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构建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特征相适应的金融支持体系｜宏观经济
时间：2024年9月23日 (上午9:28)
分类：评金融,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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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清华金融评论

[1] 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外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室主任、教授杨虎涛 当前的新质生产力集中在以大数据、云计算、新能源生物科技等为代表的战略新兴产业。这些产业的技术变迁和产品迭代对金融如何支持实体经济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出更高要求。在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金融不仅需要和实体经济形成基于价值创造的长期共生关系，而且要着力于完善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制度体系建设，同时也要有系统性、全局性的考量。 在历次技术革命浪潮展开的过程中，强大的金融体系可以显著促进生产力的质变进程。但金融支持生产力质变的方式、内容和重点是随着生产力发展的内容变化而变化的。当前的新质生产力集中在以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战略新兴产业。这些产业产品周期短、技术迭代快、嵌套性强，这些新特征对金融如何支持实体经济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金融不仅需要和实体经济形成基于价值创造的长期共生关系，而且要着力于完善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制度体系建设，同时也要有系统性考量。 引言 日前结束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愿景、原则和措施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部署。《决定》全文中，共有34次提到“金融”一词，且高度集中于第五部分《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中的第18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24次）。对下一阶段金融的工作重点，《决定》明确指出，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 关键词的变化，体现的是改革着力点的变化。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门，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进程中，金融的体制机制改革被给予了高度重视。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金融的体制机制和制度，需要根据内外部环境条件进行适宜性和变革性调整与完善。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围绕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对发挥金融的孵化、赋能和放大效应。从理论上廓清金融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对于实践中推进金融改革，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生产力的质变与金融支持 技术进步是生产力质变的题中之义，但生产力的质变并不仅仅是技术进步：一方面，技术进步仍有可能是在旧的技术轨迹、技术集合下产生的边际进步；另一方面，脱离制度变革，不仅技术本身的发展，而且整个生产方式的变革也会受阻。马克思明确指出，“必须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这种“变化的社会条件”，不仅涉及科研、教育、劳资关系等领域，也包括金融制度的变革。 工业革命以来，每一次技术革命浪潮的兴起和推进，都需要强大的金融支持。历史地看，先进技术的创新应用，推动了金融的不断深化和发展，铁路、电话、电报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伴随着金融市场交易范围的扩大和时效性的提高；与此同时，不断拓展和升级的金融市场，又通过资本的快速集中和高效融通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从经济史的发展历程看，金融制度的适宜性变革，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国家“赶”与“超”的进程。荷兰帝国对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等城邦的超越，与荷兰的金融市场创新密切相关；而伦敦资本市场对阿姆斯特丹资本市场的胜出，也是大英帝国在工业革命之后一个多世纪里能稳定霸权地位的重要支撑；甲午海战所暴露出的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绩效差异，与其说是枪炮之争，不如说是制度差异，其中，日本率先建立以中央银行为标志的现代国家金融体系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优势。19世纪末期以来，美国逐步在GDP总量、技术创新等领域持续领先英国，同样也得益于美国在金融领域的连续创新。即使在发展水平相近的发达国家阵营中，金融产业的竞争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技术革命的红利创造。阿吉翁指出，许多国家技术浪潮收益的实现之所以有迟滞或者不完全的现象，主要源自僵化的经济结构或者不合时宜的经济政策。 