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应对金融新变局
时间：2014年7月16日 (上午10:41)
分类：改革·发展新征程, 清华金融评论杂志文章, 聚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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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清华金融评论

文／本刊编辑 | 王茅 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举办了一场“应对金融新变局”的校友对话活动，探讨了如何进行金融研究、场外股权交易市场发展、经济增速与城镇新增就业、金融体系演变等问题。 2014年5月10日晚，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多功能厅举办了一场“应对金融新变局”的校友对话活动，探讨了如何进行金融研究、场外股权交易市场发展、经济增速与城镇新增就业、金融体系演变等问题。 共有5位校友发表了主题演讲，并与参会的老师、同学以及业界人士进行了交流沟通。这5位校友分别是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夏斌，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兼资本市场研究会秘书长王一萱，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广东金融学院院长陆磊，以及高盛高华亚太金融研究团队联席主管马宁。 研究的本质在于找到对策建议，要能提出非常具体的对策建议解决当前的问题。 夏斌主要观点： 当今时代理论研究任务很重，不仅要研究现在，还要研究过去，研究来龙去脉，这对于这个时代是非常有必要的。 对政策研究或者政治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的研究要敏感，要能发现问题。发现问题之后，要学会准确判断，这个问题的特征是什么，和传统经济理论有什么关系，比如互联网金融，和当前转轨金融有什么关系，不是单纯从技术角度考虑，不是单纯考虑余额宝利率比银行存款利率高几个点的问题。 研究的本质在于找到对策建议。我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时就说过我们的工作是想总理所想，急总理所急，想总理未想，急总理未急。就是说要能提出非常具体的对策建议解决当前的问题。 现实问题如何研究？从大的道理来看都是统一的，我们既然是研究金融就要为经济服务，不过要弄清楚服务对象是什么，是中国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 我们目前正处在转轨经济当中，转轨经济的特点就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无非哪一个因素多、哪一个因素少，无非趋势是计划经济因素在缩小，市场经济因素在扩大，但还是共存在一个经济体内，这是特质。我们的金融必然要为转轨经济服务，所以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那一套。 王一萱主要观点： 我们国家改革都是有文件的，从2013年年初证监会出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管理暂行办法》，到2013年年底国务院出台《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关问题的决定》，决定把新三板挂牌范围扩大到全国，给新三板扩容提供了政策保障。 2012年8月，证监会颁发了《关于规范证券公司参与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的指导意见》，对区域性市场进行明确定位，各省可以批一个四版，但是上的挂牌企业要局限在本省。经过近一年探索，国务院颁发了《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将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纳入多层资本市场体系，促进小微企业改制、挂牌。 证监会很支持三板，但是业界对四板的争议很大。我国资本市场建设是自上而下的，先从主板再到中小板、创业板。发展这么多年数量还是比较有限，大部分中小微企业还是无法进入资本市场，因为门槛太高。我们需要建设一个比较理想的资本市场体系，使三板、四板容纳更多小微企业，为小微企业提供理想的融资平台。三板是全国性场外交易市场，四板在最里层，我们也需要这样一个市场。 美国的市场层次非常有代表性，美国是个大国，中国也是个大国，美国的经验对于中国有借鉴意义。美国除了纽交所、纳斯达克等全国性交易所之外，下面还有芝加哥证券交易所、费城证券交易所等地方性交易所，非上市公众公司交易市场，另类交易系统，私募证券转让市场。美国私募市场发展占有重要份额，在美国公开发行门槛已经非常低了，但是私募更为便利，市场容量更大。从美国经验来看，我们国家现在发展区域市场还是很有必要的。 我国创业板市场门槛较高；新三板在财务上没有门槛，但是需要存续期两年；区域市场最低存续期一年，必须由券商推荐。 虽然最近一两年在做板块向下延伸的工作，但是很多配套制度还不是很完备。为了下一步场外市场的发展，尤其是私募市场的发展，建议推出一些政策性规定，明确划分私募市场和公开市场边界，对私募证券发行制度要有一定豁免，明确何种情况下私募证券可以以哪种方式转让。