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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民、哈维·施瓦茨:高盛视角:全球金融危机十年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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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o ji

在10月8日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和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联合主办的“未来已来——全球领袖论天下”系列讲座上,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副总裁朱民对话高盛集团前总裁兼联合首席运营官哈维·施瓦茨(Harvey Schwartz)从高盛视角回顾了影响深远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本文节选了部分对话内容。

朱民:回顾2007年次贷危机,你提到那是让你非常害怕的一个周末,当时你最担心的是什么?是债券、股票,还是地产?哪一个市场当时最让你担心?

哈维·施瓦茨:我们当时实际上不知道害怕的是什么,雷曼倒闭的事情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从没有过这样大的失败案例。我们跟美联储周六上午一起开会,当时还觉得会有人把雷曼兄弟收购过去,对巴克利(英国巴克利银行 Barclays)收购雷曼兄弟有一定的乐观看法,但周日我们获悉英国不会对巴克利进行救赎了,那时候开始有了一些思想上的变化。其实,当时包括美林银行(Merrill Lynch)在内的很多家金融机构都饱受危机困扰,最头疼的是美国国际集团(AIG)。我们对所有金融机构都很担心,特别是雷曼兄弟。

朱民:当时很多人担忧两件事:一是会对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比如在货币市场上会不会带来损失或引发整个金融系统性风险?二是替代的风险,20世纪90年代和2008年衍生品在对冲、头寸方面都用得非常多,比如美国企业要对冲风险就可能会购买衍生品,比如做外币对冲,这是否也会带来金融系统风险?特别是在那个特定的时刻。你们是否有全面的信息来知晓损害有多严重?

哈维·施瓦茨:是的,当时大家在美联储组队研究,发现非常明显的一件事,就是各家银行的衍生品的风险实际上非常一致,比如雷曼兄弟。

朱民:当时不可能生成那么细节的报告来说明它们的敞口到底是多大,我当时也在为美联储团队工作,很明显地看到其他金融机构不能及时把所有敞口统计出来,当时这种基本的统计做不出来。那么当时你们对于雷曼的敞口有多大?

哈维·施瓦茨:我不记得了。

朱民:你不告诉我们?

哈维·施瓦茨:我真的不记得了。但市场的风险真的如此,替代性的活动在市场上引起的恐慌就是对未知的恐慌。不是说具体的某个企业的敞口到底有多大,而是说在市场上由于这种动荡带来了扭曲。同时也有衍生品带来的风险,这是最为直接的风险,我们在市场上可以直接看到。

朱民:当时没有全面信息的时候,你们在美联储这个团队分成好几个小组,具体做了哪些工作来解决那样的局面呢?是不是要为周一市场开市做好准备?

哈维·施瓦茨:是的,我们为这个团队和美联储特别做了一项工作。美联储希望周日晚上到周一所有金融机构能把其产品组合、风险敞口报上来,所有的风险就能对冲掉;企业和金融机构也要理解所有的风险头寸和自身的风险头寸。我们帮助做协调的作用,帮助这些金融机构度过这样的危机。周日预见到雷曼兄弟周一开不了门了,我们所有人都到美联储准备应对周一可能出现的状况。我们要对不能执行的合同进行估值,因为政府要出手干预。比如,可口可乐有外币的对冲,雷曼一旦倒闭,对冲合同执行不了,就要找替代的机构,因为市场活动还是在不断进行中的。雷曼事件对全世界造成重大冲击,对大家的交易和交易方式也造成巨大冲击,大家都责怪雷曼是危机的始作俑者,但正确地说,雷曼兄弟只是危机开始的第一步,此前很多迹象都表明会有危机爆发,危机是几十年积累起来的结果。

朱民:周一上午十点就要开市了,为了应对开市,你们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清算?还是替代性交易?还是结算?

哈维·施瓦茨:这三个都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为全球客户考虑,站在他们身边帮助他们。同时也要把自己的风险记录在案。当时市场动荡程度前所未有,所以也要管理自己的风险。对我而言,最重要的还有提供具有领导力的指导,我们部门约5000人,当时的情况是对领导力的一种挑战,我需要指导大家做出正确决定。就如飞机遇到强气流,大家会看空姐是否害怕,只要空姐看上去很镇定,大家觉得是很平静的,一旦空姐害怕,所有人都会有恐慌情绪。而如果你看到飞行员害怕,那所有人就会更害怕。而实际上,当时就是让大家频繁地交流,理解未来和自己的使命是怎样的。

朱民:那你当时害怕吗?

哈维·施瓦茨:如果有人经过金融危机然后告诉你说他当时不害怕的话,这都不是实话。当时每个人都挺焦虑,我也是这样。但我需要让大家平静下来一起解决问题,其中有些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包括金融体系特别复杂的勾连,比如雷曼兄弟和其他机构的联系。它是我们对冲基金的资金来源机构,要花很长的时间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我们中大部分的人在雷曼倒闭之后真的是日夜5+2不休。

朱民:有人说雷曼是引起危机的罪魁祸首,在2006年、2007年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做危机要来的准备(B计划)?

哈维·施瓦茨: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计划吧,但没预期到金融危机爆发的程度这么剧烈,2008年这么剧烈的危机真的是有很多前所未有的事情。比如在压力下如何管理流动性,我们做了很多计划,但很多事情在危机来临之前都没有办法预测。

朱民:你现在有一个核心团队是要马上做出反应的,对吧?

