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欧洲撕裂，前路荆棘
时间：2016年9月10日 (下午5:05)
分类：国际, 国际-总34期, 总34期, 清华金融评论杂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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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清华金融评论

[1] 文/中国人民银行驻法兰克福代表处副代表 蒋先明 英国退欧并不是一起孤立的事件，而只是欧洲极端化思潮泛起的第一朵浪花，势必影响欧盟未来的发展，并可能造成欧洲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中国作为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应警惕对外经贸环境的变化。 英国退欧公投已一月有余，随即“罪魁”卡梅伦黯然离去，特蕾莎·梅就任首相，无论情愿与否，退欧的大幕已经拉开，艰难的谈判工作需要由她来完成。全球金融市场受到退欧意外的惊吓，但英美股市均迅即撇下欧洲大陆股市，开始反弹和迭创新高。也许这也反映出英国虽然将受到最大的直接冲击，但这一事件所造成的最大忧虑却在欧盟。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以实现一体化为最终目标的国家联盟，欧盟的未来因英国的转身而变得模糊。 英国退欧是阶层对立的结果 6月23日，英国公投“意外”退欧，创了几十年来大国退出国际组织的先例。其大背景是英国乃至欧洲各国日益明显的阶层对立、包括大众与精英的对立、贫穷和富裕的对立，全球化和国家主义的对立、“英格兰人民”和伦敦金融城银行家的对立等，由此在大众中催生出一种普遍“求变”的心理。 [2] 英国公投更像一次满意度投票 称公投结果意外，主要因为退欧对英国是经济上的非理性选择。公投前经济界人士多持乐观态度，认为英国人民不会行此自戕之举，公投后英镑的大幅贬值似乎也印证了退欧将对英国经济构成严重打击。不过，英国退欧派的诉求并非经济利益，而主要是英国主权、欧盟管制、移民问题、政治理念等非经济因素。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表示，退欧派获胜的关键是操弄了社会的不满情绪，包括极左人士对金融界的愤怒，以及极右派对移民的反感，退欧派成功地将这些情绪引导至对全球化和欧盟的不满。德国前外长菲舍尔称，在退欧派富有感召力的国家主义情感诉求面前，留欧派就像冰冷的数豆子机器，毫无胜算。 从英国1980年来的中产阶级规模变迁，我们可以理解这种不满的来源。1980年至2010年，英国中产阶级家庭占比从65%降至37%，消失的中产相当一部分滑入低收入区间。中产塌陷的同时，英国收入的不平等程度也有提高。这种社会变迁难免增加社会不同阶层间的矛盾。哥伦比亚大学教授Sach就认为，退欧公投表面上是对移民的不满，实质是工薪阶级和富人之间的斗争。 欧洲各国都出现了政治极端化 阶层的对立不光出现在英国，在德国、丹麦、美国等许多发达国家也有类似现象。比如德国虽然失业率处于历史低位，但1992年至2013年，中产阶级占比从56%降至48%。美国工人的实际平均工资更是低于40年前，还有几百万美国人平均日收入低于2美元。 这些情况表明，过去几十年来新自由主义倡导的全球化并非帕累托改进，很大部分普通劳动者的利益受损。这是因为贸易协议的谈判多由政府和跨国公司参与，雇员和工会并无多少话语权。同时，金融危机后的财政紧缩，使得普通劳动者的福利和社保被不断削减，也加深了社会夹心层的失落感。 欧洲在欧债危机的打击后，虽然保持了欧元区的完整和基本平稳，但全面复苏仍未发生。欧洲大陆和欧元区的平均失业率徘徊在10％，在希腊和西班牙等欧元区外围国家更超过20％，多国年轻人失业率超过30％，甚至高达50%，社会矛盾难免激化。 因此，英国退欧并不是一起孤立的事件，而只是欧洲极端化思潮泛起的第一朵浪花。英国的脱欧势力虽由来已久，但得势却仅在最近几年。英国独立党成立于1991年，但一直默默无为，直到2009年进入欧洲议会，2013年成为英国地方议会第四大党后才开始受到关注。与此同时发生的，是欧洲各国极端政治势力的扩张。比如激进左翼联盟已在希腊执政，奥地利也很可能选出一位疑欧派总统。 其他欧洲主要国家中，德国的新选择党、意大利的五星运动党、西班牙的“我们能”党等反欧洲主义的民粹势力也在壮大。成立仅四年的新选择党已进入了半数德国联邦州的地方议会，在整个德国的民调支持率也已超过10%。五星运动党最近刚刚拿下首都罗马和重镇都灵的市长职位，在意大利的支持率高达30%。“我们能”党在2015年12月西班牙大选中得票率为21.77%，成为第三大党。民粹势力不再是“一小撮”，它们已具备一定能量。 而且，不仅各国内部出现左右对立，欧洲南部和北部国家之间也有较大分歧。欧债危机以来，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北部国家要求严格财政纪律、进行财政紧缩，而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南部国家外部竞争力较弱，财政紧缩使他们本已疲软的经济雪上加霜，导致失业率高企和社会不满上升。