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一带一路”推进全球互联互通 民营电信企业大有可为
时间：2015年4月14日 (上午9:37)
分类：消息汇
标签：互联互通
作者：清华金融评论

  以“亚洲新未来：迈向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博鳌亚洲论坛于3月26日在海南博鳌召开，“一带一路”成为此次论坛年会的热门话题。 “一带一路”战略涉及经贸合作、交通、物流、信息设施互联互通等多个领域。在“一带一路”总体战略构想的大前提下，民营电信企业凭借其独有优势，在实施亚太地区互联互通中面临巨大的发展机遇，但要释放出相应的蓬勃活力则需要在政府监管部门消除各种隐性壁垒，放开准入限制，充分竞争，互相促进。相关企业应具有国际视野，锐意创新，勇于开拓，才能真正成为市场的弄潮儿，为推动中国大陆成为国际电信枢纽添砖加瓦。 一、“一带一路”战略下全球互联互通展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在一系列的周边外交活动中，提出了加强经济合作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一带一路”贯穿欧亚大陆，东边连接亚太经济圈，西边进入欧洲经济圈。无论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还是应对危机、加快调整，许多沿线国家同中国有着共同利益。“一带一路”主张打通陆海战略通道，通过实体项目的实施，推进区域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基础市场的形成，促进广泛的互联互通，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形成有利于共同发展的贸易投资乃至人员、信息和资金移动的新规则，从根本上缩小经济发展差距，纠正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形成全新的国际经济合作新思维，确立符合世界经济发展多样性的合作新范式。可以说“一带一路”是中国版的全球互联互通战略，而互联互通的实现前提是基础设施建设先行。 与之相呼应的是，当前世界各国也普遍重视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2012年，非洲联盟通过《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规划》，确定了跨国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规划，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2013年，欧盟就“连接欧洲设施”达成一致，将加强欧盟国家在交通、能源和电信等领域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对重大项目给予资金支持。中国政府也多次强调，积极与世界各国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并把促进国际基础设施合作作为未来经贸、外交战略的一个大方向。目前，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正向纵深推进，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国际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作为今后国际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将为中国企业提供新的机遇和空间。 电信领域作为互联互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前主要由各国的电信运营商作为实施的主体。随着全球信息化融合发展和社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国电信运营商进入“全球网络、全球运营”的国际化运营新阶段，纷纷基于企业战略及互联网市场策略等实施差异化的互联互通解决方案，努力拓展互联网覆盖范围和通达地域，提升网络质量和丰富网络资源，充分满足客户及业务承载的需求，最终实现自身互联网网络价值的最大化。在国际通信领域，目前进行互联互通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建设和运营国际海缆/陆缆系统及海外POP点来实现。 