存形式，并不能发挥实际效果，中国农产品市场实际上是全球最为开放的农产品市场之一。

且在中国农产品贸易由顺差转为逆差的过程中，国内农产品消费水平基本保持平稳，如果以1997年的食品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100，2017年的食品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则为200，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5160元增长到36396元，恩格尔系数也从46.6%下降到28.6%；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90元增长到13432元，恩格尔系数也从55.1%下降到31.2%。由此可见，在过去20年间，城乡居民食品消费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农产品与食品消费者福利获得了极大的提升。

农产品进口增加的思考

中国农产品进口增长是必然趋势，将会加速农业生产经营形态的重构。从理论视角看，由于资源环境约束，农产品进口增长主要是满足市场的增量需求，并不会对现有存量资源带来冲击，意味着国内农业产出水平不会随着进口增长而下降，国内农业生产资源利用水平不会因为进口增加而废弛。而从现实来看，农产品进口大量增长与国内农业结构性问题又同期存在，看似农产品进口增长影响了国内农业的生产前沿面，即农业技术效率没有充分发挥。对比来看，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究其原因，一是从解释层面并不能将国内农业结构性问题完全归结为农产品进口的大量增长，倘若如此，那么中国农业生产的资源利用水平一定下降，即农产品进口已经对农业存量生产构成影响，这一点与现实明显不符，至少国内耕地租金价格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二是合理的逻辑应为，国内农业结构性问题主要源于农业支持保护制度的调整滞后，未能适应农产品市场的快速变化，从而造成国内农业生产效率下降与资源浪费，例如每年将近1亿亩的土地资源被计入储备而未发生效率。与此同时农产品进口随着国内市场需求的激增而快速增长，在此背景下进一步拖累了国内农业支持保护政策的调整，加之与具体产品挂钩的支持保护措施面对产品间的竞争与替代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导致农产品进口增长越快，农业保护力度越大，矛盾愈加尖锐。

在农产品进口大量增长与国内农业结构性问题两个并存现象的背后，暴露出的问题是现行农业支持保护制度的不适应性。从战略角度来看，现行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似乎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业可持续性等多目标中寻找妥协的支点，政策多目标化的结果往往使得政策措施的效果减弱，最终难以实现任何一个目标。在农产品进口增长的背景下，有必要重新审视现有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

从农业生产形态来看，寄希望于传统生计农业方式满足消费需要，提升农业竞争力，无异于“冷热兵器”之间的对决。巨大的发展代际鸿沟决定了生计农业退出，城镇化扩张与农业生产形态的重构。从农产品的价值构成来看，农业生产，特别是食用农产品生产，其目标是满足人们健康膳食的需求，除少数农产品能够获得额外的文化等外延性溢价（例如茶叶），最终都将回归产品本质。可以料定：当市场空间不断延展，品类不断丰富，时间不断推移，农产品的额外溢价都将归零，“和牛”神话不会始终延续。从农产品消费体验来说，消费升级持续存在，无论是产品的品种还是品质，对特定产品的偏好与消费黏性并不稳定，追求“有机”“传统”等生产方式的产出并不能适应未来消费需要，注定只是小众的消费体验。

由此，从消费需求出发，农业生产领域必然要求在技术与组织方式上的不断创新，以网络爆款水果（杨梅、百香果、青柠等）为例，其产品背后都是持续的技术创新，从新品种培育、植保乃至营销方式的全面进步。从农产品的价值构成与分配来看，正常市场条件下农业生产者的利润来源主要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当然由于农业生产的周期性与消费连续性之间存在市场分割，并由此带来时空错配仍然需要依靠市场手段予以矫治，由于农产品市场的不断开放，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农产品供给与消费直接的分割将会逐步弥合，市场机制作用会进一步发挥。从农业生产形态来看，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经验来看，未来城镇化水平提高到70%~80%的区间，生活在农村的人口仍然有20%~30%，但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只是占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农民最终会成为一种职业而非身份。

中美贸易战背景下的农产品贸易

中美贸易战背景下，农产品市场随中美政策快速反应，美国国内大豆、豆粕价格持续下跌，巴西大豆价格快速上涨，如果势态不能得到有效管控，那么不止中国，全球农产品市场将会面临很大挑战。

短期内，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数量会受到很大影响，从而抑制中国农产品总进口，在国内食品消费进一步增长的背景下，国内农产品消费价格指数会在一定范围内反弹，具体幅度有待进一步观察，特别是畜产品价格会结束低迷行情迎来复苏，国内农产品市场的结构性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纡解，但农业面临的根本问题不会因此而解决。以大豆为例：目前中国每年进口美国大豆3500万吨左右，贸易战很大程度会直接减少2000万吨，2018年度预计会从美国进口大豆1500万吨乃至更少；但下游替代品进口特别是肉类进口会增加，来自南美和欧洲的肉类出口增加会增加美国大豆对相关国家的出口，相当于变相增加1000万吨美国大豆出口。大致可以匡算，此轮中国对美国大豆加征关税会影响美国大豆出口1000万吨，约占美国大豆总产量9%，使得美国大豆2018年末库存增加到2000万吨。

长期来看，如果中美双边贸易不能得到长期有效的制度性安排，市场无法获得确定性预期（或者确定性负面预期），导致包括中国在内农产品进口国将会采取进一步扩产行为达到避险目的，相关农产品出口国为了填补美国农产品出口市场也会采取进一步扩产措施，从而导致全球农产品新一轮供给过剩，从而倒逼美国国内农业政策回到过去的高补贴时代。最后全球农业生产贸易格局变化始于中美贸易战，终于全球补贴战。在此场景下，最终对中国农业生产与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可能是进口农产品品种更加多元，包括水稻小麦在内的口粮进口会进一步增加，一是优化国内水稻小麦的生产，提高国内的农业生产效率，二是水稻小麦的出口地区可以扩展到中南半岛、俄罗斯中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通过品种多元化实现地区来源的多元化。另外，也会间接提高非洲大陆的农业产业化水平。目前来看，非洲农业生产资源丰富，但是农业产业化水平严重滞后，在中美贸易战之后，除了南美之外，非洲作为全球农业的一块洼地，极有可能成为一个间接受益者。

总体而言，中国居民食品消费的持续增长以及国内资源约束是当前必须面对的基础事实，且未来一段时期内国内食品与农产品消费增长不会停滞。相对于进口增长对国内农业的冲击与影响，中国农业首先需要审视农产品市场变化，使国内政策动态调整能够适应市场变化，化解矛盾。这一过程中农产品进口增长仍是面向增量市场，其负面作用并不是对国内生产的影响，而是加剧了现有结构性矛盾。中美贸易战升级的背景下，减少来自美国的农产品进口在短期内会提高食品价格，国内农业生产与农产品市场的矛盾激化风险在一定程度上也获得了平抑。但从政策调整角度，不应止步于此，面对中国农业生产资源长期不足的基本事实，有理由让每一寸土地都发挥最大的效率。

（胡冰川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产品市场与贸易研究室副主任。本文编辑/王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