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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同行:来自金融改革第一排的声音 |《清华金融评论》五周年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清华金融评论》创刊5周年。5年来,《清华金融评论》在“推动金融变革、引领金融实践”的理念指导下,本着“顶天、立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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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清华金融评论》创刊5周年。5年来,《清华金融评论》在“推动金融变革、引领金融实践”的理念指导下,本着“顶天、立地、学术、政策”的办刊原则,不断提高办刊质量,传递“坐在金融改革第一排”人士的声音,为我国金融业改革开放新格局建言献策。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清华金融评论》创刊5周年。5年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改革开放迎来新格局,随着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和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写入“十三五”规划,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金融业的发展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金融业已成为国民经济中重要的行业和部门。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表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改革发展是国家改革发展的重要内容,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大局。金融已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为金融改革建言献策,也是当下每一个金融人的使命和荣耀。

回首5年前,全球金融危机阴云并未消散,中国正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向提振内需转变,经济出现结构性减速,盘活国内要素市场效率成为摆在新一届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首次定义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要求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尚未全面改革的金融体制特别是刚性政策利率的改革成为优化资源配置的突破口。

在历史使命与新机遇的感召下,5年前,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红色小楼里,《清华金融评论》在“推动金融变革、引领金融实践”的理念下应运而生,以“顶天、立地、学术、政策”为办刊原则。廖理主编表示,“顶天”要有国际视野,要把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整个世界全球经济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立地”要了解中国情况、反映中国的问题,及时地向老百姓解读、传递中央的声音,解读经济和金融的政策;“学术”是希望所有文章都有严谨的学术研究的基础;“政策”就是整个杂志的落点都在于政策的解读和检验。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兼院长吴晓灵在《清华金融评论》创刊会上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中国下一步的总体改革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战略部署,其中金融改革是整个改革中十分关键和重要的组成部分。《清华金融评论》在具体运作层面,要依据中国国情,脚踏实地;要拥有国际视野,高瞻远瞩;要在学术基础上,规范研究;要在解读政策的基础上,建言献策,从而履行‘引领金融实践’的使命。”创刊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做了关于“政府与银行:寻找合理的行为边界”的主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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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清华金融评论》创刊启动仪式

在这样的期望和使命下,《清华金融评论》建立起专业编辑团队、资深的主编团队和顶层设计的42人编辑与学术委员会,并充分发挥编辑与学术委员会聘请国内外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以及金融学界权威专家的优势,努力洞悉前沿,建言金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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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清华金融评论》编辑与学术委员会成立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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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清华金融评论》创刊之际就对中国利率市场化进行了深入阐述,2014年首刊对十八届三中全会金融政策进行了独家和深入的解读。在创刊号中,当期执行主编周皓在卷首语中写道:“新一届政府展示了金融改革的三部曲:利率市场化,银行业市场竞争,人民币国际化。金融体制改革,必将带来资本效率的提高,从而促进实体经济的优质增长。”创刊号封面画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关键事件时间轴,配文“按照‘立足国情、服务发展、统筹安排、配套推进、渐进实施、风险可控’的思路,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这是时任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张晓慧在本刊文章中的一句话,勾勒出了中国利率市场化的路线图。时任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撰文分析了国际经验教训,认为当时我国利率市场化条件尚未完全具备,但利率市场化势在必行,需要审慎稳妥地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他写道:“我们缺乏这样一套法律支持、技术支持以及存款保险构成的安全网,这些正是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应当要推进的改革措施。”保监会原副主席魏迎宁也认为,“目前融资规模有相当一部分不是通过银行存贷款途径,利率管制的实际意义在减小。但历史上有过很多类似的教训,有些造成了系统性风险,因此下一步的关键还是会比较慎重”。对于利率市场化而言,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犹如基石一般,重要性不言而喻。2015年5月1日中国存款保险制度正式实施,本刊以封面专题详解这个中国金融安全网的里程碑事件,时任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宣昌能撰文介绍了国际存款保险制度进展,认为重点要形成维护金融稳定的新机制,他建议:“一方面充分依托现有监管体制,加强与监管部门的协调,形成合力;另一方面通过实践经验积累探索完善与监管部门再识别、防范和处置金融风险方面的协作机制,提升金融安全网总体效率。”

事实也说明,后来确实因为监管缺乏协调和法律环境有所缺失,加上金融科技的大爆发,利率市场化伴随着金融脱媒被完全铺开,同时却又聚集了由于通道业务、杠杆嵌套等监管套利行为带来的金融风险。因此,5年来本刊多次聚焦金融供给侧改革、金融稳定发展、构建有效金融监管体系,以及更为具体的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资产管理行业等关键金融领域涉及金融风险的治理,紧紧围绕防范金融风险、服务实体经济、深化金融改革建言献策。如2014年6月刊中,时任银监会政策研究局副局长张晓朴介绍了影子银行监管的国际经验,提出做好影子银行监管的前提之一是确定一个合理的监管框架,全面掌握风险的影响,绘制好风险地图。时任央行调查统计司副司长徐诺金撰文,认为影子银行在我国具体表现为“银行的影子”,治理影子银行风险需要从三方面着手:一是清晰界定影子银行边界;二是确立分别规范、分类监管的原则,表内业务按表内标准进行监管,表外业务强调风险自担,让影子银行回归理性;三是优化表内业务监管标准。2017年7月刊中,当期执行主编、时任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孙国峰撰文提出,推进金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用好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微观审慎政策等调控手段,改善金融结构。主要任务包括五方面:稳总量、调结构、防空转、控风险、补基础。他指出当时金融空转的事实:“一些金融机构通过大量的同业负债,甚至相互发行和购买信托、理财产品等方式借入资金,维系资金端和资产端的期限错配进行套利,杠杆倍数较高,潜在风险不容忽视。所以一方面要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加强和改善宏观审慎管理;组织实施好宏观审慎评估,将表外理财业务对应资产纳入宏观审慎评估,并逐步探索将更多金融活动和金融市场纳入宏观审慎管理。另一方面还要加强微观审慎监管,对于复杂跨界业务进行‘穿透式’监管,以业务属性确定监管要求和监管职责分工,实现监管全覆盖。”5年中,本刊多篇重要文章为《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金融业综合统计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的出台提供了参考。

其中,对规模已逾百万亿元的资管行业的风险处理,是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作为监管统一框架改革重要顶层设计和监管协调部门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首次亮剑和重要部署。在“资管新规”征求意见过程中,《清华金融评论》聚焦大资管,吴晓灵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建议进一步完善资管市场法律法规体系,中信银行资产管理业务中心副总裁罗金辉提出银行资管业务转型的思考,为后期出台的作为资管新规配套细则的《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和《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提供了重要参考。这一切成果都体现在本刊2018年4月封面专题中,当期执行主编、原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王忠民呼吁,要疏堵结合促进资管业回归本源。资管新规打掉通道业务,破除刚兑的同时,为基金业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也规范了保险资金作为长期资金进行价值投资。中国基金业协会党委书记、会长洪磊在本刊撰文表示,资本形成能力是大国金融竞争的核心能力,私募基金已日益发展成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壮大直接融资、提高资本形成能力的重要载体。目前私募基金监管逻辑已经初步形成,私募基金自律管理要认识私募基金在资金来源与使用上的客观规律,在自律层面推进功能监管,并做好投资者教育。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曹德云在本刊撰文表示,我国经济发展模式正处在转换过程中,结构调整优化,技术升级换代,城镇化进程加速,新兴产业崛起,国有企业改革,“一带一路”建设等,都将给保险资金投资提供良好机会。保险业要抓住机遇,注重配置具有长期投资价值的稀缺性、成长性、持久性较强的战略性资产,以追求长期回报的持续稳定。

然而,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促进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动力之源,还要有行之有效的监管体系为金融业稳健发展提供良性监管环境。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对金融监管体系做出重大部署。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在本刊2018年8月刊中撰文,建议进一步从监管者激励相容、监管政策激励相容的角度构建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为本刊撰文,认为要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需要坚持问题导向,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协调转为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相协调,形成合力,从老式的需求视角转向信用角度来提升二者协调的宽度、深度与效率,共同为实体经济企业提供良好的“信用服务”。

创新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清华金融评论》创刊5周年。5年来,《清华金融评论》在“推动金融变革、引领金融实践”的理念指导下,本着“顶天、立地、学术、政策”的办刊原则,不断提高办刊质量,传递“坐在金融改革第一排”人士的声音,为我国金融业改革开放新格局建言献策。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清华金融评论》创刊5周年。5年来,《清华金融评论》在“推动金融变革、引领金融实践”的理念指导下,本着“顶天、立地、学术、政策”的办刊原则,不断提高办刊质量,传递“坐在金融改革第一排”人士的声音,为我国金融业改革开放新格局建言献策。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清华金融评论》创刊5周年。5年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改革开放迎来新格局,随着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和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写入“十三五”规划,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金融业的发展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金融业已成为国民经济中重要的行业和部门。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表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改革发展是国家改革发展的重要内容,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大局。金融已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为金融改革建言献策,也是当下每一个金融人的使命和荣耀。

回首5年前,全球金融危机阴云并未消散,中国正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向提振内需转变,经济出现结构性减速,盘活国内要素市场效率成为摆在新一届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首次定义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要求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尚未全面改革的金融体制特别是刚性政策利率的改革成为优化资源配置的突破口。

在历史使命与新机遇的感召下,5年前,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红色小楼里,《清华金融评论》在“推动金融变革、引领金融实践”的理念下应运而生,以“顶天、立地、学术、政策”为办刊原则。廖理主编表示,“顶天”要有国际视野,要把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整个世界全球经济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立地”要了解中国情况、反映中国的问题,及时地向老百姓解读、传递中央的声音,解读经济和金融的政策;“学术”是希望所有文章都有严谨的学术研究的基础;“政策”就是整个杂志的落点都在于政策的解读和检验。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兼院长吴晓灵在《清华金融评论》创刊会上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中国下一步的总体改革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战略部署,其中金融改革是整个改革中十分关键和重要的组成部分。《清华金融评论》在具体运作层面,要依据中国国情,脚踏实地;要拥有国际视野,高瞻远瞩;要在学术基础上,规范研究;要在解读政策的基础上,建言献策,从而履行‘引领金融实践’的使命。”创刊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做了关于“政府与银行:寻找合理的行为边界”的主题演讲。

图为《清华金融评论》创刊启动仪式

 

在这样的期望和使命下,《清华金融评论》建立起专业编辑团队、资深的主编团队和顶层设计的42人编辑与学术委员会,并充分发挥编辑与学术委员会聘请国内外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以及金融学界权威专家的优势,努力洞悉前沿,建言金融改革。