二、中国基础电信运营商国际拓展存在不足 中国的基础电信运营商近年来投入较多资源拓展国际互联网市场，在基础设施方面，通过自建/合建国际海陆缆系统和海外POP节点，将国内大网延伸，并结合海外节点的互联互通实现其拥有的国际互联网区域覆盖及路由通达不断扩展，如中国电信在全球25个国家地区设立了分支机构，建设了40余个海外POP节点，通过ChinaNet、CN2国内和海外网络协同配合，在洛杉矶、圣何塞、香港、新加坡，伦敦和法兰克福等全球主要电信节点与国际的Tier1/Tie2等运营商进行国际互联网的互联互通，并大力发展国际互联网转接（IP Transit）服务，实现了国际互联网各类业务的接入和承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但我们同时看到，与中国现今的国际地位相比，中国的基础电信运营商并未使中国大陆成为亚太乃至世界的网络枢纽中心，还存在诸多不足和需要提高的方面。 从整体来看，我国的国际海缆布局不完善，登陆条数较少，且在我国国际业务量最大的跨太平洋区域的国际海缆资源尤为紧张，海外网络不能全面适应国际通信发展需求。中国大陆的海缆系统数量与中国通信业务的发展需求还存在差距，目前大陆拥有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已建成青岛、崇明、南汇、汕头4个大型海缆登陆站（福建建有海峡光缆的2个小型登陆站），不超过9个在用的国际海缆系统（部分系统正陆续退出现役），与周边的新加坡、美国、日本相比，均处于劣势。新加坡就拥有3个海底光缆登陆站，有16套在用的国际海底光缆系统；日本是亚洲地区拥有最多海缆系统的国家，目前有23套以上在用的国际海底光缆系统。作为世界网络核心的美国，目前至少有50条以上的海缆系统连接世界各地。 从国际出口容量上看，我国国际互联网出入口带宽总量及人均占有量均远落后于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以下这张几年前的图表很能说明问题（见表1）。 　　从全球骨干互联网排名来看，国内运营商未入全球第一阵营。全球骨干互联网Tier 1运营商主要包括美国Level3、 Sprint、Verizon、AT&T等，欧洲TeliaSonera、GTT、DT等，亚洲Tata、NTT等。亚太区域的骨干互联网Tier 1运营商包括日本NTT、印度TaTa、中国电信、新加坡电信（Singtel）、香港电信盈科PCCW、日本KDDI、日本Softbank、香港亚太环通Pacnet（已被澳大利亚电讯收购）和中国联通等。中国电信近年来稳步发展，跻身全球准一流。中国联通融合以来不进反退、大有跌出亚洲前十的危险。中国移动骨干互联网在业界几乎寂寂无闻。 比较中国电信与NTT 和TaTa 的网络能力，可见仍然有较为明显的差距（见表2）。 　　国内基础电信运营商拥有中国大陆及周边丰富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和中文互联网资源，但缺乏明晰和长远的全球互联互通策略，导致在国际互联网市场上竞争力不强。在满足客户多样化、定制化的互联网业务需求如全球可达、多语种互联网资源、可靠网络及业务SLA等方面，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对客户特别是全球500强等跨国企业缺乏吸引力。 三、多重因素制约中国基础电信运营商国际拓展 三大基础电信运营商集中了国内最多的国际业务和网络人才，作为超大国企，资金力量雄厚，开展海外拓展时间最长，经验丰富，何以产生如此局面，需要深入分析其原因。初步可以分为以下三大方面： 第一、对外拓展思维雷同，创新性和国际化程度不足 首先由于基础运营商国际业务人才源自同宗，拓展思维往往是国内大网的自然延伸，缺乏战略性跨越式发展眼光。特别在互联网时代，对国际互联网经济尚未透彻的理解，缺乏综合的资本运作和网络融合能力。背负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束缚，业务开拓路径依赖严重，过于求稳，并没有意识到其布局全球移动互联网的前瞻性。 以近几年国际资本市场较为活跃的中国移动为例，手握几千亿现金可称为金主，完全可在国际电信资本市场呼风唤雨，但从近年的收购来看，虽然取得一定进展，却仍比较谨慎。 2014年9月，约55亿元认购泰国移动电信运营商True Corporation 18%股本权益。 2007年以2.84亿美元收购巴基斯坦第五大移动运营商巴科泰尔有限公司（Paktel）。 2005年以33.84亿港元收购香港万众电话（Peoples）。 这几笔收购，都局限在移动通信领域，是简单的规模经济思维模式，充其量是继续增加些新的中低端客户数量而已，并未在战略布局、补齐短板及未来创新方面形成质的突破。造成中国移动在国内向电信、联通购买互联网接入服务，在国际上仍然受制于一众互联网大小服务提供商，至今仍然在这一领域缺乏突破性进展。 之前中国运营商最有影响的国际收购莫过于网通控股在2002年以8000万美元收购亚洲环球电讯（AGC）账面价值约19亿美元的泛亚洲网络资产，并将其重组为亚洲网通（Asia Netcom）。但在网通集团重组后，亚洲网通面临国企体制束缚、与母公司企业文化和管理方式的迥异、网络和业务融合的艰难等诸多羁绊，最终2006年6月，被中国网通以3.5亿美元出售给以Ashmore为主的财团，没能续写传奇。 