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世界各国金融普 及教育状况分析
时间：2014年12月9日 (下午4:13)
分类：封面专题, 封面专题-总13期, 总13期, 清华金融评论杂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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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清华金融评论

文/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 任静贤 本文编辑/贾红宇 以前的一些文献清晰地表明金融普及程度与养老规划、养老财富的积累有着密切的关系。到目前为止，这类研究都是利用美国的数据来做研究，关注金融普及教育的深度和广度。本文利用世界范围内8个国家的数据，来描述世界范围的金融普及教育概况。 随着出生率的下降以及人类预期寿命的延长，很多国家将自己社会养老系统由固定收益养老金计划（Defined Benefit Pension）转向固定缴款（Defined Contribution Schemes）。这样的转变推进整个社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固定缴款养老金计划更具流动性，这就促进了劳动力的流动。但是固定缴款养老金计划也有可能带来不好的社会影响，一些人过度消费，没有积极储蓄，或者进行不理智的投资，在年老的时候发现自己储蓄的养老金不足以支付养老费用等问题。以上的这些原因使得对个人以及家庭进行金融普及教育变得异常迫切，让家庭拥有处理各种经济类信息的能力，并在充分知情的基础上做出合理决策的技能变得非常重要。 如何来衡量金融普及程度？ 美国金融普及教育程度评估实践 即使认识到评估金融知识水平的重要性，具体到实践中，如何监测人们处理经济信息的过程，以及利用这些信息做出决策的机制都是很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在2000年之前很少有学者将金融知识水平放入储蓄模型或金融决策模型中进行研究。于是美国在设计衡量金融知识普及程度的问题时秉承了以下四个原则： （1）简单：力图测量最基本的金融概念，都是金融领域入门级别的知识。 （2）相关：问题应该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而不是某一个细分领域的金融知识。 （3）简洁：因为很少有调研愿意用大量题目测量金融知识水平，所以题目的数量也控制到最小，这样便于开展大规模的调研。 （4）辨别：题目应该具有区分度，在金融知识得分方面应该能够区分出不同金融知识水平的人群。 金融普及教育知识的问题最早应用于2004年美国开展的健康与退休调查（Health and Retirement Study），在问题的设计上参考了储蓄模型以及资产配置决策模型，来识别个体在做出金融决策时必须要了解的三个基本概念：（1）复利；（2）通货膨胀；（3）风险分散。为了电话访问或者面访的方便，在题目的设计中没有加入过多复杂的计算，将测试集中在运用金融概念来进行计算的能力上，而不是“计算”上。于是，衍生出了目前为止作为金融知识测评基准的三道题目： （1）假设您的储蓄账户中拥有100美元，年利率2%，5年之后，如果一直都没有取账户中的钱的话，您觉得账户中有多少钱？ （2）假设您储蓄账户的年利率为1%，通货膨胀率为2%，一年之后，您觉得您的存款的购买力与今天相比如何变化？ （3）判断对错：买一只股票的风险往往要小于买一只基金的风险。 第一道题目测量数学运算能力，测量受访者能否进行复利的计算。虽然复利的计算能力也很重要，但是我们更加关注受访者如何处理复利等信息的能力，所以采取选择题降低难度。第二道题目对通货膨胀的理解。第三道题目考查风险分散的概念，这是一道既考查“股票”，又考查“基金”，同时又考查风险分散的题目，因为答对这道题目需要你了解股票的概念，同时知道基金一般投资于多只股票。在问题答案的设计上，还增加了“不知道”和“拒绝回答”两个选项，就是为了避免受访者随意选取答案而产生的样本偏差。 这套测量金融知识普及水平的题目在美国2004年健康与退休调查中对1200个年龄在50岁以上的人群展开了调查，同时也在其他的调研中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过测试。