图为《清华金融评论》编辑与学术委员会成立

 

改革

 

 

2013年11月,《清华金融评论》创刊之际就对中国利率市场化进行了深入阐述,2014年首刊对十八届三中全会金融政策进行了独家和深入的解读。在创刊号中,当期执行主编周皓在卷首语中写道:“新一届政府展示了金融改革的三部曲:利率市场化,银行业市场竞争,人民币国际化。金融体制改革,必将带来资本效率的提高,从而促进实体经济的优质增长。”创刊号封面画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关键事件时间轴,配文“按照‘立足国情、服务发展、统筹安排、配套推进、渐进实施、风险可控’的思路,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这是时任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张晓慧在本刊文章中的一句话,勾勒出了中国利率市场化的路线图。时任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撰文分析了国际经验教训,认为当时我国利率市场化条件尚未完全具备,但利率市场化势在必行,需要审慎稳妥地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他写道:“我们缺乏这样一套法律支持、技术支持以及存款保险构成的安全网,这些正是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应当要推进的改革措施。”保监会原副主席魏迎宁也认为,“目前融资规模有相当一部分不是通过银行存贷款途径,利率管制的实际意义在减小。但历史上有过很多类似的教训,有些造成了系统性风险,因此下一步的关键还是会比较慎重”。对于利率市场化而言,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犹如基石一般,重要性不言而喻。2015年5月1日中国存款保险制度正式实施,本刊以封面专题详解这个中国金融安全网的里程碑事件,时任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宣昌能撰文介绍了国际存款保险制度进展,认为重点要形成维护金融稳定的新机制,他建议:“一方面充分依托现有监管体制,加强与监管部门的协调,形成合力;另一方面通过实践经验积累探索完善与监管部门再识别、防范和处置金融风险方面的协作机制,提升金融安全网总体效率。”

事实也说明,后来确实因为监管缺乏协调和法律环境有所缺失,加上金融科技的大爆发,利率市场化伴随着金融脱媒被完全铺开,同时却又聚集了由于通道业务、杠杆嵌套等监管套利行为带来的金融风险。因此,5年来本刊多次聚焦金融供给侧改革、金融稳定发展、构建有效金融监管体系,以及更为具体的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资产管理行业等关键金融领域涉及金融风险的治理,紧紧围绕防范金融风险、服务实体经济、深化金融改革建言献策。如2014年6月刊中,时任银监会政策研究局副局长张晓朴介绍了影子银行监管的国际经验,提出做好影子银行监管的前提之一是确定一个合理的监管框架,全面掌握风险的影响,绘制好风险地图。时任央行调查统计司副司长徐诺金撰文,认为影子银行在我国具体表现为“银行的影子”,治理影子银行风险需要从三方面着手:一是清晰界定影子银行边界;二是确立分别规范、分类监管的原则,表内业务按表内标准进行监管,表外业务强调风险自担,让影子银行回归理性;三是优化表内业务监管标准。2017年7月刊中,当期执行主编、时任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孙国峰撰文提出,推进金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用好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微观审慎政策等调控手段,改善金融结构。主要任务包括五方面:稳总量、调结构、防空转、控风险、补基础。他指出当时金融空转的事实:“一些金融机构通过大量的同业负债,甚至相互发行和购买信托、理财产品等方式借入资金,维系资金端和资产端的期限错配进行套利,杠杆倍数较高,潜在风险不容忽视。所以一方面要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加强和改善宏观审慎管理;组织实施好宏观审慎评估,将表外理财业务对应资产纳入宏观审慎评估,并逐步探索将更多金融活动和金融市场纳入宏观审慎管理。另一方面还要加强微观审慎监管,对于复杂跨界业务进行‘穿透式’监管,以业务属性确定监管要求和监管职责分工,实现监管全覆盖。”5年中,本刊多篇重要文章为《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金融业综合统计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的出台提供了参考。

其中,对规模已逾百万亿元的资管行业的风险处理,是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作为监管统一框架改革重要顶层设计和监管协调部门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首次亮剑和重要部署。在“资管新规”征求意见过程中,《清华金融评论》聚焦大资管,吴晓灵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建议进一步完善资管市场法律法规体系,中信银行资产管理业务中心副总裁罗金辉提出银行资管业务转型的思考,为后期出台的作为资管新规配套细则的《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和《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提供了重要参考。这一切成果都体现在本刊2018年4月封面专题中,当期执行主编、原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王忠民呼吁,要疏堵结合促进资管业回归本源。资管新规打掉通道业务,破除刚兑的同时,为基金业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也规范了保险资金作为长期资金进行价值投资。中国基金业协会党委书记、会长洪磊在本刊撰文表示,资本形成能力是大国金融竞争的核心能力,私募基金已日益发展成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壮大直接融资、提高资本形成能力的重要载体。目前私募基金监管逻辑已经初步形成,私募基金自律管理要认识私募基金在资金来源与使用上的客观规律,在自律层面推进功能监管,并做好投资者教育。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曹德云在本刊撰文表示,我国经济发展模式正处在转换过程中,结构调整优化,技术升级换代,城镇化进程加速,新兴产业崛起,国有企业改革,“一带一路”建设等,都将给保险资金投资提供良好机会。保险业要抓住机遇,注重配置具有长期投资价值的稀缺性、成长性、持久性较强的战略性资产,以追求长期回报的持续稳定。

然而,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促进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动力之源,还要有行之有效的监管体系为金融业稳健发展提供良性监管环境。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对金融监管体系做出重大部署。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在本刊2018年8月刊中撰文,建议进一步从监管者激励相容、监管政策激励相容的角度构建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为本刊撰文,认为要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需要坚持问题导向,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协调转为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相协调,形成合力,从老式的需求视角转向信用角度来提升二者协调的宽度、深度与效率,共同为实体经济企业提供良好的“信用服务”。

创新

 

 

《清华金融评论》2016年1月刊聚焦“十三五”开局,国务院发展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撰文提出,“中国已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因此‘十三五’实际将是我国经济实现转型再平衡的关键期,必须加快供给侧改革。而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是要素市场,要通过要素的进一步解放、流动和优化配置,全面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同期接受《清华金融评论》视频专访时,刘世锦还提出,中国经历过改革开放后多年高速增长,追赶的进程已经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有些领域中已经到了前沿,追赶的空间已经大大缩小。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更多地需要创新。因此,“十三五”规划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理念,并将“创新”提高到很高的位置。但创新就意味着不确定性加大,这也是中国推动创新的过程中需要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的根本原因,市场实际上就是专门对付不确定性的。

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变革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在国外政治经济、国内金融环境风云突变之际,以改革防风险的同时,以创新促发展也是我国金融业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一项课题。5年中,为践行“引领金融实践”的使命,本刊多期封面专题与创新有关,包括监管科技护航金融新生态、打造双创新生态、共享经济规范与发展、数字货币与区块链、区块链是否能重构金融、“互联网+”银行的未来前景与挑战、银行高质量发展的轻重抉择、金融业应用大数据技术、“互联网+”重塑普惠金融、科技驱动金融变革、构建数字普惠金融新生态、保险科技、消费金融规范与发展等。

一方面,金融服务经济转型升级要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增加直接融资渠道促进资本形成,减税降费,服务经济新动能。2016年8月刊中,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助理、创业金融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主任田轩撰文表示,“创新驱动转型中的要素投入不可或缺,但转型成功与否有赖于创业创新生态系统的构筑和完善,构建创业‘栖息地’,提高创业成功率。创业创新生态系统成为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原重庆市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奇帆在本刊撰文称,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摒弃了教条主义,恢复了实事求是的路线,中国社会和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一个重中之重的变化就是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如今已是世界第二大规模的资本市场,对促进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但依然存在九方面不足,我们需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补上资本市场发展短板的精神和要求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为促进市场交易效率,提升金融交易风险管理水平,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聂庆平在2018年1月刊撰文,建议积极稳妥地发展中国对冲基金市场。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国家金融研究院上市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娴在本刊2018年5月“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的封面专题中撰文呼吁,资本市场作为配置资本要素的市场,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非常重要,要实现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就需要按照“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目标推进包容性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时任证监会天津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安青松在当期文章中则更进一步表示,资本市场深化改革要尊重法律制度、市场规律、金融属性和专业精神。监管要坚持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并重的原则强化行为监管,增强市场公信力,稳定市场预期。

另一方面,金融业自身要实现创新发展,利用金融科技力量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促进金融服务覆盖到更多小微企业、“三农”领域等长尾群体,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努力解决普惠客户“融资难、融资贵”的世界性难题。2015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小组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后,普惠金融在政策推动下进入发展黄金期。资本不再是嗜血的利益至上者,中国金融业者身上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本刊当年12月封面专题聚焦“互联网+重塑普惠金融”,时任中央网信办信息服务管理局局长梁立华在本刊撰文建议,要从发展和规范两方面着力,做好行业规划指导和行业规范,并高度重视网络安全。2016年,中国担任二十国集团(G20)框架下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GPFI)主席国,提出将制定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作为GPFI当年的重要工作。7月,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通过了《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并于9月G20领导人杭州峰会获得核准,中国在利用领跑世界的金融科技在世界普惠金融领域推广着自身的宝贵经验。本刊2016年12月刊中,央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局长余文建与上海黄金交易所理事长焦瑾璞作为执行主编,联合撰文在卷首语中表示:“中国金融业利用大数据、云计算、机器学习等技术,通过发现、识别客户,使那些传统上被排斥在金融服务之外或缺乏金融服务的人群能够享受到金融服务,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普惠金融的发展,丰富了世界数字普惠金融的经验宝库。中国金融业对数字普惠金融的未来充满期待,对区块链、数字货币等代表未来发展趋势的技术已开始先期性研究或尝试,我们相信,这些努力未来将会有所回报。”中国邮储银行行长吕家进在当期杂志上撰文,介绍了邮储银行服务小微、“三农”的定位和经验,并建议进一步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数据共享机制、加大金融普及教育,并推进监管体系的完善。

刚柔始交而难生,春雷一声惊万物。5年中,跟随政策动态、市场热点,本刊通过对普惠金融、金融科技的组稿,经过作者思想充分的碰撞和分析,我们意识到,普惠金融并不仅是政治任务,也不仅是社会主义情怀,更是金融业行稳致远的蓝海。科技辅以金融效率的提升,促进金融边界的不断拓展与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这是一场对传统金融业只注重抵押唯先和国家信用背书的“优质大客户”的服务理念的革命。经济动能不再过度依赖贸易顺差,而是转向扩大内需的同时促进科技增长本源,而对同为本源之一的资本有汇聚和支配作用的金融业就需要以自身革命来服务经济转型。

