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前景展望
时间：2015年7月14日 (下午2:28)
分类：消息汇
标签：宏观
作者：清华金融评论

目前亚洲经济占全球经济的GDP一半左右，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对亚洲经济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在全球战略格局和地域发展中作用越来越明显。在主导亚洲投资方面的“亚投行”的建设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亚洲的发展铺开了一个宏伟蓝图。但是，中国仍然面对很多复杂的问题需要解决，如中国环境治理及经济改革问题、中国经济发展及第二次转型面临的挑战等问题。本文是“新巴山轮会议”中讨论中国及世界发展的前景的一篇演讲文章。     本会议（第四单元）由国家开发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王沅主持，美国东西方中心主席查尔斯·莫里森(Charles E. Morrison)，罗马俱乐部前秘书长马丁·李斯(Martin Lees) ，中国保监会原副主席李克穆，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王一鸣，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何帆，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等围绕“世界中长期的发展前景和中国的十三五规划”议题发表演讲。   一、亚太地区的经济和贸易情况   查尔斯·莫里森认为，目前亚洲经济占全球经济的GDP一半左右，而且这一比重将继续提高。亚洲国家在技术进步、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充满机遇。北美国家多为移民国家，而中国主要是本土居民，未来在人力资源方面仍有很大增长潜力。未来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将是全球发展的核心。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美国、欧洲实力排名会下降，印度将崛起。   在全球化发展格局中，区域发展、各国发展、城市发展都需要更多包容。目前，亚太地区仍面临高人口密度引发的各种问题，比如水资源匮乏并引发传染病上升，中国养殖业规模大对环境的影响和来自慢性疾病的挑战，日本心理健康问题引发的高自杀率，亚太地区的领土争端等。中国将成为全球领袖，因此中国的社会治理以及亚太地区的全球领导力将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   二、中国环境治理及经济改革问题   马丁·李斯认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与其他国家发展经济一样，均面临环境恶化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府认识到发展和环境并重，并及时采取措施，但在执行层面仍需更好的落实。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时，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这是非常重要的战略性决策，使得中国面对气候变化问题可以做出快速有效的应对。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气温提高0.8度，按照目前生产和消费情况预估，到2100年将导致全球平均气温上升3-4度。中国政府采取的行动，对于全世界气候变化问题，做出了贡献，但依然需要在减排方面大刀阔斧的改革，走低碳经济发展道路。与此同时，中国已在大气、水和土壤污染方面付出沉重代价，中国应更加注意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并重，对经济发展成本和付出进行平衡协调。   在“一带一路”战略机遇下，中国应联手其他国家，共同创造人与自然资源平衡共存的局面。生态环境和环保与经济改革、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越来越重要。按照国际排放标准要求，全球能源公司只能燃烧矿物原料的20%至30%。但是全球主要能源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却是基于矿物燃料可以全部燃烧的前提下。目前，石油公司资产大概4万亿美元，有8千亿左右贷款，总额大概是5万亿。碳泡沫问题已经非常严重，有可能导致全球金融问题，并对国际金融市场带来很大振动。   三、互联网金融的特点及规范发展   李克穆认为，互联网金融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的态势，出现互联网企业与传统金融机构民营企业在股权层次深度融合，共同设立互联网金融机构的新业态。互联网金融发展呈现出机构数量和交易金额增长迅速，且具有快速向移动互联网金融方向演化的特征。目前保监会、银监会各自批准设立了一家纯互联网业态的金融机构，特点是无分支机构、无营业网点、无营业柜台，基于大数据提供产品服务，在线完成所有业务流程。   他指出，我国互联网金融的驱动因素主要有三点：一是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推动了现代金融业迅速变革；二是电子商务快速兴起，催生互联网金融；三是传统金融业服务不足为互联网金融发展创造了机会。互联网金融即具备现代信息化的高技术，同时又具有草根性和普遍性。互联网金融的积极作用包括三方面：一是发展了普惠金融，二是推动了金融创新，三是推动了电子商务发展，四是引导民间融资走向规范化和提高金融业信息化水平。互联网金融作为金融行业和互联网行业，两个高风险行业融合的产物，呈现出两类风险叠加的状况。   互联网金融面临的风险主要有三个：一是技术类的风险，主要包括网络安全风险，信息泄漏风险以及新技术运用风险等三个方面；二是互联网金融因为其开放共享性而容易将单体风险演化为系统风险；三是信用风险。