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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洁、田晓林:跨周期调节成为宏观调控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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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研究室副主任吴洁,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研究室高级总监田晓林

跨周期调节是旨在跨越经济周期性波动,着眼于解决经济中长期发展问题,促进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宏观调控政策框架。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提“跨周期调节”概念。

 

今年以来,跨周期调节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多次被提及,成为引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政策主基调。

 

应对复杂内外形势的必然之举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深刻影响全球秩序,地缘政治摩擦加剧,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大国博弈长期化常态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分化重构,国际经济、政治、科技、安全等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

 

为应对疫情,主要经济体采取无限量化宽松政策,对经济恢复带来强刺激,但同时引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贫富分化、经济增长动能衰退等问题,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明显增加。外部形势将会长期复杂,我国宏观调控需要更具全球性视野,更有长期性思考和全局性谋划。

 

当前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征程,已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经济长期向好的态势没有发生改变。今年以来国内经济稳定恢复、稳中向好,但是复苏基础仍然不稳固不均衡,三季度以来投资、出口、消费、工业增加值、PMI等主要经济指标均出现下行,收入分配失衡、人口红利消失、创新动力不足等问题长期存在,稳增长压力仍然较大。这就要求宏观调控既能应对短期的周期性波动、防止经济失速,又能解决中长期结构性难题,提升经济潜在增长能力。

 

为主动应对“两个大局”,宏观政策逻辑发生了重要转变,跨周期调节政策成为我国准确识变、科学应变的战略抉择。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统筹做好今明两年宏观政策衔接,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9月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加强政策储备做好跨周期调节,根据形势变化加强政策储备,适时出台部分惠企政策到期后的接续政策,提高应对困难挑战的能力,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就业稳定”。9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将实施稳健货币政策,搞好跨周期政策设计,统筹考虑今年和明年货币政策和衔接。货币政策考虑以我为主,增强货币政策的自主性”。

 

我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要完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搞好跨周期政策设计,提高逆周期调节能力,促进经济总量平衡、结构优化、内外均衡”。这意味着“十四五”乃至今后较长一段时期,跨周期调节将成为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主要逻辑和基调。

 

跨周期调节“四个更加注重”特征

跨周期调节是对传统逆周期调节的优化升级。逆周期调节政策发端于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由于带动全球经济走出大萧条,在全球范围内长时间成为主流的宏观调控手段。逆周期调节着眼于平滑短期经济波动,主要采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能会带来放大经济波动、推升宏观杠杆率等负面影响。

 

跨周期调节将宏观政策的逻辑由“短期视角”“总量视角”“速度视角”拓展到“中长期视角”“结构化视角”“高质量视角”,兼顾短期目标和中长期目标、兼顾经济发展速度与质量、兼顾跨部门和多政策协调、兼顾国内和国际,既熨平短期经济波动,又重视长波段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重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机制化。

 

可以说,跨周期调节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有力体现,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宏观调控领域的重大理论创新。

 

更加注重宏观调控的长期性。宏观政策将兼顾短期目标和中长期目标,既针对短期周期性波动,如疫情冲击等因素的影响,又侧重于设计和实施跨越经济周期波动的中长期政策,如共同富裕、绿色发展、科技创新、人口政策等,并且会更加注重预期管理,解决制约发展的中长期问题,通过政策曲线引领市场曲线,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信心和活力,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更加注重宏观调控的结构性。不同于逆周期调节对总量进行调控,跨周期调节侧重于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问题,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依托科技自主自强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牵引我国产业链价值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创造新的经济增长势能,提升经济潜在增速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更加注重宏观政策的协调性。跨周期调节不仅依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且会采取更加丰富的政策体系和调控工具箱,综合运用财政、货币、就业、产业、科技、人口、收入分配、生态环境等多种手段,构建科学合理的政策搭配和协调模式,并重视部门沟通和政策协同,确保宏观政策的精准性、连续性、稳定性和有效性。

 

更加注重宏观调控的国际性。跨周期调节不仅关注国内因素,而且会侧重对影响我国经济波动的国际因素的应对,如美元周期、全球产业链分工、产业革命、气候变化等。我国将坚定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畅通开放合作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跨周期调节保障经济行稳致远

跨周期调节下,将统筹做好今明两年宏观政策衔接,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提升经济增长潜力和内生动力,重点将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

 

财政政策着力提升能效,或发力新基建投资。从拉动经济三驾马车来看,我国经济增长仍将主要依靠投资尤其是新基建投资发力。年内及明年财政政策将更为积极,财政支出进度将显著提速,拉动经济的重大项目批复开工将加快,交通运输、民生、科教、农林水事务等分项财政支出将加大,专项债发行进度将加快,形成的实物工作量将支撑基建投资在今年底、明年初回升,对经济增长带来托底。

 

货币政策延续稳健基调,发挥结构性作用。货币政策自主性将进一步增强,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货币政策继续保持稳健,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将与名义GDP增速基本匹配,年内流动性供求将保持基本平衡。

 

综合运用多种结构化货币政策工具,疏通货币传导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绿色发展、“三农”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持力度,市场利率将大概率维持在较低水平。

 

双碳目标成为“指挥棒”,引领全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中央将立足于“碳达峰碳中和”中长期目标,纠正短期的运动式减碳行为,先立后破,推出国家层面碳达峰行动方案,引导全社会处理好稳增长和碳减排、整体和局部、中长期和短期的关系。

 

各地方、行业、企业应在此基础上合理设置目标,科学把握减碳节奏,遏制“两高”(高能耗、高污染)项目发展,有序推进节能减排和电能替代;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促进能源电力行业自身碳减排,支撑全社会碳减排。以市场化机制为碳减排提供有效的价格激励信号,促进全国碳市场高质量发展,高效推动全社会低碳转型。

 

共同富裕成为发展关键词,收入分配改革将显著提速。共同富裕成为重要政策目标,并进入系统性实施阶段。共同富裕并不是“杀富济贫”,而是要解决长期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重点将着力于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规范和调节高收入,打造分配的“橄榄型”结构。

 

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缩减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增强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强化行业发展的协调性,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产业政策强调科技自立自强,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竞争力。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支撑作用将会进一步凸显。下一步将开展补链强链专项行动,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锻造长板。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重点扶持高新科技产业发展。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将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不断完善,为创新能力强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中小企业带来机遇。

 

金融政策注重稳健合规发展,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关系发展和安全。跨周期调节下,稳金融政策至关重要。政策层将进一步促进稳增长与防风险的长期动态均衡,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统筹做好高风险机构处置、影子银行、房地产金融化、地方隐性债务等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工作,并防止在处置其他领域风险过程中引发次生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确保经济金融大局稳定和高质量发展。

本文编辑:王晔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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