金融科技在中国的大爆发,也正是基于金融业回归服务业本源的诉求。虽然经历飞跃也历经风险,但金融创新的使命在监管和业界的磨合之中,逐渐达成了“以金融科技赋能金融机构,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共识。正如对比特币等各类虚拟币的强烈追捧和探讨之后,金融业更关注其底层区块链技术在金融业的运用和赋能,对金融效率和传统模式的改变。时任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姚前在本刊撰文表示:“加密技术与经济机制设计的结合使区块链成为具有巨大潜力的新兴技术,有望重塑人类社会活动形态从目前的信息互联网向价值互联网转变”“常说的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分布式账本技术等,实质上又均是‘算法+数据’的体现”。可见,金融科技的运用已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助推力量,极大地提升着金融业自身效率和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尤其是促进着对中国金融主力军的银行业和为民众提供风险保障的保险业的改造。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王祖继在本刊撰文提出商业银行的内涵式转型发展之路:“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时而制。跑马圈地的外延式扩张必定不可持续,想要打造百年老店,就必须牢固树立稳健经营和价值创造理念,深入推进技术创新和管理变革,咬定内涵式转型发展道路不动摇。”以“银行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2018年9月刊中,执行主编、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副总裁成家军在卷首语中表示,实现从传统银行向现代银行的转变,关键的一条是向轻银行战略转变,要做到“三轻三重”:轻资产结构,重在对银行资产结构持续优化;轻业务模式,重在构架起资本消耗少、风险权重低的业务体系;轻规模意识,重在提高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2017年12月“保险科技”封面专题之中,时任中国保监会国际部主任、清华大学五口金融学院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姜波与时任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赵岑在卷首语中联合撰文称:“金融科技有望帮助行业克服困扰行业多年的渠道和成本短板,提升保险行业的核心竞争力。技术驱动可能继代理人驱动和资本驱动之后成为保险业持续增长的强大动力。”原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撰文表示,保险科技还处于探索阶段,预计保险科技的应用将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而基于当前金融科技依然在过度爆发之后的规范发展进程之中,魏迎宁在文章中建议对保险科技监管持有五项基本原则:统一监管、依法监管、制定例外规定、允许风险可控前提下试验和推广成熟的先进技术。

科技是一把双刃剑,《清华金融评论》一直呼吁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引导金融业在利用科技工具的时候趋利避害,使科技为金融优化资源配置服务,为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为提升监管质量服务。中国互联网金融大发展初期,时任央行副行长刘士余在2014年2月刊中撰文总结其定义、归纳发展现象,并前瞻性地指出其因当时法律定位不明确,资金第三方存管制度缺失、内控制度不健全等可能引发的风险,建议监管处理好创新、发展与风险之间的关系。“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在时代大背景下,发展互联网金融符合党中央和国务院鼓励创新的政策方向,对实现信息化、促进金融普惠,推动电子商务发展都有重要的积极作用。”他在文章中表示,支持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但绝不允许触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非法集资的两个法律底线,“谬误和真理只有一步之遥,我们要清醒认识到互联网金融蕴藏的风险,主动采取必要措施将风险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内,促进创新在可持续轨道上发展。”五年来,本刊专设互联网金融栏目,刊发了百余篇警示行业风险,甄别互联网金融优质基因并探讨金融业合规运用的文章。2017年8月,本刊封面专题聚焦目前在金融业运用最多的较为成熟的大数据技术对金融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秘书长陆书春与廖理联合担任执行主编,在卷首语中直言目前的本质问题:数据资源的开放共享还面临着一些制度和利益方面的障碍,个人信息过度采集、滥用和泄露等问题不断冲击公众对大数据应用的信任,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难以得到保证等。因此,需要各方共同研究推动健全大数据应用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体系,加强监管自律和标准化建设,推进技术研发和场景应用融合,深化完善基础设施和产品服务创新,进一步提升大数据在金融业应用的合规性和安全性。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金融科技发展与研究工作组总顾问、中国银行前行长李礼辉撰文,更是对当前亟须完善的整个社会和金融行业的基础设施——信用建设提出建议,即以共建、共享、共管的路径,用大数据技术创造信用、普及信用,在发掘普罗大众的信用价值的同时提升企业自身的价值。

金融监管也是金融行业稳健发展和金融科技安全运用的重要一环。面对业界运用科技的快马加鞭,有些旨在提升效率,但不乏部分金融机构和大量无牌机构进行规避监管或监管套利的活动。金融监管在机构改革增强监管协调的同时,科技水平的提升也迫在眉睫。孙国峰结合自身监管工作经验和学术研究首先提出“监管科技”的概念,并担任本刊聚焦“监管科技:护航金融新生态”2018年3月刊的执行主编,他在卷首语中表示:“监管科技旨在利用现代科技成果优化金融监管模式,提升金融监管效率、降低金融机构合规成本。中国金融监管机构以开放的态度拥抱科技,也将助力自身迈向‘智能’监管的更高阶段。”央行科技司司长李伟撰文对监管科技的应用框架和实施路径进行研究,建议建立监管科技标准体系,开展监管科技应用试点,做好政策衔接,深化协同合作,并加强相关技术应用风险防控。中国科学院大学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吉贝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世平更是结合自身20年大数据技术经验与一线监管机构的合作,提出当下金融风险管控的重要领域地方金融监管的重点和难点,认为地方金融机构监管空白与重复监管并存是目前地方金融监管格局的内在矛盾,并结合温州金融综合改革中的监管改革,阐述了构建“地方金融非现场监管系统”的方法与路径,给予很多地方金融监管部门重要启示。

我们审慎看待创新,如消费金融大发展之际,业界看到的是机遇,我们却看到其过快发展带来的居民消费杠杆飙升、高利贷与多头负债等问题,本刊编辑部走访业界持牌和非持牌机构,最终通过调研形成消费金融规范发展的政策建议稿刊登于2018年1月刊。对于好的金融创新改革经验,我们也不吝版面,比如我们2014年与2017年两次以封面专题介绍浙江省金融改革与服务实体经济的经验。对有社会价值的创新,我们收集权威观点和经验加以介绍和推广,如2017年10月刊聚焦“绿色金融探索与实践”,对浙江、广东、江西、贵州、新疆五省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进行走访和约稿。当期执行主编、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在卷首语中表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倡导绿色金融,将有助于推动当地经济的绿色发展和帮助参与投资的我国金融机构和企业防范环境风险。时任央行广州分行行长王景武撰文建议构建绿色金融体系促经经济绿色发展。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所长、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周月秋撰文,建议以统一绿色项目界定标准、开发绿色评级产品、完善信息披露准则等金融基础设施为抓手,改善我国金融生态的总体环境。

图为《清华金融评论》在五省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调研

一期期封面专题、一组组栏目文章,5年的实践中,《清华金融评论》不断在金融业引起热烈反响,正是因为我们以新锐、进取的精神,时刻秉承“推动金融变革、引领金融实践”的宗旨,策划时下最须达成共识的金融热点为封面选题,力邀最一线亲身经历者为作者,从不同方面进行封面组稿,力求明辨慎思、谨言慎行;力求促进共识、建言改革;砥砺建设着经济金融政策解读与建言的智库型全媒体平台,为作者提供交流思想的专业平台,为读者奉献前沿金融理念和全面金融解读。

 
开放

 

 

 

如今,在金融业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要更好落实防范金融风险、服务实体经济、深化金融改革三大任务,一方面要靠金融监管补短板,另一方面金融开放要放长线。这是中国已深入融入世界产业价值链分工的实体经济的需要,也是建设与不断增强的中国经济实力相匹配的金融体系与维护金融安全的需要。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迎开放,金融改革和开放始终相辅相成。而金融对外开放的当务之急,则是夯实自身基础,洞悉国际趋势,接轨国际规则。5年中,《清华金融评论》力邀全球金融监管层、业界领袖、权威学者撰稿或接受专访,介绍各国和地区金融实践和金融监管经验,也多次聚焦金融开放话题。

2014年5月刊中,时任银监会国际部主任范文仲撰文对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改革实践进行介绍和梳理:从微观层面增强金融机构稳健性,从中观层面完善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从宏观层面减少周期性波动,填补监管真空。他认为,危机以来中国从规则的参与者变为规则制定者之一,并建议中国在对接国际规则的同时,加强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建立金融机构处置计划等。2016年7月“反洗钱与金融开放”封面专题中,时任央行反洗钱局局长金荦与廖理担任执行主编,联合撰写卷首语表示,在以制度规则构建为重要特征的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逐渐成为建设现代金融体系、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参与全球治理规则构建的重要内容。挑战接踵而至,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打击逃税、定向金融制裁等难点问题相互交织,形成复杂局面,陆续走出去的中资金融机构需要适应海外反洗钱监管环境,跨境资金流动需要加强监管,全面提升金融双向开放水平对反洗钱监管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陆磊在2018年6月刊中撰文表示,“面向新时代,在世界范围内,在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进程中,我们面临的问题已不是金融业引进来、走出去那么简单。随着我国对外贸易、投资和金融服务的稳定发展,内资金融业态迅速成长,流动性合理充裕,推动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全球金融稳定并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是我们对外开放的重要命题”。在沪港通开放之际,本刊刊发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李剑阁文章指出“沪港通是中国资本市场持续对外开放的重要一环”;在保险领域,时任银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在本刊表示,通过对外开放可以增强中国金融系统的活力;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举行开业仪式的当月,时任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候任行长金立群在本刊详解该行投资理念,他认为这家新银行能更好地推动社会经济事业发展,是一个非常宏大的工程。

5年来,《清华金融评论》见证了我们开放的新时代。尤其是当下在特朗普上任美国总统后宣扬“美国优先”,奉行贸易保护主义,挑起中美贸易摩擦,使得本就不确定的全球经济复苏之路更为扑朔,中国对外开放面临更多挑战。在全球化争议不断的背景下,本刊2018年7月推出“中美贸易关系:短期与长期分析”封面专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判断,中美贸易战不仅是经济利益且是地缘政治问题,中美贸易摩擦将常态化、长期化。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撰文将美国对中国政策明确定义为从“接触”到“规锁”,“规锁政策”的核心是要规范中国行为,锁定中国经济增长空间和水平,从而把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增长极限控制在无力威胁和挑战美国世界主导权的范围之内。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撰文提醒防范经贸冲突冲击中国金融稳定。本期执行主编、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教授鞠建东撰文表示:“本次争端可能是改革开放之后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应对中美贸易争端的核心是坚持‘中国道路’,通过主动积极的政策和结构调整,使得中美经贸冲突成为一个短期冲击,经过5~10年调整期,让中国经济重新回到既定的‘中国道路’上健康发展。”

