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人民币加入SDR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时间：2016年7月5日 (下午1:44)
分类：宏观经济, 宏观经济-总32期, 总32期, 清华金融评论杂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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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清华金融评论

  [1] 文/涂永红、戴稳胜、李胜男 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前景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但同时会对中国的实体经济带来的风险和挑战。在分析当前实体经济面临的挑战基础上，本文认为，人民币加入SDR后，中国应加强实体经济应对内外冲击的风险管理水平。 强大的实体经济是一国货币国际化的推动力和根本保证。在国际贸易、资本流动中选择什么货币作为计价和结算货币，多取决于交易各方对该货币购买力的信心，而这种信心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货币发行国经济实力的认可。中国实体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也一直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坚实基础。 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中国的经济发展得到广泛认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将朝着更加灵活、人民币长期升值的方向发展，使用人民币进行直接投资的便利性和积极性大大增强，这无疑会对中国的实体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带来正面效应，但同时给实体经济带来的风险和挑战也不容小觑。如何认识和缓解这些冲击、保障实体经济的健康稳定，对人民币国际化的长远发展和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实体经济面临更严峻的内在脆弱性挑战 人民币加入SDR，恰逢我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我国明确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力争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从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为此，经济年均增长必须保持在6.5%以上，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需要达到60%。但是，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经济仍然面临诸多结构性和深层次问题，存在不容忽视的内在脆弱性。 创新能力薄弱长期制约中国实体经济发展 长期以来，多数中国企业缺乏核心技术，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较弱，科技成果转化乏力，科技对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出口产业多属于劳动密集型和出口加工型，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较少的研发投入反过来又制约了企业吸收新技术的能力，如此形成了恶性循环。中国出口商品多利用国内综合要素成本低的优势采用低价策略占领市场，产品附加值相对较低，长期居于全球生产链条的底端。美国经济增长中科技的贡献达到70%，中国却不到30%。科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低，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 贸易大而不强 从“量”上看，我国进出口贸易额占世界总额的八分之一左右，世界500强企业中国企业占90余家，中国成为毫无争议的贸易大国，但从“质”上看，中国距离成为贸易强国的目标仍任重道远。一方面，我国出口产品单一、附加值低、可替代性强、价格敏感性高、关键技术和元器件多来自国外，不仅生产受制于人，而且利润率较低，缺乏贸易谈判定价能力。另一方面，我国知名品牌企业数量不多，竞争力不强，中国在世界上排名靠前的跨国企业多集中于能源公司和大银行，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科技创新型企业。 经济结构失衡 实质性供给不良与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制约了经济发展。不少沿海企业仍从事传统加工工业，沿用低效的生产技术和方式，导致市场空间被大量廉价易淘汰的产品占据，造成实质性供给不良。我国长期的“需求引导供给，供给改善需求”的发展策略，过多注重“量”上的满足，过少强调产品的质量和品牌。一旦收入水平提升，需求档次提高，或者来自国外的低端需求数量减少，国内很多行业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产能过剩，以及出现不得不到国外或通过代购方式购买高质量产品的现象。 市场机制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中小企业发展艰难 由于思想观念以及体制机制存在问题，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失衡，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居于一个次要的地位，中小企业无法进入一些盈利较高的、新兴的行业。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在中小企业金融支持方面鲜有作为，导致中小企业资金紧张、融资困难等现象长期得不到解决。