生产力的质变之所以与金融支持密不可分，原因在于：第一，生产力的质变往往发生于旧的技术—经济范式增长潜力殆尽，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尚未成熟之际。在新的技术—经济范式的利润和增长预期下，资本会大量进入。如果缺乏有效的金融体系支持和引导，新的、充满不确定性的技术领域就无法得到足够的金融资源。第二，新质生产力形成初期，往往与旧部门的衰退、重组、转型以及新部门激烈的内部竞争相伴随。在旧部门的衰退、重组和转型时期，需要金融体系在旧部门资本积累能力衰减的过程中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才能舒缓创造性破坏的破坏效应，减少“要素损耗”的痛苦。而对于新部门而言，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展开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市场集中度逐步提高、新部门中的领先企业规模迅速扩大的过程，也只有如此，才能筛选出真正有效率和竞争力的企业。而这一过程，也必然伴随着资本的“进”和“出”。成功企业的扩张、兼并和失败企业的破产、重组，也需要强大的金融市场做基础。 由于技术革命与金融体系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生产力质变的创造性破坏进程往往伴随着金融体系的推动和波动。当代新熊彼特学派的代表人物佩蕾丝甚至断言，技术革命的初期，必然伴随着一次金融泡沫。因为在新、旧技术—经济范式交替之际，新技术的广泛市场前景最初吸引的，一定是更多动物精神驱动的投资，但新技术的成熟需要大量互补技术的发展和完善，所以初期的投资繁荣往往只是“镀金时代”。但佩蕾丝认为，镀金时代的泡沫破灭对于之后的黄金时代是不可或缺的，是经济质变必须付出的代价。 虽然大量投资会失败、大量企业会在泡沫破灭之后的重组期被淘汰，但留下的基础设施、产业能力和人才确会在黄金时代中持续发挥作用。也正因为如此，佩蕾丝将这种镀金时代形成的泡沫称为技术泡沫（MTBs， Major Technology Bubbles），以区别于明斯基性质的流动性泡沫（ELB, Easy Liquidity Bubbles）。在佩蕾丝看来，技术泡沫是由市场经济吸收技术革命的方式造成的，而明斯基性质的流动性泡沫则往往是过度宽松和缺乏监管下的金融空转和金融套利所形成的庞氏游戏。 金融为什么必须支持实体经济 尽管技术泡沫和流动性泡沫的成因和性质不同，但是要区分两者绝非易事。尤其是在现代金融市场中，资本的快速跨境流动、复杂的金融产品体系和各种对冲、做空机制的存在，为资本套利提供了充足通道的同时也增加了流动性泡沫形成的可能性。在投资和投机之间控制泡沫化，在稳定支持实体和投资繁荣之间寻求平衡，具有极大的难度。一个发达的现代金融市场要保持稳定，可能就会易于丧失效率的功能；而要保持效率，往往就会有潜在的流动性风险。 基于技术革命浪潮的经验，佩蕾丝等人曾经认为，生产力质变初期到生产力质变加速器，也即镀金时代到黄金时代的转变过程中，金融泡沫固然难以避免，但阵痛期并不长久。这种阵痛期，被佩蕾丝称为转折点时期。其特征是从基于财务标准的疯狂模式向基于生产逻辑的协同模式转变，完成生产资本向金融资本的夺权。但从现代金融体系的跨境流动性和衍生产品复杂性看，佩蕾丝基于之前若干次技术革命浪潮所总结出的结论解释力已大大下降。 从西方国家的表现看，进入信息通信技术革命以来，尤其是21世纪以来，生产资本向金融资本的夺权进程大大延长。这主要是由于金融化进程的大大加快和全球资本流动的加速，使生产资本和金融资本不仅在边界上逐步模糊，而且主导权的交替也难以“自动发生”。这就需要创新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思维，逐步走向耐心资本的发展之路。 20世纪80年代至今，美国经济一方面表现出股市和局部技术领域创新的单边繁荣，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制造业空心化和工业体系的衰退，与此同时也催生了收入分配极化、就业极化和企业极化（也即少量明星企业垄断绝大部分市值和利润）的三重极化乱象。之所以如此，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金融化不无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市场化、私有化和金融化为特征的自由主义政策的确导致了美国综合利润率的回升，但这种高积累并没有转化为投资，而是大量转向了金融性资产配置。 在股东价值至上、裁员加分红的美国新经济模式主导背后，是金融化进程的大大提速。其结果是，在金融部门产值和利润份额不断上升的同时，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并呈现出典型的极化特征：高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逐渐增加，其中资本回报的提高起着很大作用，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快速下降，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缓慢下降。美国实体经济和金融部门渐行渐远的分化发展格局，深刻地映射出美国政府在面对华尔街金融家、军工复合体等利益集团绑架国家政策时的无能为力，同时也对后发国家的金融发展与改革有警示作用...... 本文感谢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政治经济学研究”（23ZDA043）、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阐释工程重点项目：“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塑造研究”(2025XYZD08)的支持。 阅读全文 请点击 [2] 来源丨《清华金融评论》2024年9月刊总第130期 编辑丨王茅 责编丨兰银帆 [1] http://www.thfr.com.cn/wp-content/uploads/2024/09/4.jpg [2] http://mall.thfr.com.cn/aaa/Tsinghua/magazine/wxpay/contentPage.php?id=4302&code=081Tpn000HTsRS1OLh100PHkbA2Tpn0T&state=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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