是的,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在摸着石头过河与各种争议中,走出了一条独特的“中国道路”,历史的成绩证明了这条道路的正确性,中国快速发展的经验目前在新的开放格局下已经被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所借鉴。这也是5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被世界各国广泛接受并纷纷响应的现实基础。自此,这个根植于历史厚土、被誉为21世纪伟大新故事的“一带一路”就迎风生长,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清华金融评论》2015年9月刊正式聚焦“金融引领’一带一路’”,认为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金融是“牛鼻子”,发挥着引导资源配置和优化投资效果的重要作用。中国进出口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胡晓炼为本刊撰文表示:“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各国政策性金融发展实践表明,政策性金融是现代金融体系的一部分,是克服市场作用局限的有效补充。”丝路基金董事长金琦撰文表示:“‘一带一路’是新时期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个升级版,从金融业的视角看,以资本带动装备制造业‘走出去’,应该是推动和扩大产能合作以及资金的融通,促进全方位、多层次的互联互通和经济合作,金融机构在其中将发挥重要作用。”2017年6月刊上,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田国立撰文建议,“一带一路”意义重大,中资金融机构应合力构建“一带一路”金融大动脉来支持其发展,应勇于担任全球资本的整合者,有效引导国际资本流入;担任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者,提供金融服务能力;担任抵御风险的护航者,增强对外合作信心;担任互利共赢的撮合者,构筑合作新平台。

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金融开放被提上了新的高度,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宣布将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金融业将加大开放力度。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宣布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等11项金融业对外开放新举措。

“中国金融改革已经进入到艰难的深化推进阶段,以前我们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改(革),那么现在则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和中国金融要融入国际,向国际化进行进一步改革,这就很复杂,因为制约因素太多,受国际影响大,阻力重重,推进艰难。因此很多实际问题更需要理论指导,这些问题没搞清楚不行,必须下力气从各个方面推进研究工作。”创刊5周年之际,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证监会首任主席、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名誉理事长刘鸿儒对本刊提出新的希望:“《清华金融评论》既有教学力量、科研力量,又有实际部门的支持力度,所以一定要在关键点上下功夫,在改革的新路程上发挥理论指导作用。”

在金融改革关键点上下功夫,在新时代,《清华金融评论》已做好了继往开来的准备,这一切都离不开5年来认可本刊办刊理念、与我们携手同行、为祖国金融改革和建设奉献思想的权威作者们,也离不开默默以实际行动支持《清华金融评论》的广大读者们。

孙国峰曾在一本书的后记中写道:“中国的金融改革恰似一场规模宏大、波澜壮阔的演出,特别是1993年底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以来,在这个舞台上上演了一幕幕金融宏观调控和金融市场改革创新的话剧。而我本人,则有幸亲身参与了其中一些领域的改革,因此在和同事聊天时戏称自己的工作就像坐在剧场的‘第一排’,对改革进程可能看得会比较清晰,特别是对其中的关节和利害观察得更加仔细。”

《清华金融评论》的作者和读者,正是多位这样的“坐在金融改革第一排”的实践者,有身居要职的监管者,有挥军一线的金融高管,也有政策智囊的金融学者。他们心怀国家,将个人使命与中国金融发展改革、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以专业的业务能力、严谨的学术能力,将观察到的市场现象泼墨成文,指导金融实践,警示金融风险,建言金融改革,为金融业稳健发展布道,为实现金融强国领航。

五年春秋,风华正茂,五年耕耘,硕果累累。创刊以来,《清华金融评论》在学术委员会的指导下、编辑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已累计出版纸质刊60期。截至2018年11月,共发表文章1753篇,封面专题共有614篇文章。其余8个固定栏目中,“宏观经济”为143篇,“央行与货币”为141篇,“银行与信贷”为149篇,“资本市场”为313篇,“财管管理”为139篇,“国际”为130篇,“互联网金融”为121篇,“论文故事汇”为28篇。五年中,我们还就金融改革、全球互联网金融报告、杠杆收购、养老保险体制改革与个人征信问题研究等重大金融问题进行闭门研讨并专门出版5本增刊。

图为《清华金融评论》就金融热点问题召开闭门形式的道口形势分析会

未来,《清华金融评论》将秉承一贯的发展理念,紧紧依托清华大学、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以及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的强大科研资源,加强与国内外经济金融政策制定部门、金融机构以及学术科研机构的联系,不断提高办刊水平和内容质量,促进刊物内容观点化、功能立体化、视野国际化、平台智库化的“四化建设”。

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期待在下一个5年中,我们继续一起努力,为开放新格局下我国金融业改革发展与提升国际话语权建言献策。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清华金融评论》创刊5周年。5年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改革开放迎来新格局,随着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和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写入“十三五”规划,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金融业的发展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金融业已成为国民经济中重要的行业和部门。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表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改革发展是国家改革发展的重要内容,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大局。金融已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为金融改革建言献策,也是当下每一个金融人的使命和荣耀。

回首5年前,全球金融危机阴云并未消散,中国正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向提振内需转变,经济出现结构性减速,盘活国内要素市场效率成为摆在新一届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首次定义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要求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尚未全面改革的金融体制特别是刚性政策利率的改革成为优化资源配置的突破口。

在历史使命与新机遇的感召下,5年前,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红色小楼里,《清华金融评论》在“推动金融变革、引领金融实践”的理念下应运而生,以“顶天、立地、学术、政策”为办刊原则。廖理主编表示,“顶天”要有国际视野,要把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整个世界全球经济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立地”要了解中国情况、反映中国的问题,及时地向老百姓解读、传递中央的声音,解读经济和金融的政策;“学术”是希望所有文章都有严谨的学术研究的基础;“政策”就是整个杂志的落点都在于政策的解读和检验。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兼院长吴晓灵在《清华金融评论》创刊会上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中国下一步的总体改革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战略部署,其中金融改革是整个改革中十分关键和重要的组成部分。《清华金融评论》在具体运作层面,要依据中国国情,脚踏实地;要拥有国际视野,高瞻远瞩;要在学术基础上,规范研究;要在解读政策的基础上,建言献策,从而履行‘引领金融实践’的使命。”创刊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做了关于“政府与银行:寻找合理的行为边界”的主题演讲。

图为《清华金融评论》创刊启动仪式

 

在这样的期望和使命下,《清华金融评论》建立起专业编辑团队、资深的主编团队和顶层设计的42人编辑与学术委员会,并充分发挥编辑与学术委员会聘请国内外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以及金融学界权威专家的优势,努力洞悉前沿,建言金融改革。

图为《清华金融评论》编辑与学术委员会成立

 

改革

 

 

2013年11月,《清华金融评论》创刊之际就对中国利率市场化进行了深入阐述,2014年首刊对十八届三中全会金融政策进行了独家和深入的解读。在创刊号中,当期执行主编周皓在卷首语中写道:“新一届政府展示了金融改革的三部曲:利率市场化,银行业市场竞争,人民币国际化。金融体制改革,必将带来资本效率的提高,从而促进实体经济的优质增长。”创刊号封面画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关键事件时间轴,配文“按照‘立足国情、服务发展、统筹安排、配套推进、渐进实施、风险可控’的思路,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这是时任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张晓慧在本刊文章中的一句话,勾勒出了中国利率市场化的路线图。时任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撰文分析了国际经验教训,认为当时我国利率市场化条件尚未完全具备,但利率市场化势在必行,需要审慎稳妥地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他写道:“我们缺乏这样一套法律支持、技术支持以及存款保险构成的安全网,这些正是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应当要推进的改革措施。”保监会原副主席魏迎宁也认为,“目前融资规模有相当一部分不是通过银行存贷款途径,利率管制的实际意义在减小。但历史上有过很多类似的教训,有些造成了系统性风险,因此下一步的关键还是会比较慎重”。对于利率市场化而言,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犹如基石一般,重要性不言而喻。2015年5月1日中国存款保险制度正式实施,本刊以封面专题详解这个中国金融安全网的里程碑事件,时任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宣昌能撰文介绍了国际存款保险制度进展,认为重点要形成维护金融稳定的新机制,他建议:“一方面充分依托现有监管体制,加强与监管部门的协调,形成合力;另一方面通过实践经验积累探索完善与监管部门再识别、防范和处置金融风险方面的协作机制,提升金融安全网总体效率。”

事实也说明,后来确实因为监管缺乏协调和法律环境有所缺失,加上金融科技的大爆发,利率市场化伴随着金融脱媒被完全铺开,同时却又聚集了由于通道业务、杠杆嵌套等监管套利行为带来的金融风险。因此,5年来本刊多次聚焦金融供给侧改革、金融稳定发展、构建有效金融监管体系,以及更为具体的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资产管理行业等关键金融领域涉及金融风险的治理,紧紧围绕防范金融风险、服务实体经济、深化金融改革建言献策。如2014年6月刊中,时任银监会政策研究局副局长张晓朴介绍了影子银行监管的国际经验,提出做好影子银行监管的前提之一是确定一个合理的监管框架,全面掌握风险的影响,绘制好风险地图。时任央行调查统计司副司长徐诺金撰文,认为影子银行在我国具体表现为“银行的影子”,治理影子银行风险需要从三方面着手:一是清晰界定影子银行边界;二是确立分别规范、分类监管的原则,表内业务按表内标准进行监管,表外业务强调风险自担,让影子银行回归理性;三是优化表内业务监管标准。2017年7月刊中,当期执行主编、时任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孙国峰撰文提出,推进金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用好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微观审慎政策等调控手段,改善金融结构。主要任务包括五方面:稳总量、调结构、防空转、控风险、补基础。他指出当时金融空转的事实:“一些金融机构通过大量的同业负债,甚至相互发行和购买信托、理财产品等方式借入资金,维系资金端和资产端的期限错配进行套利,杠杆倍数较高,潜在风险不容忽视。所以一方面要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加强和改善宏观审慎管理;组织实施好宏观审慎评估,将表外理财业务对应资产纳入宏观审慎评估,并逐步探索将更多金融活动和金融市场纳入宏观审慎管理。另一方面还要加强微观审慎监管,对于复杂跨界业务进行‘穿透式’监管,以业务属性确定监管要求和监管职责分工,实现监管全覆盖。”5年中,本刊多篇重要文章为《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金融业综合统计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的出台提供了参考。