研究做市商制度。提高公众公司的股东人数门槛，目前200人比较低，呼吁提高到500人，这样私募市场的空间才会比较大，这样市场才能容纳更多企业。 在投资者保护方面，反内幕交易、反虚假陈述都应该遵循《证券法》规定，无论在私募市场还是场外三板市场，如果有任何欺骗投资人的行为都应该受到惩罚。 高善文主要观点： 观察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实际增速与城镇就业人口增速的表现，可以发现，过去10年，两者之间存在比较显著的稳定的正相关关系。 如果忽略很多可以讨论的技术细节，用非常简单的框架来理解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关系，那么结果是非常直观的。GDP实际增速与城镇就业人口增速之间相关系数为0.88。 不同统计数据的质量差异很大。就业统计数据与实际情况的偏差尚不清楚。一个改进或验证的方法，是使用城镇单位职工工资来替代就业。 城镇单位职工工资的定义相对比较清楚，数据也更容易获得，并且可信度较高。从数据来看，GDP实际增速与城镇单位职工平均工资实际增速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仍然是比较显著的。 根据年龄段看中国就业市场压力，对25岁到44岁这个年龄段人口，中国求人倍率非常高，在劳动力市场存在比较严重的供不应求情况。对于刚刚进入就业市场的人群来讲，就业情况比较平衡，就业压力主要发生在45岁以上人口，求人倍率只有0.7。 从学历来看就业市场情况，对于职高、技校、中专、大专毕业生来讲，求人倍率非常高，在劳动力市场是供不应求的。持续的供过于求或者就业压力比较大主要出现在大学毕业生市场，并且这个情况过去十多年没有特别明显的改善。 陆磊主要观点： 在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这些目标存在内部冲突的时候，应先观察金融资源配置结构。金融资源往哪里配置，就能够看出是稳增长优先还是调结构优先。 结构调整固然重要，过去几年我们着力拉动消费需求，但是消费需求对GDP的贡献非常稳定，大起大落的是投资和外需。 研究很难看出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的差别，在我们看来都是信托，只是从流动性最强的现金到流动性最差的古董。泛资本时代来临，我们应该如何面对金融总量和金融结构值得探讨。 余额宝的出现实际上是贵族的平民化，为什么引起这么多老百姓趋之若鹜？道理很简单，正规金融机构同样回报率的投资起点是100万元，相当于劳斯莱斯的享受。余额宝告诉你，屌丝也可以得到劳斯莱斯的待遇。 很多人认为互联网金融崛起金融业就完蛋了，我不认同这种观点，金融的本质一定是后台，也就是人脑，不是销售。人脑决定了未来，眼光决定了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未来的配置和未来的偿还水平。钱庄和票号为什么能演化为现代金融，因为体现了其本质，谁能替我管好未来。眼光决定了未来的金融市场。 关于地缘经济和金融，我很同意国家的新型城镇化，一个更为均衡的发展水平对中国是非常关键的，这意味着中国的投资和金融资源、配置大有发展空间。 真正危险的绝不是既得利益，真正危险的是思想。而思想的载体就是一个又一个的个人，这是凯恩斯说的，唯一不变的就是这句话。 马宁主要观点： 中国金融体系确实正在走下坡路，我们可能会重蹈日本的覆辙。但是中国政策却又有非常好的灵活度和非常多的解药，问题在于政府吃的药对不对。 关于金融体系与经济的关系，与企业金融的关系，我长期以来存在一些担忧。 担心企业杠杆率过高。长期的投资刺激政策，包括近期政府制订的投资刺激措施，实际上都是通过企业接收贷款的方式进行的，这使得杠杆率持续抬高，在以每年10个点的速度增长，长期来看这种杠杆率无法维持。中国企业需要去杠杆化，但是政府对于企业如何去杠杆一直没有找到很好的办法。 担心银行杠杆率不断上升。人民银行和银监会一直没有取消数量控制，反而加强了控制，包括对存贷比、贷款额度、存款准备金率的控制。中国银行业杠杆率也在上升，当然和西方银行业相比还是比较低的，但是因为存在信贷额度和存贷比之间的矛盾，迫使银行做很多创新，金融监管和金融稳定性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担心金融改革的次序问题，金融改革步子迈得比实体经济快。前总理朱镕基经济改革最成功的经验是实体经济的改革略微超前于金融改革，或者是同时做才能成功。所以金融改革过快，或者说利率市场化走得过快可能会使得金融体系不但没有达到改革预想的目标，没能实现支持中小企业的目的，反而导致风险越来越大。 要让企业降杠杆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让一些信托公司、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破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不破产，利率市场化如果不解决深层次问题，是不能解决中小企业问题的，反而把银行体系搞乱了，所以实体经济改革还是要先于金融体系改革。与此同时，要采取措施让老百姓能借到钱，改善他们的住房需求。（本文主要根据速记稿编辑、整理、提炼而成，内容未经演讲嘉宾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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