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祁斌：文明的冲突与挑战——从“911”到《查理周刊》
时间：2015年1月19日 (下午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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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清华金融评论

文/中国证监会国际合作部主任祁斌 近期，法国《查理周刊》遭恐怖袭击，让全世界不得不再次正视恐怖主义的存在，并再次引发文明冲突的思考及忧虑。从本质上讲，《查理周刊》事件与2001年 “911”事件一脉相承，凸显了文明的冲突与挑战，化解文明的冲突最终需要在不同文明之间寻求宽容，同时，这些挑战也是崛起中的中国必须面对和学习应对的。本文为2001年“911”事件后作者与北京大学部分博士生座谈的文字整理，有少量文字修改。   （2001年9月15日）四天前，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在爆炸中轰然倒塌，虽然此事件或许我们今天在中国感受不够强烈，但其对世界是个巨大的冲击，必然也会对中国有近期和远期的深刻影响。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这不是一个单纯针对美国人的事件，而是一个值得全人类进行集体反思的事件。我想来想去，觉得只能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这个事件永久地改变了我们生活的世界和时代。以前我在华尔街高盛工作的时候，我的办公室就正对着世贸中心的大楼，差两条街，我每天都看到那个楼，很多时候中午还与朋友在那里一起吃饭。你无法想像，那么巨大的两个楼，还有成千上万人就这样消失了，这种感觉是很恐怖的。或许曼哈顿整个金融区也许就因此而衰退了，谁还敢在那里工作呢？   谈一谈对三个问题的认识：第一，这个事情的问题本质在哪里，这是不是偶然事件呢？显然不是的。我想这个事情的发生应该是必然的。它是世界两大主要矛盾冲突发展的必然结果，只是早晚和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现的问题。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机会读到一本书，就是亨廷顿写的《文明的冲突》。中文版可能没有翻译，我大概在九五年读了，读了以后我当时也没有太过引以为然。这本书的主要观点是说，冷战结束以后，意识形态的冲突已经不重要了，取而代之是一种文化的冲突，即各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那么世界上的文明，他认为可以分为三大种类的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和佛教文明。他认为，前面两者几千年以来一直存在恩恩怨怨，仇恨非常深。我们知道远到十字军东征，是因为伊斯兰教徒占领了耶路撒冷引起基督教派军队东征，杀了很多人，夺回耶路撒冷，这时候就结下了仇恨，上千年之内一直来回杀戳，加上经济利益的矛盾和近代犹太人与阿拉伯世界的矛盾问题，更加激化两种文明的冲突。亨廷顿觉得，这两种宗教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近代历史时期，基督教文明一直占上风，压制了伊斯兰教文明，所以伊斯兰教文明一定会反抗。同时他还认为佛教文明是相对比较宽容的，冲突性小。当他这个观点出来以后，美国人中有些人读了读有点印象，但没有太多人注意，冷战结束后依然按意识形态划分世界。我想，亨廷顿还是说到了一些问题的本质。最近的几十年，因为美国经济强盛及其过于迷恋其经济实力，越发采取一种强势姿态，这个矛盾是早晚要显现出来的，大家只是没有想到冲突会来得那么快。   第二个矛盾是南北矛盾，就是落后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我们知道就像在一个国家里总是有富人和穷人，富人占据很多优势，有资本，也懂得游戏规则，一般而言，任其发展，富人越富，穷人越穷，即所谓的马太效应。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政府的调节机制的话，社会矛盾就不可调和。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劳资双方的矛盾就会在工人越来越穷、资本家越来越富的过程中走向不可调节，最后社会的底层就会革命。后来现代西方国家引入了一些新的机制，也借鉴了很多社会主义的元素，一个是股票或股权，让大家都有所有权，虽然百分比不太一样，但还是缓解了劳资双方的矛盾；二是发明就是社会保障制度，就是通过向富人征收高额赋税用于维护社会保障系统，通过再分配来缓解社会矛盾。所以，在20世纪大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这些努力缓解了其国家内部矛盾，但人类迄今未学会如何解决国家间分化的南北矛盾，因为不存在一个超越各主权国家之上的有效的国际组织像政府一样来调节这个矛盾，联合国也没有真正有效的机制能够发挥作用。所以，弱国越弱，强国越强。