其中,对规模已逾百万亿元的资管行业的风险处理,是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作为监管统一框架改革重要顶层设计和监管协调部门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首次亮剑和重要部署。在“资管新规”征求意见过程中,《清华金融评论》聚焦大资管,吴晓灵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建议进一步完善资管市场法律法规体系,中信银行资产管理业务中心副总裁罗金辉提出银行资管业务转型的思考,为后期出台的作为资管新规配套细则的《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和《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提供了重要参考。这一切成果都体现在本刊2018年4月封面专题中,当期执行主编、原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王忠民呼吁,要疏堵结合促进资管业回归本源。资管新规打掉通道业务,破除刚兑的同时,为基金业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也规范了保险资金作为长期资金进行价值投资。中国基金业协会党委书记、会长洪磊在本刊撰文表示,资本形成能力是大国金融竞争的核心能力,私募基金已日益发展成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壮大直接融资、提高资本形成能力的重要载体。目前私募基金监管逻辑已经初步形成,私募基金自律管理要认识私募基金在资金来源与使用上的客观规律,在自律层面推进功能监管,并做好投资者教育。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曹德云在本刊撰文表示,我国经济发展模式正处在转换过程中,结构调整优化,技术升级换代,城镇化进程加速,新兴产业崛起,国有企业改革,“一带一路”建设等,都将给保险资金投资提供良好机会。保险业要抓住机遇,注重配置具有长期投资价值的稀缺性、成长性、持久性较强的战略性资产,以追求长期回报的持续稳定。

然而,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促进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动力之源,还要有行之有效的监管体系为金融业稳健发展提供良性监管环境。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对金融监管体系做出重大部署。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在本刊2018年8月刊中撰文,建议进一步从监管者激励相容、监管政策激励相容的角度构建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为本刊撰文,认为要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需要坚持问题导向,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协调转为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相协调,形成合力,从老式的需求视角转向信用角度来提升二者协调的宽度、深度与效率,共同为实体经济企业提供良好的“信用服务”。

 

创新

 

 

《清华金融评论》2016年1月刊聚焦“十三五”开局,国务院发展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撰文提出,“中国已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因此‘十三五’实际将是我国经济实现转型再平衡的关键期,必须加快供给侧改革。而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是要素市场,要通过要素的进一步解放、流动和优化配置,全面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同期接受《清华金融评论》视频专访时,刘世锦还提出,中国经历过改革开放后多年高速增长,追赶的进程已经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有些领域中已经到了前沿,追赶的空间已经大大缩小。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更多地需要创新。因此,“十三五”规划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理念,并将“创新”提高到很高的位置。但创新就意味着不确定性加大,这也是中国推动创新的过程中需要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的根本原因,市场实际上就是专门对付不确定性的。

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变革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在国外政治经济、国内金融环境风云突变之际,以改革防风险的同时,以创新促发展也是我国金融业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一项课题。5年中,为践行“引领金融实践”的使命,本刊多期封面专题与创新有关,包括监管科技护航金融新生态、打造双创新生态、共享经济规范与发展、数字货币与区块链、区块链是否能重构金融、“互联网+”银行的未来前景与挑战、银行高质量发展的轻重抉择、金融业应用大数据技术、“互联网+”重塑普惠金融、科技驱动金融变革、构建数字普惠金融新生态、保险科技、消费金融规范与发展等。

一方面,金融服务经济转型升级要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增加直接融资渠道促进资本形成,减税降费,服务经济新动能。2016年8月刊中,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助理、创业金融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主任田轩撰文表示,“创新驱动转型中的要素投入不可或缺,但转型成功与否有赖于创业创新生态系统的构筑和完善,构建创业‘栖息地’,提高创业成功率。创业创新生态系统成为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原重庆市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奇帆在本刊撰文称,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摒弃了教条主义,恢复了实事求是的路线,中国社会和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一个重中之重的变化就是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如今已是世界第二大规模的资本市场,对促进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但依然存在九方面不足,我们需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补上资本市场发展短板的精神和要求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为促进市场交易效率,提升金融交易风险管理水平,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聂庆平在2018年1月刊撰文,建议积极稳妥地发展中国对冲基金市场。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国家金融研究院上市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娴在本刊2018年5月“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的封面专题中撰文呼吁,资本市场作为配置资本要素的市场,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非常重要,要实现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就需要按照“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目标推进包容性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时任证监会天津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安青松在当期文章中则更进一步表示,资本市场深化改革要尊重法律制度、市场规律、金融属性和专业精神。监管要坚持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并重的原则强化行为监管,增强市场公信力,稳定市场预期。

另一方面,金融业自身要实现创新发展,利用金融科技力量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促进金融服务覆盖到更多小微企业、“三农”领域等长尾群体,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努力解决普惠客户“融资难、融资贵”的世界性难题。2015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小组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后,普惠金融在政策推动下进入发展黄金期。资本不再是嗜血的利益至上者,中国金融业者身上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本刊当年12月封面专题聚焦“互联网+重塑普惠金融”,时任中央网信办信息服务管理局局长梁立华在本刊撰文建议,要从发展和规范两方面着力,做好行业规划指导和行业规范,并高度重视网络安全。2016年,中国担任二十国集团(G20)框架下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GPFI)主席国,提出将制定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作为GPFI当年的重要工作。7月,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通过了《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并于9月G20领导人杭州峰会获得核准,中国在利用领跑世界的金融科技在世界普惠金融领域推广着自身的宝贵经验。本刊2016年12月刊中,央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局长余文建与上海黄金交易所理事长焦瑾璞作为执行主编,联合撰文在卷首语中表示:“中国金融业利用大数据、云计算、机器学习等技术,通过发现、识别客户,使那些传统上被排斥在金融服务之外或缺乏金融服务的人群能够享受到金融服务,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普惠金融的发展,丰富了世界数字普惠金融的经验宝库。中国金融业对数字普惠金融的未来充满期待,对区块链、数字货币等代表未来发展趋势的技术已开始先期性研究或尝试,我们相信,这些努力未来将会有所回报。”中国邮储银行行长吕家进在当期杂志上撰文,介绍了邮储银行服务小微、“三农”的定位和经验,并建议进一步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数据共享机制、加大金融普及教育,并推进监管体系的完善。

刚柔始交而难生,春雷一声惊万物。5年中,跟随政策动态、市场热点,本刊通过对普惠金融、金融科技的组稿,经过作者思想充分的碰撞和分析,我们意识到,普惠金融并不仅是政治任务,也不仅是社会主义情怀,更是金融业行稳致远的蓝海。科技辅以金融效率的提升,促进金融边界的不断拓展与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这是一场对传统金融业只注重抵押唯先和国家信用背书的“优质大客户”的服务理念的革命。经济动能不再过度依赖贸易顺差,而是转向扩大内需的同时促进科技增长本源,而对同为本源之一的资本有汇聚和支配作用的金融业就需要以自身革命来服务经济转型。

金融科技在中国的大爆发,也正是基于金融业回归服务业本源的诉求。虽然经历飞跃也历经风险,但金融创新的使命在监管和业界的磨合之中,逐渐达成了“以金融科技赋能金融机构,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共识。正如对比特币等各类虚拟币的强烈追捧和探讨之后,金融业更关注其底层区块链技术在金融业的运用和赋能,对金融效率和传统模式的改变。时任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姚前在本刊撰文表示:“加密技术与经济机制设计的结合使区块链成为具有巨大潜力的新兴技术,有望重塑人类社会活动形态从目前的信息互联网向价值互联网转变”“常说的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分布式账本技术等,实质上又均是‘算法+数据’的体现”。可见,金融科技的运用已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助推力量,极大地提升着金融业自身效率和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尤其是促进着对中国金融主力军的银行业和为民众提供风险保障的保险业的改造。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王祖继在本刊撰文提出商业银行的内涵式转型发展之路:“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时而制。跑马圈地的外延式扩张必定不可持续,想要打造百年老店,就必须牢固树立稳健经营和价值创造理念,深入推进技术创新和管理变革,咬定内涵式转型发展道路不动摇。”以“银行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2018年9月刊中,执行主编、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副总裁成家军在卷首语中表示,实现从传统银行向现代银行的转变,关键的一条是向轻银行战略转变,要做到“三轻三重”:轻资产结构,重在对银行资产结构持续优化;轻业务模式,重在构架起资本消耗少、风险权重低的业务体系;轻规模意识,重在提高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2017年12月“保险科技”封面专题之中,时任中国保监会国际部主任、清华大学五口金融学院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姜波与时任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赵岑在卷首语中联合撰文称:“金融科技有望帮助行业克服困扰行业多年的渠道和成本短板,提升保险行业的核心竞争力。技术驱动可能继代理人驱动和资本驱动之后成为保险业持续增长的强大动力。”原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撰文表示,保险科技还处于探索阶段,预计保险科技的应用将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而基于当前金融科技依然在过度爆发之后的规范发展进程之中,魏迎宁在文章中建议对保险科技监管持有五项基本原则:统一监管、依法监管、制定例外规定、允许风险可控前提下试验和推广成熟的先进技术。

科技是一把双刃剑,《清华金融评论》一直呼吁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引导金融业在利用科技工具的时候趋利避害,使科技为金融优化资源配置服务,为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为提升监管质量服务。中国互联网金融大发展初期,时任央行副行长刘士余在2014年2月刊中撰文总结其定义、归纳发展现象,并前瞻性地指出其因当时法律定位不明确,资金第三方存管制度缺失、内控制度不健全等可能引发的风险,建议监管处理好创新、发展与风险之间的关系。“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在时代大背景下,发展互联网金融符合党中央和国务院鼓励创新的政策方向,对实现信息化、促进金融普惠,推动电子商务发展都有重要的积极作用。”他在文章中表示,支持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但绝不允许触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非法集资的两个法律底线,“谬误和真理只有一步之遥,我们要清醒认识到互联网金融蕴藏的风险,主动采取必要措施将风险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内,促进创新在可持续轨道上发展。”五年来,本刊专设互联网金融栏目,刊发了百余篇警示行业风险,甄别互联网金融优质基因并探讨金融业合规运用的文章。2017年8月,本刊封面专题聚焦目前在金融业运用最多的较为成熟的大数据技术对金融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秘书长陆书春与廖理联合担任执行主编,在卷首语中直言目前的本质问题:数据资源的开放共享还面临着一些制度和利益方面的障碍,个人信息过度采集、滥用和泄露等问题不断冲击公众对大数据应用的信任,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难以得到保证等。因此,需要各方共同研究推动健全大数据应用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体系,加强监管自律和标准化建设,推进技术研发和场景应用融合,深化完善基础设施和产品服务创新,进一步提升大数据在金融业应用的合规性和安全性。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金融科技发展与研究工作组总顾问、中国银行前行长李礼辉撰文,更是对当前亟须完善的整个社会和金融行业的基础设施——信用建设提出建议,即以共建、共享、共管的路径,用大数据技术创造信用、普及信用,在发掘普罗大众的信用价值的同时提升企业自身的价值。