哈维·施瓦茨:对,当时有很多新的技术被我们创造出来去应对这个挑战,而且我们有很多应对挑战的合作。

朱民:当时高盛还被变成了一家商业银行?这也是有很大的变化,是因为流动性的关系,你们做这样的转型吗?

哈维·施瓦茨:其实当时并不仅仅因为流动性,当时金融危机非常严重,监管者非常担心整个系统当中的所有银行,所以他们当时想把所有银行放在一起,使得我们能够相对稳定一些,当时根据美联储的监管,能够去贴现窗口拿到资金,这带来金融的稳定性,所以当时大摩和高盛都变成了商业银行。但其实更重要的是,当时让市场恢复了对这两家银行的信心。

朱民:在那个疯狂周末后多久,你才觉得你们已经控制住了全局事态的发展?

哈维·施瓦茨:过了好几个月才平稳下来。当时监管者和政策制定者做了很多工作,他们下调了利率,给市场当中注入更多流动性,还增加了央行之间的协调。我觉得可以分成两段时间:第一阶段是事情发生的前90天。第二个是2009年的1月至3月春天的90天。其实最大的拐点是银行的压力测试,当时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包括保尔森、布什、奥巴马、伯南克等,我认为历史应该把他们记录为英雄。从雷曼兄弟倒闭到银行压力测试,其间他们做的事情非常惊人,有很多项目都很快启动,来保护整个银行系统,同时还管理资产证券化(ABS)。因此2009年3月美联储完成了对银行系统的压力测试,所有银行的增资使得美国银行系统到现在都很稳定,每个人都相信压力测试的结果。

朱民:在这两个90天当中,高盛发生了什么?

哈维·施瓦茨:当时我们减少了风险,增加了流动性。另外,所有银行都在进行趋势的交易,我们也是盯市的交易,因此风险管理很重要。我们整个资产负债表也都是盯市的,用非常好的方式进行计价,所以我每天都会及时知道市场的变化,也一直非常关注风险。因为一家机构的成败与否根本上和公司的风险管理文化息息相关。

朱民:这是历史经验,今天观众都很年轻,可能以后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你能不能给大家三个建议,他们如果遇到金融危机,应该怎么应对?

哈维·施瓦茨:我首先希望大家不要有金融危机,特别是个人的金融危机。但金融危机可以让你更好地加强领导力,应对这些挑战让你个人能力得以提高。另外,金融危机之后,你可以坐在一个讲台上跟大家讲讲你的故事。言归正传,如果说建议的话,首先,你要知道你手上到底有什么样的资源,你的信息质量如何,也就是说你的系统质量怎么样。金融危机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训就是,如果你在风险管理上进行了大量投资,其实是可以更好地度过金融危机的,或者在金融危机中的压力会小很多。其次,就是要进行积极的团队合作和沟通。比如高盛有一个风险委员会(1994年时建立),确保公司有一个沟通和合作的文化机制。而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在别人恐慌的时候保持镇静。

朱民:现在十年过去了,高盛更加强盛了。过去十年当中有什么变化使得高盛现在更强了?

哈维·施瓦茨:我从2012年到2017年的时候是高盛的首席财务官(CFO),2010年实施的《多德—弗兰克法案》改变了美国金融系统的监管,影响深远,使得美国金融公司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在1929年大萧条之后没有看到过如此大刀阔斧的改革。法案建立了美国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负责制定相关标准来评定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美国有8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包括美国银行、花旗银行、纽约梅隆银行、高盛集团、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道富银行、富国银行。这个头衔就意味着被更严格地监管,比如资本金要比别人多,压力测试也更为严格。比如高盛的压力测试要对资本金进行四种测试,包括满足巴塞尔Ⅲ规定,增加资本金等。其实监管的规则是鼓励我们进行更多借贷,因此我们现在也做了很多零售的借贷。

朱民:现在美国也讲放宽沃尔克规则,他们希望很多公司做更多的自营交易。

哈维·施瓦茨:我不认为这会有很大的影响,我觉得不会给我们带来交易量的增加,或者收入的增加。虽然美国利率也在逐渐上升,但是和过去40年比,利率一直在历史低位,因此不会有太多交易量和活跃度。

朱民:当量化宽松的时候就有很多信贷的扩张,但如今央行宽松消失的时候,很多公司很有可能会出现问题,会违约。这个时候你怎么样能够确保违约之后金融系统不会受到影响呢?其实这也是中国市场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情况。

哈维·施瓦茨:我并不认为量化宽松退出的话公司就会倒闭或违约。量化宽松的推出是因为我们没法用财政政策,这时候货币政策是唯一一个可以依赖的工具,但确实可能会造成利率的扭曲,造成更多的借贷,使得资产价格上升,也使得股市不断地上升。但那个时候私营部门确实有很多问题,需要更多的资金,这个时候公共部门的资金就进来了,这也是为何全球央行拥有全世界1/3债券的原因。而如今更要面对的是如何能够退出量化宽松,这才是问题的关键。目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时期,我们并没有全球一致性的增长,中国和美国的增长还是比较强劲的,利率也在不断上升。但仍然会有很多挑战,这不会一定造成公司倒闭和违约等,只有很长时间内利率持续上升才会对市场有一些影响。

(朱民为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哈维·施瓦茨为高盛集团前总裁兼联合首席运营官。本文根据两人在10月8日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和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联合主办的“未来已来——全球领袖论天下”系列讲座上的对话整理而成。本文编辑/王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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