这种情况使发展中国家，如一些落后的阿拉伯国家，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矛盾越来越深。   这里，还有第三个问题掺在里面，就是犹太人的问题，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矛盾很深，而美国的社会很大程度上受到犹太人的巨大影响，从而激化了美国和阿拉伯世界的矛盾。例如美国前几家的大报纸，很多都属于犹太家族，好莱坞制片人和演艺界也有很多犹太人，华尔街很多投资银行例如高盛和雷曼等公司的名字就是犹太人的名字。此外，美国很多著名律师行的合伙人也都是犹太人。犹太人对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的贡献都是巨大的，在美国的商界和政界影响自然都很大，也因此会对其国际政策尤其是中东政策产生重大的影响，而这无形中加深了美国与阿拉伯世界的矛盾。所以，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这种事件的发生是必然的，它是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文明冲突的一种反映。   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个事情说明了什么？首先，我们从中看到了现代经济文明的脆弱性和相关性。我们知道美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是世界第一流的。然而在这个事件中，美国却显得异常脆弱，整个防御系统似乎不堪一击，这使得我们不得不对现代文明的一些想当然的事情发生怀疑。事实上，强大也是相对的，现代社会中，先进文明较之落后文明的优势并不是绝对的，再强大的经济、军事体系也有其脆弱的一面。在美国相对于阿拉伯世界的绝对强大的背后，有两个明显脆弱的环节。首先，阿拉伯世界控制着大量的石油，而西方工业文明的基础正是石油。其次，脆弱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因为先进文明国家往往不了解或是不屑了解其他的价值观念。同时，由于世界已经是相互关联、密不可分了，客观上使得恐怖主义成为改变强弱态势的极为有效的方式。例如，现代文明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人是热爱生命的，尤其是在发达国家，生命的机会成本很高。但是在极端困境或一些宗教理念中，人对生命价值的理解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美国所有防御体系的设计都没有想到劫机者会采取自杀式攻击，直到最后还认为劫机者劫机是要挟什么东西，譬如勒索一笔财富或释放一些人犯等，这造成了他们在判断上的一个误区，直接导致了他们在反应上的失效。   美国的价值观念里有很多好的东西，我们去美国学习、工作或访问时可以随时感受到美国物质文明的鼎盛与快速增长，它的体系也比较善于吸收各个国家比较优秀的东西，包括财富、包括人才。但美国也很热衷于把一些价值观念简单地强加于他人，而各个国家的国情和发展阶段实际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加之美国往往在现实利益面前又把自己宣扬的一些理念抛到脑后，利益变了，敌友关系也就变了，因此常常导致事与愿违，也因此让很多人怀疑他们宣扬的理念。大家可以看见，美国的很多敌人都是自己培养出来的，例如拉登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一手培养出来的。早先美国人为了跟前苏联对抗，在前苏联侵占阿富汗的时候，给了拉登大量资助，让他组织人对付前苏联军队。还有卡斯特罗，卡斯特罗是在美国受的教育，后来成为了美国的敌人。伊拉克也是如此。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美国重于以利益判断敌友，利益变了，敌友关系也就变了，但无庸讳言，这也与美国的文化过于强势有关。例如珍珠港事件中美国是受害方，但它最终给日本予以十倍的报复，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美国在这种强势文化的实践中从来没有失败过，尝到了甜头，已经习惯于以强压强，甚至以强压弱。又例如，美国的物质文明已经超越其他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很多，对其他国家的发展大可采取一种相对宽容的姿态。但美国的一些政客看到中国经济崛起的势头，还是免不了把中国当作假想敌，鼓吹遏制中国的论调。但这种过于强势的文化在实践中往往会适得其反，这次事件就是美国与阿拉伯世界关系的一次重大挫折。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人类现代文明的困境，即如何解决文明与文明之间、国家与国家、种族与种族之间的矛盾。我记得以前上大学看过一本书，叫《宽容》，是一位叫房龙的西方历史学家写的，这本书是用白话的形式描写了欧洲宗教冲突的历史。我们知道，欧洲中世纪时宗教迫害很严重，引起受压迫者的反抗，然而当这些人掌权后却又同样残酷地报复曾经迫害过他们的人。这样冤冤相报何时了？几百年上千年从来都没有一个结果。房龙的观点是人类必须学会宽容，学会让不同的价值观念共存。