中小企业发展过程因多元化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而缺乏活力，给新型城镇化带来如何解决就业问题、如何保持中国经济的柔韧性和弹性等巨大挑战。 国际环境出现不利于我国转型升级的苗头 外部需求仍然低迷和不足 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仍处于金融危机后的温和复苏阶段，经济增长乏力，距离彻底走出危机阴霾还有一段时间。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速虽快于发达国家，但因其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技术创新能力较弱，经济的对外依赖性较强，抵御外部冲击的风险管理能力较差，在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降、资本外流加剧的情况下，经济增长普遍放缓。世界经济的不景气和外部需求的下降，必然给中国实体经济发展带来下行压力。 中国制造面临更大的国际竞争压力 全球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着手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反思金融“脱实就虚”现象，要求金融机构去杠杆，更多地为实体经济服务。同时，发达国家纷纷推出“再制造业化”战略回归实体经济、寻求产业转型、大力促进高端制造业的发展，提升本国制造业在全球的竞争力。美国的“重振制造业计划”“高端制造计划”，日本发展机器人、新能源汽车、三维（3D）打印和信息技术（IT），德国推出高科技的“工业4.0”计划，法国提出“工业真行新计划”。主要工业国家的这些制造业计划提高了中国进入高端制造市场的门槛，有可能进一步拉大我国与主要工业国家在高端制造方面的差距，对于我国发展创新技术和产业升级形成了强有力的挑战。 国际产能合作面临供需两端的压力 从需求端看，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新兴经济体的制造业首当其冲。新兴经济体发展主要依靠低价格、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中国向这些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就很有可能遭遇东道国设置的各种壁垒。从供给端看，发达国家逐渐加强对东南亚地区、非洲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转移和直接投资的力度，与中国相比，发达国家在技术上具有明显优势，产品替代性弱，较少遭遇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进入壁垒，这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和国际产能合作无疑会产生较大冲击。 实体经济稳健性更容易受到金融冲击 短期资本流动容易造成实体经济资金链断裂 人民币加入SDR，意味着中国为全球提供了一种储备资产，必然增加全球资产管理机构对人民币的持有和交易需求，进而要求资本流动更加自由。而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增加，提高了人民币资产价值的汇率敏感度，容易引发大规模的套利短期资本流动。从国际经验看，短期资本受心理预期的影响较大，具有非理性，短期资本的快速流动常常会扰乱外汇市场的正常秩序，并传染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既带来利率、汇率的大幅波动，影响实体产业的融资成本、外债和并购活动，又滋生股票、房地产、衍生品等资产泡沫。一旦泡沫破灭，就会爆发金融危机，降低实体经济的贷款获得性，甚至出现资金链断裂，造成企业破产倒闭。 加大资源错配和经济泡沫化风险 目前，从对外投资增量看，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了，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额已经超过了引进外资额。人民币加入SDR，强化了人民币的国际计价与结算功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对外人民币贷款、发行人民币债券等方式投资收益率更高的地区和多样化的国际金融产品，有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资本外流。如果中国优秀的制造企业在全球资源配置驱动下大规模“逃离本土”。形成类似于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经济“空心化”，将不利于中国经济的结构稳定性和持续发展能力。目前国内第二产业的平均投资收益率不高，容易导致资金流向回报率更高的股市或金融交易产品，发生资源错配现象，加大金融资产挤压实体经济资本需求的风险，使得实体经济发展“缺血”，得不到必要的资金支持。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为了满足不同风险偏好的国际机构对人民币金融资产的需求，以及构建适当的人民币回流机制，中国必须大力发展人民币资本市场，增加金融产品供给。这两个因素将共同促进我国虚拟经济的扩张。如果对这一扩张不能有效控制和规范，必然就会造成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增加实业投资下降和经济去工业化风险。 夯实实体经济基础的应对策略 实体经济保持中高速发展是人民币国际化最坚实的基础，中国实体产业的转型升级以及国际产能合作的顺利实施，必将有利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及人民福祉的提高。这就要求中国在人民币加入SDR后，在开放经济下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的冲击与风险时，及时、准确把握形势变化，加强我国实体经济应对内外冲击的风险管理水平，确保实体产业转型升级和国际产能合作目标顺利实现。 