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面临的严峻的挑战主要有两个：一是风险追踪处置难度加大，二是信息安全风险防范难度加大。加强互联网金融的风险控制包括四个方面：第一，互联网金融应纳入金融监管范围；第二，要推进互联网金融与互联网的协调发展和协同监管；第三，要注重防范互联网金融的中远期风险；第四，要不断提升实时在线监管的技术水准。   四、中国经济发展及第二次转型面临的挑战   王一鸣详细梳理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脉络。他认为，中国第一次转型建立了市场经济制度并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务实有效的市场化改革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动力。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增长产生阶段性变化，主要是结构性减速，但仍符合国际统计规律。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后，只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中国的高储蓄率将向下调整，并已经开始。资源环境约束持续强化，中国进入减速的高概率区间。中国经济达到均衡点的条件是实现投资“软着落”，过剩产能“出清”，新增长动力成为主导力量。   目前，房地产投资已基本着陆，制造业投资还有调整的可能，基础设施投资已经接近着陆。过剩产能“出清”还未找到一个比较有效的制度办法解决。新增长动力已成为主导力量，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发展非常快，但还未汇聚成经济增长的最强大动力。2008年到2030年的第二次转型期间，基本任务是全面深化改革以最大程度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实现从高速增长转向高效增长，从规模速度型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增长。包括生产率提高，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长，民生可改善，环境可持续等五个方面。提高生产率、提升价值链将是第二次转型的主旋律。制造业大规模扩张阶段可能将要结束。第二次转型的主要任务包括：形成以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提升产业的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含量；有效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调整收入分配以实现包容发展；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和排放强度；以负责任大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第二次转型已经启动并取得进展，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增强，服务业占GDP比重提高，2014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提高。   他指出，下一步如何推进改革，主要包括七个方面：第一，转向“创新驱动”；第二，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第三，产业提质增效升级；第四，推进城镇化发展；第五，增强发展的包容性；第六，全面扩大开放；第七，推进低碳绿色发展。预计到2030年，中国将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   五、世界中长期发展前景与中国的十三五规划   何帆认为，城市能够推动经济增长，促进技术创新，有助于节约资源和能源，贫民窟不是城市化导致的，而交通拥堵问题可以用市场经济的手段缓解。他认为，解决城市化的关键，要加快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不同从业人员步入老龄化阶段，收入情况呈现出差异化，老龄化会对收入分配带来影响。随着计划生育，遗产继承将导致财富不平等的程度成倍放大。中国可以老龄化为契机，推动医疗体制改革，起到稳定投资、扩大消费、促进就业等作用。他指出，新技术革命运用到经济体系里面需要很长时间。中国目前处在两轮技术革命中间的调整时期，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方向还不明晰。现阶段可以继续发展市场引致型的技术创新和劳动力密集型的技术创新。最后，关于地缘政治问题，他认为中美之间缺乏战略互信，如何达成新型大国关系是关键问题。但同时，中美之间有可能在全球治理方面达成合作。   黄剑辉通过多组数据，阐述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并提出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新三驾马车”驱动，即改革开放、创新创造和生态民生。从长远来看，建议保持中高速增长同时，更要关注经济发展质量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同时，要把生态民生的改善、生活质量的提升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2013年中国人均GDP只有美国17.6%，预计2020年将达到1.28万美元。他预测，中国GDP增长率，“十三五”期间为6.5%，2021-2030期间为5%，2031-2049为3.5%。2025年左右中国有望超过美国，将接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   来源：何帆研究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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