金融监管也是金融行业稳健发展和金融科技安全运用的重要一环。面对业界运用科技的快马加鞭,有些旨在提升效率,但不乏部分金融机构和大量无牌机构进行规避监管或监管套利的活动。金融监管在机构改革增强监管协调的同时,科技水平的提升也迫在眉睫。孙国峰结合自身监管工作经验和学术研究首先提出“监管科技”的概念,并担任本刊聚焦“监管科技:护航金融新生态”2018年3月刊的执行主编,他在卷首语中表示:“监管科技旨在利用现代科技成果优化金融监管模式,提升金融监管效率、降低金融机构合规成本。中国金融监管机构以开放的态度拥抱科技,也将助力自身迈向‘智能’监管的更高阶段。”央行科技司司长李伟撰文对监管科技的应用框架和实施路径进行研究,建议建立监管科技标准体系,开展监管科技应用试点,做好政策衔接,深化协同合作,并加强相关技术应用风险防控。中国科学院大学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吉贝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世平更是结合自身20年大数据技术经验与一线监管机构的合作,提出当下金融风险管控的重要领域地方金融监管的重点和难点,认为地方金融机构监管空白与重复监管并存是目前地方金融监管格局的内在矛盾,并结合温州金融综合改革中的监管改革,阐述了构建“地方金融非现场监管系统”的方法与路径,给予很多地方金融监管部门重要启示。

我们审慎看待创新,如消费金融大发展之际,业界看到的是机遇,我们却看到其过快发展带来的居民消费杠杆飙升、高利贷与多头负债等问题,本刊编辑部走访业界持牌和非持牌机构,最终通过调研形成消费金融规范发展的政策建议稿刊登于2018年1月刊。对于好的金融创新改革经验,我们也不吝版面,比如我们2014年与2017年两次以封面专题介绍浙江省金融改革与服务实体经济的经验。对有社会价值的创新,我们收集权威观点和经验加以介绍和推广,如2017年10月刊聚焦“绿色金融探索与实践”,对浙江、广东、江西、贵州、新疆五省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进行走访和约稿。当期执行主编、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在卷首语中表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倡导绿色金融,将有助于推动当地经济的绿色发展和帮助参与投资的我国金融机构和企业防范环境风险。时任央行广州分行行长王景武撰文建议构建绿色金融体系促经经济绿色发展。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所长、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周月秋撰文,建议以统一绿色项目界定标准、开发绿色评级产品、完善信息披露准则等金融基础设施为抓手,改善我国金融生态的总体环境。

图为《清华金融评论》在五省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调研

一期期封面专题、一组组栏目文章,5年的实践中,《清华金融评论》不断在金融业引起热烈反响,正是因为我们以新锐、进取的精神,时刻秉承“推动金融变革、引领金融实践”的宗旨,策划时下最须达成共识的金融热点为封面选题,力邀最一线亲身经历者为作者,从不同方面进行封面组稿,力求明辨慎思、谨言慎行;力求促进共识、建言改革;砥砺建设着经济金融政策解读与建言的智库型全媒体平台,为作者提供交流思想的专业平台,为读者奉献前沿金融理念和全面金融解读。

 
开放

 

 

 

如今,在金融业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要更好落实防范金融风险、服务实体经济、深化金融改革三大任务,一方面要靠金融监管补短板,另一方面金融开放要放长线。这是中国已深入融入世界产业价值链分工的实体经济的需要,也是建设与不断增强的中国经济实力相匹配的金融体系与维护金融安全的需要。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迎开放,金融改革和开放始终相辅相成。而金融对外开放的当务之急,则是夯实自身基础,洞悉国际趋势,接轨国际规则。5年中,《清华金融评论》力邀全球金融监管层、业界领袖、权威学者撰稿或接受专访,介绍各国和地区金融实践和金融监管经验,也多次聚焦金融开放话题。

2014年5月刊中,时任银监会国际部主任范文仲撰文对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改革实践进行介绍和梳理:从微观层面增强金融机构稳健性,从中观层面完善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从宏观层面减少周期性波动,填补监管真空。他认为,危机以来中国从规则的参与者变为规则制定者之一,并建议中国在对接国际规则的同时,加强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建立金融机构处置计划等。2016年7月“反洗钱与金融开放”封面专题中,时任央行反洗钱局局长金荦与廖理担任执行主编,联合撰写卷首语表示,在以制度规则构建为重要特征的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逐渐成为建设现代金融体系、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参与全球治理规则构建的重要内容。挑战接踵而至,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打击逃税、定向金融制裁等难点问题相互交织,形成复杂局面,陆续走出去的中资金融机构需要适应海外反洗钱监管环境,跨境资金流动需要加强监管,全面提升金融双向开放水平对反洗钱监管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陆磊在2018年6月刊中撰文表示,“面向新时代,在世界范围内,在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进程中,我们面临的问题已不是金融业引进来、走出去那么简单。随着我国对外贸易、投资和金融服务的稳定发展,内资金融业态迅速成长,流动性合理充裕,推动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全球金融稳定并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是我们对外开放的重要命题”。在沪港通开放之际,本刊刊发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李剑阁文章指出“沪港通是中国资本市场持续对外开放的重要一环”;在保险领域,时任银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在本刊表示,通过对外开放可以增强中国金融系统的活力;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举行开业仪式的当月,时任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候任行长金立群在本刊详解该行投资理念,他认为这家新银行能更好地推动社会经济事业发展,是一个非常宏大的工程。

5年来,《清华金融评论》见证了我们开放的新时代。尤其是当下在特朗普上任美国总统后宣扬“美国优先”,奉行贸易保护主义,挑起中美贸易摩擦,使得本就不确定的全球经济复苏之路更为扑朔,中国对外开放面临更多挑战。在全球化争议不断的背景下,本刊2018年7月推出“中美贸易关系:短期与长期分析”封面专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判断,中美贸易战不仅是经济利益且是地缘政治问题,中美贸易摩擦将常态化、长期化。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撰文将美国对中国政策明确定义为从“接触”到“规锁”,“规锁政策”的核心是要规范中国行为,锁定中国经济增长空间和水平,从而把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增长极限控制在无力威胁和挑战美国世界主导权的范围之内。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撰文提醒防范经贸冲突冲击中国金融稳定。本期执行主编、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教授鞠建东撰文表示:“本次争端可能是改革开放之后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应对中美贸易争端的核心是坚持‘中国道路’,通过主动积极的政策和结构调整,使得中美经贸冲突成为一个短期冲击,经过5~10年调整期,让中国经济重新回到既定的‘中国道路’上健康发展。”

是的,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在摸着石头过河与各种争议中,走出了一条独特的“中国道路”,历史的成绩证明了这条道路的正确性,中国快速发展的经验目前在新的开放格局下已经被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所借鉴。这也是5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被世界各国广泛接受并纷纷响应的现实基础。自此,这个根植于历史厚土、被誉为21世纪伟大新故事的“一带一路”就迎风生长,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清华金融评论》2015年9月刊正式聚焦“金融引领’一带一路’”,认为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金融是“牛鼻子”,发挥着引导资源配置和优化投资效果的重要作用。中国进出口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胡晓炼为本刊撰文表示:“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各国政策性金融发展实践表明,政策性金融是现代金融体系的一部分,是克服市场作用局限的有效补充。”丝路基金董事长金琦撰文表示:“‘一带一路’是新时期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个升级版,从金融业的视角看,以资本带动装备制造业‘走出去’,应该是推动和扩大产能合作以及资金的融通,促进全方位、多层次的互联互通和经济合作,金融机构在其中将发挥重要作用。”2017年6月刊上,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田国立撰文建议,“一带一路”意义重大,中资金融机构应合力构建“一带一路”金融大动脉来支持其发展,应勇于担任全球资本的整合者,有效引导国际资本流入;担任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者,提供金融服务能力;担任抵御风险的护航者,增强对外合作信心;担任互利共赢的撮合者,构筑合作新平台。

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金融开放被提上了新的高度,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宣布将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金融业将加大开放力度。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宣布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等11项金融业对外开放新举措。

“中国金融改革已经进入到艰难的深化推进阶段,以前我们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改(革),那么现在则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和中国金融要融入国际,向国际化进行进一步改革,这就很复杂,因为制约因素太多,受国际影响大,阻力重重,推进艰难。因此很多实际问题更需要理论指导,这些问题没搞清楚不行,必须下力气从各个方面推进研究工作。”创刊5周年之际,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证监会首任主席、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名誉理事长刘鸿儒对本刊提出新的希望:“《清华金融评论》既有教学力量、科研力量,又有实际部门的支持力度,所以一定要在关键点上下功夫,在改革的新路程上发挥理论指导作用。”

在金融改革关键点上下功夫,在新时代,《清华金融评论》已做好了继往开来的准备,这一切都离不开5年来认可本刊办刊理念、与我们携手同行、为祖国金融改革和建设奉献思想的权威作者们,也离不开默默以实际行动支持《清华金融评论》的广大读者们。

孙国峰曾在一本书的后记中写道:“中国的金融改革恰似一场规模宏大、波澜壮阔的演出,特别是1993年底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以来,在这个舞台上上演了一幕幕金融宏观调控和金融市场改革创新的话剧。而我本人,则有幸亲身参与了其中一些领域的改革,因此在和同事聊天时戏称自己的工作就像坐在剧场的‘第一排’,对改革进程可能看得会比较清晰,特别是对其中的关节和利害观察得更加仔细。”

《清华金融评论》的作者和读者,正是多位这样的“坐在金融改革第一排”的实践者,有身居要职的监管者,有挥军一线的金融高管,也有政策智囊的金融学者。他们心怀国家,将个人使命与中国金融发展改革、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以专业的业务能力、严谨的学术能力,将观察到的市场现象泼墨成文,指导金融实践,警示金融风险,建言金融改革,为金融业稳健发展布道,为实现金融强国领航。