第二、国资背景限制 一些国家对于具备中字头的基础运营商投资建设国际互联网海外节点有较严苛的政策限制或者产业壁垒，且海外节点及网络建设投资成本偏大，导致近年来国内运营商海外建点速度放缓，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国际互联网的网络覆盖和通达度。由于中国国有企业的国资背景和管理机制，在某些西方政府看来，这些国有企业在海外进行投资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木马计”，由此加强了相关领域的审查甚至直接加以限制。比如美国的FCC 214 牌照，由于美国国内严苛的电信安全审查制度，国内两家大型中字头电信企业申请数年无果。加拿大政府在2012年批准了中国国有公司中海油竞购加拿大能源公司尼克森(Nexen)的交易，但警告称，中国国有企业未来并购加拿大油砂资产的交易仅仅只会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得到批准。华为公司因为始终被怀疑具有中国政府的军方背景，在北美市场上也是多年未打开局面。 第三、项目管理效率不高，精细化运营程度不够 目前国内运营商建设国际海缆/陆缆项目基本采用传统的俱乐部方式：由经营国际通信的运营商共同出资建设、管理和维护海缆系统；投资各方分摊海缆系统的建设和维护费用，并拥有相应权益。俱乐部方式的优点是其投资方均为通信运营商，抗经济风险能力强；缺点是参与方各自利益不同，工程协调时间较长、管理效率较低。 另一种项目管理形式是私有海缆方式，由国际财团、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甚至海缆系统的供应商建立一个控股公司，融资建设海缆系统，由于从投资到运营全部公司化，管理和决策效率较高，但出于风险控制考虑和体制所限，一般国内运营商不倾向参与。但俱乐部方式建设周期很长，大型项目往往需要运作3~4年甚至更长时间，项目需要体现各方利益诉求，协调会上反复的谈判和妥协，如同马拉松般冗长。这样循规蹈矩的拓展无疑无法快速适应市场的变化，特别是在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时代。 在日常运营方面，目前国内基础运营商互联网互联互通缺乏需求分析和实时性评估机制，不能完全按需设置，发现互联互通流量流向变化及背后的原因不够及时，对于互联互通效果包括网络通达度和用户感知度等也缺少必要的分析，从而部分出现互联互通电路流量偏低、流向不合理、网络质量提升不显著等问题。 总的来说这些年国内基础电信运营商在国际互联互通各方面虽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未能使中国大陆确立与国家地位相对应的亚太电信枢纽地位，需要从决策层面突破思维限制，加强体制创新，提高建设和投资效率，并进行精细化运营。在这种形势下，市场呼唤具有国际视野、战略观念、敢于开拓、勇于挑战创新的新一代企业家。 四、民营企业面临国际拓展机遇 2014年11月北京召开APEC会议，加快高铁、电信、互联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是北京APEC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此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还批准了《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中国APEC发展理事会理事长张力军表示，虽然目前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国有企业为主体，但民营企业凭借其独有优势，未来也将在亚太地区互联互通中面临巨大的发展机遇，甚至成为参与主体。 这里所说的独有优势可以归结为民营企业产权明晰，机制灵活，民间资本纯商业化运作，政治阻碍因素少，市场适应能力和风险防范能力强，投资决策和实施效率高。市场的新进入者为打破原有的市场格局，往往着力于创新，进行规则的改写。我们认为民营企业在当前的国际电信市场中可以在以下领域有所突破： 第一、高效获取电信基础设施资源 在进行充分市场调查的基础上，集中公司资源，选取国际电信市场的优势路由重点投入，采用私营缆方式进行投资、管理和运维。通过高效的工程管理模式，快速完成项目的建设。打造市场稀缺资源，以此为砝码快速扩张。同时从需求侧出发重构运营的新思维，项目在规划阶段即体现用户和合作伙伴所需，保证投资回报和现金流的稳健，减少投资风险。近年来随着亚太互联网流量的急剧增长，多数海底光缆投资的热点是连接北美和亚洲之间的数据网络。因为北美是多数大型科技公司的所在地，而亚洲则是全球网民最多的地区。这个区域是近年来的首选投资方向。 第二、积极增强互联互通能力 在建立起自己的基础设施后，在评估合作伙伴的网络价值后，通过对等(Peer)和转接(Transit)两种方式实施互联互通，进入精细化运营阶段。目前国际互联网互联互通呈现“随需而变、多点多种互联方式并存、动态调整”的趋势。