房龙的书写于1925年，当时，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硝烟未尽，他认为一战是人类不宽容的最极端的例子。他说，人类经过一战必须反思，应该学会宽容，在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不同种族之间的人们当中，互相容忍他人的存在。但是很不幸，他这本书刚写完就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死的人更多，更残酷。二战后，他在这本书再版时的一个序中说到，这是全人类的悲哀，不知道人类什么时候才能成熟。现在，我们又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较以前文化价值更为多元化，全球势力多极化的世界，人类仍然没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   最后，第三个问题，这个事件对中国的影响，我讲一点我的看法，供大家参考。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事件的如何演变会产生非常复杂的不同的结果。美国对这次事件的反应，可能采取报复行动，或是大规模的，或小规模的，或不报复。大规模报复是轰炸、侵略阿富汗等关联国家，小规模报复是抓捕拉登。首先，不报复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不符合美国人强势文化的观念。例如，事件后，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宣布说要在世贸中心的原处重建世贸中心，我只是不清楚谁会在哪里租用办公室。美国人不太会谦卑，尤其是美国的鹰派人士，过于强势。因此美国的报复是肯定的，而且可能不会是小规模的。双方的斗争将是长期的。但这次报复的技术难点是找不到敌人。   对中国而言，这次事件后，中国或许会有一个稍稍宽松的国际环境。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一些政客一直把中国当作假想敌，这件事发生后，美国有了一个真正的敌人，这客观上减缓了我们的压力。从长远来看，这个事件将对国际资本的走向乃至世界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从近期看，美国的房地产和金融业也会受到巨大影响，美国经济可能进入一个比较大的衰退期。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国际资本会大量地流出美国。这些流出的资本在全世界寻求投资机会，也许会流入中国。所以，我们应该加快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建设，以迎接这一历史性的机遇。   更加重要的是，这个事件应该促使我们认真思考我们的发展道路。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地追赶西方的文明，这个事件应该警示我们未来将遭遇的挑战及可能的误区，也提醒我们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应该注重社会文明水平的全方位提高，而不是简单的物质文明的发达，我们应该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弘扬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保持社会的均衡发展，保持社会的精神健康。   同时，除去前面分析的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各种价值失衡和应对失误，美国遭遇到的这场危机，在某种意义上，是其作为世界第一强国“众矢之的”在多极化世界中必然面临的困境。步入快车道的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世界舞台上闪亮登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美国今天面临的一些问题和挑战，我们也有可能逐步遭遇。或许，对正在崛起的中国而言，恐怖主义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遥远。在未来几十年这个注定纷乱的世界上，如何有效回避各种国际矛盾，保持稳定和增长，将是我们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 祁斌，中国证监会国际合作部主任。清华大学物理学学士，罗切斯特大学生物物理学硕士，芝加哥大学商学院MBA和清华大学数量经济学博士。1996—2000年就职于华尔街高盛集团等投资银行。2000年回国加入证监会，任战略规划委委员。2001年至2005年任基金监管部副主任。2006年任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2012年，兼任北京证券期货研究院执行院长。2014年，任中国证监会创新业务监管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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