五年春秋,风华正茂,五年耕耘,硕果累累。创刊以来,《清华金融评论》在学术委员会的指导下、编辑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已累计出版纸质刊60期。截至2018年11月,共发表文章1753篇,封面专题共有614篇文章。其余8个固定栏目中,“宏观经济”为143篇,“央行与货币”为141篇,“银行与信贷”为149篇,“资本市场”为313篇,“财管管理”为139篇,“国际”为130篇,“互联网金融”为121篇,“论文故事汇”为28篇。五年中,我们还就金融改革、全球互联网金融报告、杠杆收购、养老保险体制改革与个人征信问题研究等重大金融问题进行闭门研讨并专门出版5本增刊。

图为《清华金融评论》就金融热点问题召开闭门形式的道口形势分析会

未来,《清华金融评论》将秉承一贯的发展理念,紧紧依托清华大学、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以及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的强大科研资源,加强与国内外经济金融政策制定部门、金融机构以及学术科研机构的联系,不断提高办刊水平和内容质量,促进刊物内容观点化、功能立体化、视野国际化、平台智库化的“四化建设”。

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期待在下一个5年中,我们继续一起努力,为开放新格局下我国金融业改革发展与提升国际话语权建言献策。

 

《清华金融评论》2016年1月刊聚焦“十三五”开局,国务院发展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撰文提出,“中国已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因此‘十三五’实际将是我国经济实现转型再平衡的关键期,必须加快供给侧改革。而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是要素市场,要通过要素的进一步解放、流动和优化配置,全面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同期接受《清华金融评论》视频专访时,刘世锦还提出,中国经历过改革开放后多年高速增长,追赶的进程已经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有些领域中已经到了前沿,追赶的空间已经大大缩小。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更多地需要创新。因此,“十三五”规划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理念,并将“创新”提高到很高的位置。但创新就意味着不确定性加大,这也是中国推动创新的过程中需要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的根本原因,市场实际上就是专门对付不确定性的。

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变革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在国外政治经济、国内金融环境风云突变之际,以改革防风险的同时,以创新促发展也是我国金融业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一项课题。5年中,为践行“引领金融实践”的使命,本刊多期封面专题与创新有关,包括监管科技护航金融新生态、打造双创新生态、共享经济规范与发展、数字货币与区块链、区块链是否能重构金融、“互联网+”银行的未来前景与挑战、银行高质量发展的轻重抉择、金融业应用大数据技术、“互联网+”重塑普惠金融、科技驱动金融变革、构建数字普惠金融新生态、保险科技、消费金融规范与发展等。

一方面,金融服务经济转型升级要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增加直接融资渠道促进资本形成,减税降费,服务经济新动能。2016年8月刊中,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助理、创业金融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主任田轩撰文表示,“创新驱动转型中的要素投入不可或缺,但转型成功与否有赖于创业创新生态系统的构筑和完善,构建创业‘栖息地’,提高创业成功率。创业创新生态系统成为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原重庆市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奇帆在本刊撰文称,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摒弃了教条主义,恢复了实事求是的路线,中国社会和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一个重中之重的变化就是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如今已是世界第二大规模的资本市场,对促进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但依然存在九方面不足,我们需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补上资本市场发展短板的精神和要求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为促进市场交易效率,提升金融交易风险管理水平,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聂庆平在2018年1月刊撰文,建议积极稳妥地发展中国对冲基金市场。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国家金融研究院上市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娴在本刊2018年5月“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的封面专题中撰文呼吁,资本市场作为配置资本要素的市场,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非常重要,要实现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就需要按照“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目标推进包容性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时任证监会天津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安青松在当期文章中则更进一步表示,资本市场深化改革要尊重法律制度、市场规律、金融属性和专业精神。监管要坚持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并重的原则强化行为监管,增强市场公信力,稳定市场预期。

另一方面,金融业自身要实现创新发展,利用金融科技力量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促进金融服务覆盖到更多小微企业、“三农”领域等长尾群体,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努力解决普惠客户“融资难、融资贵”的世界性难题。2015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小组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后,普惠金融在政策推动下进入发展黄金期。资本不再是嗜血的利益至上者,中国金融业者身上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本刊当年12月封面专题聚焦“互联网+重塑普惠金融”,时任中央网信办信息服务管理局局长梁立华在本刊撰文建议,要从发展和规范两方面着力,做好行业规划指导和行业规范,并高度重视网络安全。2016年,中国担任二十国集团(G20)框架下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GPFI)主席国,提出将制定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作为GPFI当年的重要工作。7月,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通过了《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并于9月G20领导人杭州峰会获得核准,中国在利用领跑世界的金融科技在世界普惠金融领域推广着自身的宝贵经验。本刊2016年12月刊中,央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局长余文建与上海黄金交易所理事长焦瑾璞作为执行主编,联合撰文在卷首语中表示:“中国金融业利用大数据、云计算、机器学习等技术,通过发现、识别客户,使那些传统上被排斥在金融服务之外或缺乏金融服务的人群能够享受到金融服务,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普惠金融的发展,丰富了世界数字普惠金融的经验宝库。中国金融业对数字普惠金融的未来充满期待,对区块链、数字货币等代表未来发展趋势的技术已开始先期性研究或尝试,我们相信,这些努力未来将会有所回报。”中国邮储银行行长吕家进在当期杂志上撰文,介绍了邮储银行服务小微、“三农”的定位和经验,并建议进一步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数据共享机制、加大金融普及教育,并推进监管体系的完善。

刚柔始交而难生,春雷一声惊万物。5年中,跟随政策动态、市场热点,本刊通过对普惠金融、金融科技的组稿,经过作者思想充分的碰撞和分析,我们意识到,普惠金融并不仅是政治任务,也不仅是社会主义情怀,更是金融业行稳致远的蓝海。科技辅以金融效率的提升,促进金融边界的不断拓展与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这是一场对传统金融业只注重抵押唯先和国家信用背书的“优质大客户”的服务理念的革命。经济动能不再过度依赖贸易顺差,而是转向扩大内需的同时促进科技增长本源,而对同为本源之一的资本有汇聚和支配作用的金融业就需要以自身革命来服务经济转型。

金融科技在中国的大爆发,也正是基于金融业回归服务业本源的诉求。虽然经历飞跃也历经风险,但金融创新的使命在监管和业界的磨合之中,逐渐达成了“以金融科技赋能金融机构,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共识。正如对比特币等各类虚拟币的强烈追捧和探讨之后,金融业更关注其底层区块链技术在金融业的运用和赋能,对金融效率和传统模式的改变。时任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姚前在本刊撰文表示:“加密技术与经济机制设计的结合使区块链成为具有巨大潜力的新兴技术,有望重塑人类社会活动形态从目前的信息互联网向价值互联网转变”“常说的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分布式账本技术等,实质上又均是‘算法+数据’的体现”。可见,金融科技的运用已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助推力量,极大地提升着金融业自身效率和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尤其是促进着对中国金融主力军的银行业和为民众提供风险保障的保险业的改造。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王祖继在本刊撰文提出商业银行的内涵式转型发展之路:“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时而制。跑马圈地的外延式扩张必定不可持续,想要打造百年老店,就必须牢固树立稳健经营和价值创造理念,深入推进技术创新和管理变革,咬定内涵式转型发展道路不动摇。”以“银行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2018年9月刊中,执行主编、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副总裁成家军在卷首语中表示,实现从传统银行向现代银行的转变,关键的一条是向轻银行战略转变,要做到“三轻三重”:轻资产结构,重在对银行资产结构持续优化;轻业务模式,重在构架起资本消耗少、风险权重低的业务体系;轻规模意识,重在提高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2017年12月“保险科技”封面专题之中,时任中国保监会国际部主任、清华大学五口金融学院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姜波与时任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赵岑在卷首语中联合撰文称:“金融科技有望帮助行业克服困扰行业多年的渠道和成本短板,提升保险行业的核心竞争力。技术驱动可能继代理人驱动和资本驱动之后成为保险业持续增长的强大动力。”原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撰文表示,保险科技还处于探索阶段,预计保险科技的应用将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而基于当前金融科技依然在过度爆发之后的规范发展进程之中,魏迎宁在文章中建议对保险科技监管持有五项基本原则:统一监管、依法监管、制定例外规定、允许风险可控前提下试验和推广成熟的先进技术。

科技是一把双刃剑,《清华金融评论》一直呼吁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引导金融业在利用科技工具的时候趋利避害,使科技为金融优化资源配置服务,为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为提升监管质量服务。中国互联网金融大发展初期,时任央行副行长刘士余在2014年2月刊中撰文总结其定义、归纳发展现象,并前瞻性地指出其因当时法律定位不明确,资金第三方存管制度缺失、内控制度不健全等可能引发的风险,建议监管处理好创新、发展与风险之间的关系。“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在时代大背景下,发展互联网金融符合党中央和国务院鼓励创新的政策方向,对实现信息化、促进金融普惠,推动电子商务发展都有重要的积极作用。”他在文章中表示,支持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但绝不允许触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非法集资的两个法律底线,“谬误和真理只有一步之遥,我们要清醒认识到互联网金融蕴藏的风险,主动采取必要措施将风险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内,促进创新在可持续轨道上发展。”五年来,本刊专设互联网金融栏目,刊发了百余篇警示行业风险,甄别互联网金融优质基因并探讨金融业合规运用的文章。2017年8月,本刊封面专题聚焦目前在金融业运用最多的较为成熟的大数据技术对金融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秘书长陆书春与廖理联合担任执行主编,在卷首语中直言目前的本质问题:数据资源的开放共享还面临着一些制度和利益方面的障碍,个人信息过度采集、滥用和泄露等问题不断冲击公众对大数据应用的信任,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难以得到保证等。因此,需要各方共同研究推动健全大数据应用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体系,加强监管自律和标准化建设,推进技术研发和场景应用融合,深化完善基础设施和产品服务创新,进一步提升大数据在金融业应用的合规性和安全性。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金融科技发展与研究工作组总顾问、中国银行前行长李礼辉撰文,更是对当前亟须完善的整个社会和金融行业的基础设施——信用建设提出建议,即以共建、共享、共管的路径,用大数据技术创造信用、普及信用,在发掘普罗大众的信用价值的同时提升企业自身的价值。