民营电信企业从自身市场策略出发，需要审视和评估互联互通方案及实施效果，通过后台系统的支撑配合，常态化监控已有的互联互通链路以及国际互联网各POP节点网内外流量流向情况，基于用户需求调整改变互联互通运营商、互联互通模式。按此运营方式国际市场上近年已经涌现一批互联网服务商如GTT、Hurricane Electric，发展势头直逼老牌运营商。 第三、试水离岸国际带宽交易 国内的自贸区建设方兴未艾，如民营企业能结合自贸区规划，在特定区域建设国际海缆登陆，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离岸国际带宽交易中心，先行先试引入带宽期货、带宽指数等概念，吸引多方参与，打破目前国际电信市场封闭和不透明的带宽交易现状，为用户提供最大的选择权利，并带动自贸区当地经济发展，推动我国布局成为国际海缆通信区域中心。 第四、发力细分市场 除此之外，民营电信企业也可对特定客户群体推出专属的产品和相关服务，在细分市场上独树一帜，比如可以面向全球华人通信群体构建虚拟网，组建社区家园，提供种种附加服务；为优质的高价值行业客户比如金融企业提供性能可靠的低时延交易网络，同时还可将金融中心服务器的基建、管理式电子交易平台、金融应用程序的管理式云端服务及环球统一通讯服务打包集成，形成全套解决方案。 新业者需要加强对市场竞争态势的研究，在明确战略布局的前提下，对市场上的优质稀缺公司适度启动公司并购，迅速增强自身实力，补强短板，实现跨越式发展。 五、未雨绸缪，把困难想在前头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民营企业在新一轮的国际互联互通大潮中是大有可为的。民营企业和基础运营商在定位上相互区隔并形成互补，互相促进。但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当前民营电信企业海外拓展可能遇到的困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电信监管的制约 目前我国电信实行严格准入管制，完全依靠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建设和运营的国际通信业务发展方式。这种以严格准入为特征的电信监管限定了参与者的范围和企业所有制性质，存在着建设思维雷同、创新能力不足、竞争不够充分等问题，不能适应全球和中国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新形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对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做出了一系列新部署，提出了一系列新举措，要求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具体办法。由此建议对民营电信企业进入国际通信领域的相关规定尽快进行研究和试点，制定对外投资管理的流程，简化审批程序，在保证网络安全和通信市场秩序的前提下逐步开放，促进竞争和创新。 第二、对境外投资的政策法律和投资信息缺乏了解 了解国际市场环境，熟悉国际通行规则和主要目标国法律法规，规范化运作，遵守当地法律，才能在国际市场上长久的生存，并可用法律武器来最终保护自己。大多数企业缺乏国际市场调研和国际投资方面的专业知识和人才。国际化和全球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政治、法律、文化、商业生态的系统工程，在中国市场获得成功的一些作法移植到本土之外的市场往往行不通。需要具有国际战略头脑、善于成熟操作跨国投资事务，确保业务的开展顺畅无阻。 第三、境外投资融资困难 融资渠道少，境外资金筹措困难，已成为制约民营企业“走出去”的主要因素。由于民营企业在境外银行中缺乏信用基础，往往不具备担保条件，难以从境外银行获得贷款支持，而国内银行对民营企业“走出去”融资贷款的门槛较高，企业申请贷款难度也较大。商业银行贷款、政策性银行贷款以及并购贷款等专项贷款也主要在向大型国企倾斜。而民营企业在国际化运营方面，融资普遍困难。所以需要国家有关部门在这方面破除壁垒，让民营企业平等地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总之，在“一带一路”总体战略构想的大前提下，民营电信企业在实施亚太地区互联互通中面临巨大的发展机遇，但要释放出相应的蓬勃活力则需要在政府监管部门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企业自身则应抓住机遇，具备国际战略头脑、成熟操作跨国投资，大胆开拓，快速发展，成为市场的弄潮儿，为中国大陆进一步成为国际电信枢纽添砖加瓦。   来源：人民邮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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