例如：美国全国青少年跟踪调查（The 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Youth）在2007年至2008年的调查，涉及23～28岁的青少年，这些问题同时也加载到基于互联网收集数据的“美国生活大调查”（the American Life Panel）中，2009年的时候这套题目加载到金融能力调查（Financial Capability Study, FINRA）中，同时通过电话访问获得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样本，通过互联网在每个州访问500个样本。总体来说，这套测试金融知识普及水平的题目很好地刻画了受访者的金融知识水平，同时数据显示金融知识水平与其金融行为高度相关。 测量金融普及教育程度的其他尝试 美国健康与退休调查设计了一系列问题来测量“数学运算”能力，同样的问题也加载在英国老龄化跟踪调查（the England Longitudinal Survey of Ageing）中以及欧洲的健康、退休与养老调查（the Survey of Health, Ageing, and Retirement in Europe）中。毋庸置疑数学运算能力的重要性，但是我们认为成年人更需要的是做出合理金融决策的能力。Hilgert（2003）设计了一套更长的问卷，专门测试金融知识水平，与原先的调查都是通过加载在各种社会调查之上的简短问卷不同，独立成为一套完整问卷。美国国家经济教育理事会（The National Council on Economic Education, NCEE），展开了针对孩子和成人的金融普及教育知识的调查，但是此调查没有其他辅助信息，无法从数据中研究金融知识对金融行为的影响。我们认为，金融知识水平的测度最好加载在全国性的普查中，而不是专项的实验性调查中，因为金融知识水平可能对个体以及家庭的其他行为产生内生或外生的影响。经合组织（OECD）在2005年的报告中概述了世界各国开展金融知识水平测试的情况，但是经合组织开展的调查在不同的国家开展，问卷会有很大的差异，从而降低了国际横向对比的可信度。 测度误差 误差一方面来自于受访者可能随意猜测答案，另一方面，误差可能来源于受访者对题目的不理解或者误解。为了测度这些潜在的误差，研究学者改变了问题的提问方式。例如，同一道判断对错的题目采用以下两种陈述：1. 买一只股票通常比买一只股票型基金提供更为安全的收益；2. 买一只股票型基金通常比买一只股票提供更为安全的收益。然后随机让两组人群回答判断对错，选项为“A.正确；B.错误”。数据发现问法2的正确率是问法1的正确率的两倍，这说明有很大一部分被访者会倾向于直接选择第一个答案（正确），从而导致问法2正确率的显著升高。 金融普及教育重要吗？ 诚然，我们不仅需要测量人们所拥有的金融知识水平，研究金融知识水平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也同等重要。跨期的经济决策模型有个重要的假设就是，人们在做出经济决策的时候都是立足于分配整个生命周期内的资源和消费，而不仅仅是立足于当期的消费。一定程度的对未来的预测是必须的，这样人们就可以平滑生命不同阶段的消费。但是利用这样一个生命周期模型需要一系列的假设，例如风险偏好、折现率、对现金流入的预测、资本收益率、收入波动等，而上述的大多数变量不可能用实证数据轻易地度量。于是，我们重点关注生命周期内的行为结果，比如说是否为养老储蓄。 已经有一些前沿的研究表明，有养老规划的人群确实会积累更多财富养老。HRS（1992）中有一个问题关于人们是否为养老进行过规划：规划过一点、规划很多、规划全面、没有任何规划。结果发现，这道题目的答案对于“养老财富”具有极强的预测力。尤其对于50岁左右的中年人，他们中间进行过养老规划的人群所积累的养老财富是那些从未规划的人群所积累的养老财富的两倍。类似的结论在最近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HRS（2004）中有一道题目关于是否计算过需要多少钱才可以养老，这道题目同时被运用到“养老信心调查”（Retirement Confidence Survey），测度个体是否具有前瞻性，正如生命周期模型中所假设的那样。结果显示，那些计算过需要多少钱才可以养老的人积累的养老财富是无规划人群的3倍。同时研究发现，养老规划与财富的关系在高教育水平的人群中同等显著。对于青年人和中年人，美国生活跟踪调查发现，是规划导致了财富的积累，而不是财富的积累导致了规划的出现。 这自然不禁让人联想到，为什么人们会不去规划？现有的学术猜测是由于这些人的金融知识匮乏。很明显，规划需要计算、需要一些基本的金融常识。举例来说，金融知识匮乏的人群因为不知道如何计算复利，而会轻易地选择高成本的信用卡借贷，或者在选择金融服务的时候更容易支付高额的服务费用。