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世界经济史中，每一轮经济繁荣，大都以经济危机的形式结束，而每一次金融危机都推动了经济金融制度的建设。可以说，金融危机既是过去泡沫狂热的教训，又是未来金融发展的新开端。作为一名经济研究者和监管者，能见证全球金融体系从大繁荣到大危机，是一生难得的际遇。

本次全球金融危机是一本关于金融脆弱性和监管失衡的现实教科书。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金融机构全球化和监管自由化的潮流勃然兴起，银行机构兼并风起云涌，各种金融创新产品令人眼花缭乱。在一片非理性繁荣之中，金融危机的伏笔早已埋下。从微观层面看，欧美金融机构的稳健性普遍不足，金融体系微观基础十分薄弱；在中观层面，西方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相对于产品创新建设严重滞后，金融市场的有效性明显下降；宏观层面则面临系统性风险不断累积，金融监管出现真空地带的众多挑战。

危机之后，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修补世界金融体系暴露出的诸多漏洞。随着世界经济版图的历史性变化，全球金融监管治理架构也发生了深刻变革，新兴经济体第一次全面地参与了国际经济规则制定的过程。二十国集团峰会领导人确定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方向，金融稳定理事会负责协调实施，巴塞尔委员会、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国际证监会组织则分别在银行、保险和证券领域推动监管改革的进程。

2009年初，中国银监会成为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巴塞尔委员会的正式成员，在国际金融治理舞台上，中国从金融规则的追随者，逐渐转变成为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并在国际监管改革的过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已经带给中国许多有益的启示：例如，巴塞尔协议III提供了加强资本和流动性风险管理的一揽子方案，推动夯实商业银行的微观基础；系统重要性银行概念提供了监管新思路，有利于建立银行分类监管的科学标准；恢复和处置计划对于中国防范化解区域性和系统性风险非常关键；金融稳定理事会关于影子银行的监管建议对减少信托、理财产品监管套利，实现平衡监管至关重要。国内金融界的一些朋友常常抱怨中国的监管部门不应实施新的国际监管规则，认为本次危机是西方国家生病，我们没有必要跟着一起吃药。其实，近年来中国金融体系快速扩张，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危机前欧美银行业的风险症状。如果说西方银行业危机后加强监管是吃消炎药，消除肿胀，我们强化监管规则是吃预防药，增强免疫力。虽然表面上看西方国家和中国都在吃药，但目的不同，各有所需。

只要商品交换和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存在，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本质就无法改变。历史永远在轮回，金融危机也会在将来换上新的服装重新上演。每一次金融危机发生后，清晰的伤痛会提醒大家谨慎前行，但社会和人类的记忆毕竟是短暂的，在不久的未来，人们会渐渐淡忘本次金融危机的教训，逐渐开始新的金融狂欢。金融监管者所能做到的，就是尽量推迟下一次金融危机到来的时机，并尽量减少它所带来的伤害和痛苦。从这个意义上讲，金融风险和金融创新永远交织而生，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就是在二者之间寻求脆弱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