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挑战及其应对——基于中长期视角｜宏观经济
时间：2025年3月27日 (上午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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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清华金融评论

[1] 文/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张礼卿 在对当前的形势保持谨慎乐观的同时，或许更有必要对未来五年甚至更长一个时期的增长前景给予高度关注。以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物联网、区块链和生物技术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兴未艾，创新和发展的机遇将会不断涌现。与此同时，对于外部环境和国内经济运行中面临的各种挑战，尤其是具有中长期影响的挑战，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抓紧制定对策。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十五五”规划确立之年。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中国经济恢复总体向好，但困难不少。202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大经济刺激计划，预计2025年经济增长前景向好。然而，在对当前的形势保持谨慎乐观的同时，或许更有必要对未来五年甚至更长一个时期的增长前景给予高度关注。可以认为，以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物联网、区块链和生物技术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兴未艾，以ESG为核心的新发展理念正在获得各国越来越广泛的认可，创新和发展的机遇将会不断涌现。但在另一方面，对于外部环境和国内经济运行中面临的各种挑战，尤其是具有中长期影响的挑战，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抓紧制定对策，做到未雨绸缪，有备无患。 主要挑战 外部环境复杂严峻 第一，全球经济增速将持续保持低速增长，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未来五年，全球GDP增长预计将从2024年的3.2%放缓至2029年的3.1%，整体上明显低于疫情前30年的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全球贸易增速也将持续放缓，在全球GDP中的占比将继续下降。 第二，全球债务水平急剧攀升，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主权债务已经到了危机的边缘。据国际金融协会统计，全球债务在2024年第一季度达到315万亿美元，其中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债务达到105万亿美元，均创下历史最高纪录。IMF认为，当前大约15%的低收入国家已陷入债务困境，另有45%的国家面临陷入债务困境的高风险。债务的持续积累不仅影响近期的经济和金融稳定，而且将会严重制约有关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 第三，受地缘政治经济冲突加剧的影响，多边主义框架下的国际经济合作面临巨大挑战，国际贸易组织（WTO）运行不畅，自由贸易体制受到破坏。美国等一些国家实施“近岸外包”“友岸外包”“小院高墙”“大规模产业补贴”等措施正使全球经济日趋分裂和碎片化，进而损害全球经济运行效率和增长潜力，也使全球金融稳定面临挑战。 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尽管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从最高时的67%下降至目前的33%左右，但对国际市场的依赖仍然比较高。2024年，我国贸易顺差达到了创纪录的1万亿美元以上。如果需求结构不发生大的变化，外部冲击的升级和长期化，势必对我国经济的中长期增长构成严重挑战。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对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全面加征10%的关税和所有输美钢铝产品加征25%的关税，而且有可能签署法案取消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 据测算，一旦贸易最惠国待遇被取消，那么我国所有对美出口商品相当于被加征了60%以上的关税。这将严重打击我国对美出口，也会在现有需求结构之下对GDP的增长造成显著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将持续多年。另外，欧盟委员会已于2023年10月公布“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过渡期实施细则”，正在为开征“碳关税”做积极准备。 国内经济存在诸多挑战 第一，经济增长将持续运行于中低速轨道。自20世纪80年代启动改革开放之后，在人口和全球化双重红利的作用下，中国经济经历了近30年年均增速为9%左右的高速增长，创造了全球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然而，在2010年第一季度达到13%以上的增速后，这一局面发生了变化，进入年均7%左右的中速增长时期。疫情后已降至5%左右。根据增长理论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未来5～10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速大概率会下降为4%—5%，之后有可能进一步下降。经济增速减缓，对于居民收入、就业、债务甚至金融稳定都可能带来持续的挑战。 第二，供求失衡的局面难以在短期内改变。在改革开放后的40多年时间里，中国的供求局面在2010年左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原先的短缺经济转变为过剩经济。相应地，通货紧缩风险也超过了通货膨胀风险。虽然通货膨胀或紧缩一般属于短期的宏观经济稳定问题，但由于我国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所面临的内需不足和生产过剩并不仅仅属于周期性问题，而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因此，从根本上实现供求均衡可能需要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 第三，新旧动能转换面临多重困难。在经济全球化逆风不断增大的情况下，作为传统的经济增长驱动力量，出口的作用将会继续下降，但受到一些结构性因素的制约，消费和投资增长难以达到预期目标，从而势必影响经济增长。在消费方面，传统消费不再能够有效驱动增长，但新型消费尚未形成重大推动力。在投资方面，房地产投资、一般性基础设施投资已经不再能够充当未来投资的主力军，但先进制造业的大规模兴起可能尚待时日。 第四，人口老龄化趋势难以阻挡。最新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4》显示，2023年，我国 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已经高达15.4%，老年人口抚养比为22.5%。按国际惯例，我国正在“中度老龄化”的社会形态中加速行进。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到来，将会加剧劳动力供给紧张和工资水平的上涨，抑制企业利润增长和资本积累能力；从长期看，将导致储蓄国民储蓄率的下降，从而影响我国的经济增长潜力。 第五，持续增大的债务负担。为了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我国推出了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在各级地方融资平台的推动下，我国的宏观债务率迅速上升。据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十多年间，从2010年的大约150%增长近一倍，达到目前的290%以上。如果考虑到隐性负债，一般认为该指标已经达到320%。近期已启动的新一轮刺激计划，势必进一步提高我国的政府负债率和宏观负债率。在经济下行的时候，扩大政府、企业和家庭的负债，对于缓解当期的困难具有合理性，因而常常成为受欢迎的政策举措。但另一方面，不断上升的负债率终究是对未来的透支，规模巨大的还本付息额势必会挤占未来用于投资和消费的国民收入，从而影响未来的经济增长潜力。 应对之策 发展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引领和支撑我国经济增长 所谓新质生产力，是指以新技术的深化应用为驱动，以新产品、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为基本特征，通过提升生产要素的配置使用效率来实现经济增长的综合力量。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关系、制度设计和管理方式的创新。 从1980年到2010年这30年，中国经济取得了年均9%～10%的高速增长。支撑这一时期高增长的主要因素包括：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WTO后带来的制度变革与开放红利、低廉的劳工成本、较高的国民储蓄率、对环境成本的相对忽视，以及所谓“后发优势”即对外国先进技术的大量引进、借鉴和模仿使用，等等。展望未来，这些因素中的大部分有可能不复存在。中国经济增长必须更多地依靠技术创新这一新的支撑力量，并将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和认知创新结合在一起，实现资源配置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提升...... 阅读全文 请点击 [2] 来源 | 《清华金融评论》2025年3月刊总第136期 编辑丨王茅 审核 | 丁开艳 责编丨兰银帆 [1] http://www.thfr.com.cn/wp-content/uploads/2025/02/4.jpg [2] http://mall.thfr.com.cn/aaa/Tsinghua/magazine/wxpay/contentPage.php?id=4499&code=001h7HGa1rXNiJ0gQHHa1QFu6Q2h7HGr&state=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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