已经有一些学者发现那些金融知识匮乏的人群更加容易进行高成本的借贷，而且在还贷方面更容易出现困难；金融知识水平越高的人群，越倾向于将股票放入自己的资产组合中，因为他们知道风险分散的道理；金融知识水平较高的人群更加倾向于选择费率更低的基金，对于基金等各种金融产品的费率也更加敏感；金融知识水平与基金的费率方面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已经被学者研究证实。总而言之，金融知识水平会对退休的规划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两者的关系具体有多么显著，需要实证检验。 世界范围内金融普及教育概况 首先，金融知识匮乏的现象在世界范围内是普遍存在的，无论在具有成熟金融市场的发达国家，例如德国、荷兰、瑞典、意大利、日本，还是金融市场高速发展变化的国家，例如俄罗斯。其次，金融知识水平具有明显的国别差异，例如，数学成绩好的国家的国民在金融知识测试中的计算题中会得高分，瑞典和芬兰两个国家的国民数学好，这两个国家在计算题的得分也较高。第三，当一个国家曾经经历过显著的通货膨胀，这个国家的国民在回答有关通货膨胀的题目时具有更高的正确率。例如，刚刚经历了通货膨胀的意大利国民在通货膨胀问题的正确率高于连年通货紧缩的日本。第四，经历了养老改革，即养老社会化的国家的国民对于风险分散具有更好的认识，比如瑞典。相对来说，俄罗斯以及东德对于风险分散概念的了解更少，股票参与度也更低。值得关注的是，即使在一些金融市场相当发达和成熟的国家，仍旧有国民不了解风险分散的概念，例如在美国，有三分之一的国民在通货膨胀的题目中回答不知道。 世界范围的调查同时显示，金融知识水平在不同的细分人群中具有较大差异。年龄与金融知识水平呈现明显的倒U形，金融知识水平最低的是老年人和青年人，最高的是中年人。这可能是由于金融知识的增加是随着阅历的增加而增加，但年老以后由于对社会的脱离开始递减。 另外一个显著的结果是金融知识水平在性别之间的差异，女性所具有的金融知识水平往往比男性低，但是女性对于自己金融知识水平的评估相对于男性更加真实客观。在俄罗斯和东德，女性和男性在金融知识水平方面无明显差异，男性和女性的金融知识都相当匮乏，但是将东德和西德的数据进行对比，发现西德的男性金融知识水平会显著高于女性，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女性更难以跟上时代变化的脚步，对于经济变化的适应能力不如男性。 在所有的国家，更高的受教育水平与金融知识水平显著相关，但是即使在高学历人群中，金融知识水平仍旧不高。更进一步说，学历可以某种程度上很好地预测金融知识水平。也就是说，在多元线性回归中，同时将学历和金融知识水平放入回归，会发现学历和金融知识水平两个变量都显著，但是代表金融知识水平的变量更加显著，也就是说金融知识水平包含了比学历更多的信息。金融知识水平在工作的人群、私营业主等人群中的水平明显高于不工作的人群。这也许是由于一些国家在工作场所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教育有关，当然也有可能是从工作本身或者同事身上学习所得。   一些国家的数据显示出其他维度的不同，例如在美国展现出不同种族/宗教信仰的人群的差异：白人和亚裔的金融知识水平明显高于非洲裔和西班牙裔人群；在意大利发现了明显的地域差异，在北部和中部地区的人群，金融知识水平显著高于南部人群；在俄罗斯，生活在城市的人群的金融知识水平明显高于生活在农村的人群；在芬兰，信仰伊斯兰等少数派宗教信仰的人群的金融知识水平更低。 不仅在金融知识水平的高低上展现出有趣的规律，而且比较人们实际拥有的金融知识水平与自己主观估计的金融知识水平也是很有意思的话题。我们更容易看到年轻人金融知识水平低，但是更愿意承认这一点，相对来说，老年人金融知识水平低，但是多数情况下不愿承认这一点。自评的金融知识水平在国别数据上也有有趣的发现，美国人更倾向于乐观估计自己的金融知识水平，而日本人则相对保守。 在所有展开调查的国家中，金融知识水平与养老规划的关系都非常显著。在多数国家中，对于利率的理解，尤其是风险分散的理解对养老规划的影响最大。这可能是由于风险分散的题目更加能够识别出个体的金融复杂程度。 最后，国别的金融知识水平研究发现，金融知识水平能够有力地预测养老规划。金融知识水平测试每答对一道题目，养老规划的可能性就会提高3~4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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