金融监管也是金融行业稳健发展和金融科技安全运用的重要一环。面对业界运用科技的快马加鞭,有些旨在提升效率,但不乏部分金融机构和大量无牌机构进行规避监管或监管套利的活动。金融监管在机构改革增强监管协调的同时,科技水平的提升也迫在眉睫。孙国峰结合自身监管工作经验和学术研究首先提出“监管科技”的概念,并担任本刊聚焦“监管科技:护航金融新生态”2018年3月刊的执行主编,他在卷首语中表示:“监管科技旨在利用现代科技成果优化金融监管模式,提升金融监管效率、降低金融机构合规成本。中国金融监管机构以开放的态度拥抱科技,也将助力自身迈向‘智能’监管的更高阶段。”央行科技司司长李伟撰文对监管科技的应用框架和实施路径进行研究,建议建立监管科技标准体系,开展监管科技应用试点,做好政策衔接,深化协同合作,并加强相关技术应用风险防控。中国科学院大学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吉贝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世平更是结合自身20年大数据技术经验与一线监管机构的合作,提出当下金融风险管控的重要领域地方金融监管的重点和难点,认为地方金融机构监管空白与重复监管并存是目前地方金融监管格局的内在矛盾,并结合温州金融综合改革中的监管改革,阐述了构建“地方金融非现场监管系统”的方法与路径,给予很多地方金融监管部门重要启示。

我们审慎看待创新,如消费金融大发展之际,业界看到的是机遇,我们却看到其过快发展带来的居民消费杠杆飙升、高利贷与多头负债等问题,本刊编辑部走访业界持牌和非持牌机构,最终通过调研形成消费金融规范发展的政策建议稿刊登于2018年1月刊。对于好的金融创新改革经验,我们也不吝版面,比如我们2014年与2017年两次以封面专题介绍浙江省金融改革与服务实体经济的经验。对有社会价值的创新,我们收集权威观点和经验加以介绍和推广,如2017年10月刊聚焦“绿色金融探索与实践”,对浙江、广东、江西、贵州、新疆五省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进行走访和约稿。当期执行主编、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在卷首语中表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倡导绿色金融,将有助于推动当地经济的绿色发展和帮助参与投资的我国金融机构和企业防范环境风险。时任央行广州分行行长王景武撰文建议构建绿色金融体系促经经济绿色发展。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所长、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周月秋撰文,建议以统一绿色项目界定标准、开发绿色评级产品、完善信息披露准则等金融基础设施为抓手,改善我国金融生态的总体环境。

图为《清华金融评论》在五省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调研

一期期封面专题、一组组栏目文章,5年的实践中,《清华金融评论》不断在金融业引起热烈反响,正是因为我们以新锐、进取的精神,时刻秉承“推动金融变革、引领金融实践”的宗旨,策划时下最须达成共识的金融热点为封面选题,力邀最一线亲身经历者为作者,从不同方面进行封面组稿,力求明辨慎思、谨言慎行;力求促进共识、建言改革;砥砺建设着经济金融政策解读与建言的智库型全媒体平台,为作者提供交流思想的专业平台,为读者奉献前沿金融理念和全面金融解读。

 
开放

 

 

 

如今,在金融业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要更好落实防范金融风险、服务实体经济、深化金融改革三大任务,一方面要靠金融监管补短板,另一方面金融开放要放长线。这是中国已深入融入世界产业价值链分工的实体经济的需要,也是建设与不断增强的中国经济实力相匹配的金融体系与维护金融安全的需要。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迎开放,金融改革和开放始终相辅相成。而金融对外开放的当务之急,则是夯实自身基础,洞悉国际趋势,接轨国际规则。5年中,《清华金融评论》力邀全球金融监管层、业界领袖、权威学者撰稿或接受专访,介绍各国和地区金融实践和金融监管经验,也多次聚焦金融开放话题。

2014年5月刊中,时任银监会国际部主任范文仲撰文对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改革实践进行介绍和梳理:从微观层面增强金融机构稳健性,从中观层面完善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从宏观层面减少周期性波动,填补监管真空。他认为,危机以来中国从规则的参与者变为规则制定者之一,并建议中国在对接国际规则的同时,加强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建立金融机构处置计划等。2016年7月“反洗钱与金融开放”封面专题中,时任央行反洗钱局局长金荦与廖理担任执行主编,联合撰写卷首语表示,在以制度规则构建为重要特征的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逐渐成为建设现代金融体系、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参与全球治理规则构建的重要内容。挑战接踵而至,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打击逃税、定向金融制裁等难点问题相互交织,形成复杂局面,陆续走出去的中资金融机构需要适应海外反洗钱监管环境,跨境资金流动需要加强监管,全面提升金融双向开放水平对反洗钱监管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陆磊在2018年6月刊中撰文表示,“面向新时代,在世界范围内,在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进程中,我们面临的问题已不是金融业引进来、走出去那么简单。随着我国对外贸易、投资和金融服务的稳定发展,内资金融业态迅速成长,流动性合理充裕,推动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全球金融稳定并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是我们对外开放的重要命题”。在沪港通开放之际,本刊刊发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李剑阁文章指出“沪港通是中国资本市场持续对外开放的重要一环”;在保险领域,时任银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在本刊表示,通过对外开放可以增强中国金融系统的活力;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举行开业仪式的当月,时任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候任行长金立群在本刊详解该行投资理念,他认为这家新银行能更好地推动社会经济事业发展,是一个非常宏大的工程。

5年来,《清华金融评论》见证了我们开放的新时代。尤其是当下在特朗普上任美国总统后宣扬“美国优先”,奉行贸易保护主义,挑起中美贸易摩擦,使得本就不确定的全球经济复苏之路更为扑朔,中国对外开放面临更多挑战。在全球化争议不断的背景下,本刊2018年7月推出“中美贸易关系:短期与长期分析”封面专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判断,中美贸易战不仅是经济利益且是地缘政治问题,中美贸易摩擦将常态化、长期化。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撰文将美国对中国政策明确定义为从“接触”到“规锁”,“规锁政策”的核心是要规范中国行为,锁定中国经济增长空间和水平,从而把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增长极限控制在无力威胁和挑战美国世界主导权的范围之内。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撰文提醒防范经贸冲突冲击中国金融稳定。本期执行主编、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教授鞠建东撰文表示:“本次争端可能是改革开放之后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应对中美贸易争端的核心是坚持‘中国道路’,通过主动积极的政策和结构调整,使得中美经贸冲突成为一个短期冲击,经过5~10年调整期,让中国经济重新回到既定的‘中国道路’上健康发展。”

是的,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在摸着石头过河与各种争议中,走出了一条独特的“中国道路”,历史的成绩证明了这条道路的正确性,中国快速发展的经验目前在新的开放格局下已经被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所借鉴。这也是5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被世界各国广泛接受并纷纷响应的现实基础。自此,这个根植于历史厚土、被誉为21世纪伟大新故事的“一带一路”就迎风生长,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清华金融评论》2015年9月刊正式聚焦“金融引领’一带一路’”,认为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金融是“牛鼻子”,发挥着引导资源配置和优化投资效果的重要作用。中国进出口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胡晓炼为本刊撰文表示:“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各国政策性金融发展实践表明,政策性金融是现代金融体系的一部分,是克服市场作用局限的有效补充。”丝路基金董事长金琦撰文表示:“‘一带一路’是新时期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个升级版,从金融业的视角看,以资本带动装备制造业‘走出去’,应该是推动和扩大产能合作以及资金的融通,促进全方位、多层次的互联互通和经济合作,金融机构在其中将发挥重要作用。”2017年6月刊上,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田国立撰文建议,“一带一路”意义重大,中资金融机构应合力构建“一带一路”金融大动脉来支持其发展,应勇于担任全球资本的整合者,有效引导国际资本流入;担任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者,提供金融服务能力;担任抵御风险的护航者,增强对外合作信心;担任互利共赢的撮合者,构筑合作新平台。

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金融开放被提上了新的高度,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宣布将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金融业将加大开放力度。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宣布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等11项金融业对外开放新举措。

“中国金融改革已经进入到艰难的深化推进阶段,以前我们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改(革),那么现在则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和中国金融要融入国际,向国际化进行进一步改革,这就很复杂,因为制约因素太多,受国际影响大,阻力重重,推进艰难。因此很多实际问题更需要理论指导,这些问题没搞清楚不行,必须下力气从各个方面推进研究工作。”创刊5周年之际,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证监会首任主席、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名誉理事长刘鸿儒对本刊提出新的希望:“《清华金融评论》既有教学力量、科研力量,又有实际部门的支持力度,所以一定要在关键点上下功夫,在改革的新路程上发挥理论指导作用。”

在金融改革关键点上下功夫,在新时代,《清华金融评论》已做好了继往开来的准备,这一切都离不开5年来认可本刊办刊理念、与我们携手同行、为祖国金融改革和建设奉献思想的权威作者们,也离不开默默以实际行动支持《清华金融评论》的广大读者们。

孙国峰曾在一本书的后记中写道:“中国的金融改革恰似一场规模宏大、波澜壮阔的演出,特别是1993年底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以来,在这个舞台上上演了一幕幕金融宏观调控和金融市场改革创新的话剧。而我本人,则有幸亲身参与了其中一些领域的改革,因此在和同事聊天时戏称自己的工作就像坐在剧场的‘第一排’,对改革进程可能看得会比较清晰,特别是对其中的关节和利害观察得更加仔细。”

《清华金融评论》的作者和读者,正是多位这样的“坐在金融改革第一排”的实践者,有身居要职的监管者,有挥军一线的金融高管,也有政策智囊的金融学者。他们心怀国家,将个人使命与中国金融发展改革、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以专业的业务能力、严谨的学术能力,将观察到的市场现象泼墨成文,指导金融实践,警示金融风险,建言金融改革,为金融业稳健发展布道,为实现金融强国领航。

五年春秋,风华正茂,五年耕耘,硕果累累。创刊以来,《清华金融评论》在学术委员会的指导下、编辑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已累计出版纸质刊60期。截至2018年11月,共发表文章1753篇,封面专题共有614篇文章。其余8个固定栏目中,“宏观经济”为143篇,“央行与货币”为141篇,“银行与信贷”为149篇,“资本市场”为313篇,“财管管理”为139篇,“国际”为130篇,“互联网金融”为121篇,“论文故事汇”为28篇。五年中,我们还就金融改革、全球互联网金融报告、杠杆收购、养老保险体制改革与个人征信问题研究等重大金融问题进行闭门研讨并专门出版5本增刊。

图为《清华金融评论》就金融热点问题召开闭门形式的道口形势分析会

未来,《清华金融评论》将秉承一贯的发展理念,紧紧依托清华大学、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以及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的强大科研资源,加强与国内外经济金融政策制定部门、金融机构以及学术科研机构的联系,不断提高办刊水平和内容质量,促进刊物内容观点化、功能立体化、视野国际化、平台智库化的“四化建设”。

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期待在下一个5年中,我们继续一起努力,为开放新格局下我国金融业改革发展与提升国际话语权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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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金融评论》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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