采取综合措施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实体经济基础 针对来自国内经济的风险和挑战，笔者认为应该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发展品牌优势、优化产业机构等方面，夯实自身经济基础，获得长远发展的根基。 一方面，通过科技和创新增强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产业的技术含量和劳动生产率，推动贸易和产业结构升级。政府应该鼓励投资高技术的产业基金，实施刺激企业研发投入的财政会计制度，加大高新技术引进消化和专利技术转化的税收优惠，通过完整的政策支持，增强企业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促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同时采取适当政策，引导外商直接投资（FDI） 更多地投向高技术含量的通用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约束、限制对低技术产业的投资力度，推动贸易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 另一方面，加强中资企业国际品牌建设与管理，培育大批名牌企业，是中国实体经济抵御各种不利冲击的保障。中国政府应该制定法律法规，从知识产权上保护企业品牌发展所需的良好市场环境，从文化舆论角度加强对国内产品与品牌的正面宣传；制订国家品牌发展中长期计划，帮助企业建立海外畅通的销售渠道，推广企业品牌。同时，中国企业要严把质量关，以长期的高品质养成品牌美誉度，以适当的代价收购海外知名品牌，发挥“互联网+”的优势，展开创新性的品牌管理，以建立畅通的销售渠道和合理的品牌运作与管理模式。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国际产能合作 针对更加开放和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冲击，笔者认为应该充分发展“一带一路”战略，利用中国自身产业优势，推动国际产能合作。大宗商品贸易、基础设施融资、产业园区建设和跨境电子商务是人民币国际化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突破口。人民币加入SDR后，人民币的国际认可和接受度必然提高，使得“一带一路”建设中以人民币为载体的资金流通有了更坚实的思想基础，中国企业的贸易和对外投资将更加便捷，这对建设符合“一带一路”沿线当地需要的、有特色的产业园区，带动中国的产业转移和国际产能合作是一个有力的推手。与单独的项目合作不同，产业园区具有产业集聚优势，能够发挥积极增长极的独特作用，带动完整的产业链投资和相关的服务平台。因此，中国应该抓紧落实沿线国家的产业园区合作项目，在帮助沿线国家改善经济结构、打造经济新区的同时，带动国内一批企业抱团走出去，从而有利于国际产能合作早日收到实效。 多种手段保障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面对金融和实体经济更为复杂的关系以及经济“脱实就虚”的潜在可能，笔者认为应不断完善金融市场建设，控制资本账户开放进程，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力度，确保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首先，加快国内金融市场建设，既要形成与我国实体产业规模相适应的资本市场规模，又要发展与经济转型升级要求相匹配的金融主体和市场，使得各类企业的投资生产需求、个人升级的消费需求都能够得到充足的金融支持。同时，高度重视金融的虚拟化程度，适当约束纯粹金融体系内运转、以金融体系内盈利乃至以规避金融监管为目的的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在国内形成实体产业发展及国际产能合作可以依托的相对安全的资本市场。 其次，审慎、渐进、可控地开放资本账户与金融市场，加强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对短期资本流动加强监控。在资本账户与金融市场开放过程中，设计引入各种资本流动检测和管理工具，比如针对短期资本流动的托宾税等，通过提高成本、约束流动速度等方式抑制短期资本的冲击。 再次，加强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力度。通过对金融机构净外币头寸征税，以及在发生短期资本异常流动时提高或降低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和拨备要求，抑制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期限与币种错配，缓解资本短期波动对金融系统造成的冲击。 最后，保持货币政策的对外独立性。在汇率灵活性加大的情况下，需要健全汇率形成机制。坚持市场在汇率决定中发挥主导作用，但是也要充分考虑我国实体经济升级对汇率稳定的现实要求，考虑我国的国际产能合作的区域分布差异，不应过分关注对美元的汇率变化，要保持与一篮子货币挂钩的人民币汇率指数的稳定性。以发展实体经济、提升我国工业化水平为导向，制定利率与汇率政策，适度公开汇率与利率工具的信息和提高透明度，打击海内外一切企图以操纵短期流动冲击汇率与利率的动机，对过度投机套利行动形成威慑。 总之，中国企业如能深练内功，对内通过加强科技研发、注重品牌建设、加强实体产业规划、避免泡沫经济与资源错配置等，大力夯实实体产业基础，同时多种手段建设完善的金融市场，保障金融稳定并为实体经济服务，并以“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发展特色产业园区，推进国际产能合作，中国实体经济完全可以在人民币加入SDR后，抓住前所未有的机会，更快实现产业转型升级，赢得长期国际竞争力。（本文是社科基金课题“‘一带一路’新战略与北京金融发展研究”的成果） （本文编辑/丁开艳） [1] http://www.thfr.com.cn/wp-content/uploads/2016/07/15.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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