南北国家的分歧突出地反映在货币政策上，经济良好的德国反对欧央行的大规模宽松，而南部欧元区国家则需要量化宽松来压低政府融资成本。德央行行长魏德曼不时通过媒体发表与欧央行相左的意见。 公投给欧洲带来更多迷茫 退欧已成事实，其长远影响还无法评估。正如许多人士指出，“目前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对英国而言，不确定性主要在于未来与欧盟关系。对欧盟而言，不确定性则是全方位的，不仅包括移民、财政等方面的短期政策，更重要的是对一体化方向的共识似乎有所减少。 英国尚需时日准备谈判 英国新首相特蕾莎·梅表示，2016年底之前不会正式启动退欧谈判，她可能需要这段时间来稳定英国政局、协调谈判立场，并与倾向留欧的苏格兰和北爱尔兰达成共识。英国与欧盟谈判的焦点可能在英国能否进入单一市场，这关系到英国能否继续享受欧盟金融业通行证待遇。该机制下，国际金融机构在伦敦获得营业许可后，即可以此为跳板进入整个欧盟金融市场，这帮助伦敦成为了金融中心。目前，欧盟坚称，英国进入欧盟单一市场则必须保证人员、商品、服务、资金的四大流动自由。而人员自由流动，即移民问题正是促使英国退欧的关键因素。特蕾莎·梅日前拒绝对居住英国的欧盟人员的未来做出保证，由此可见，英国方面对此尚未形成谈判立场。 英国和欧盟能否“和平”分手，事关退欧事件的最终影响。目前看，英国在谈判中有几点不利因素：一是时间对英国不利。要退出欧盟，需要递交申请，正式启动《里斯本条约》第50条，随后英国和欧盟需在两年内完成退欧谈判。如两年内谈判无果，英国须逐一获得欧盟各成员国同意才能延长谈判期限。1985年，仅几万人口的格陵兰退出欧洲共同体，谈判尚且耗时三年，考虑到英国退欧的复杂程度，两年内完成谈判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二是欧盟可能会严厉对待英国，以打压各国国内的反欧洲势力。在退欧公投结果出台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就催促英国尽快启动退欧程序，宣称“退就是退”，毫无挽留打算。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克莉丝塔丽娜·乔奇瓦表示，在谈判前甚至不会进行非正式磋商。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也宣布，不能让英国从退欧中得益。德国和法国领导人则敦促英国新任首相特蕾莎·梅尽快消除退欧的不确定性，并称在英国提交正式退欧申请前不会预先进行谈判。 三是英国国内可能急于看到谈判成果，这种压力不利于掌握谈判主动权。退欧对英国的政治和经济都有深远影响，特别是苏格兰和爱尔兰地区，以及金融行业对英国退欧较为担忧，它们可能联合施压政府尽快明确今后与欧盟关系框架，这种压力将削弱英国在谈判桌上的要价能力。 欧盟的未来出现变数 英国退欧是欧洲一体化的倒退，势必影响欧盟未来的发展。除了由此产生的直接冲击外，这一事件还将促使欧洲各国思考欧盟的缺陷和矛盾，甚至对欧盟制度和一体化方向进行重新定位。 退欧警钟之下，欧洲各国对欧盟改革的呼声开始强烈，但各国对改革的具体方向尚无共识，甚至存有较大分歧。有观点认为欧盟可借此机会加强欧盟制度建设，推进一体化进程。比如德国和法国外长埃罗已提出议案，计划从国内外安全、移民危机和经济合作这三个关键领域加深欧盟一体化程度。但是，也有很多国家要求欧盟先做检讨，不要仓促推进。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四个中欧国家组成的“维谢格拉德集团”已要求欧盟授予成员国更多自主权，将决策权从欧盟委员会交还给各成员国议会，以防止更多的国家离开。荷兰首相吕特也表示，目前不是大规模改革的最佳时机。6月29日，欧盟除英国外的领导人举行峰会，承诺要建立一个“更好的欧洲”。批判人士指出，这表明欧洲领导人们目前仅可以就这种含糊的承诺达成一致，欧盟已经迷失前进方向。 确实，在协调好内部矛盾前，欧盟难言可信的长远规划。英国实际上在欧洲大陆不乏同情者，特别在移民和财政问题上，如意大利总理伦齐就曾积极响应卡梅伦要求欧盟改革的呼吁。同时，欧盟内人员自由流动，使得难民的最终分布肯定不均，且欧盟成员国经济状况和吸纳能力不同、难民对当地的冲击程度各异，预计欧盟在难民问题上的协调仍将非常艰难。在欧洲恐怖袭击日益增多的趋势下，如果局势动荡的土耳其放松边境，使难民危机再度加剧，欧盟内部必将因此出现更多争执。而且，很多欧洲国家的中产阶级与英国一样，在全球化竞争中失落，又受到本国财政紧缩、福利削减的打击。英国退欧使很多国家不得不重视社会福利问题，可能导致财政开支增加，这将与正在加强财政纪律的欧盟爆发更多矛盾。欧盟委员会即将讨论是否对财政赤字过期不达标的葡萄牙和西班牙进行处罚，但这两个国家经济不景气、失业率高企，社会不满情绪较高，处罚它们肯定会激化矛盾，不处罚则欧盟财政纪律又恐成空文，这种两难是欧盟治理的一大挑战。 警惕中国经济国际环境逐渐变化 中国经济外向程度已较高，对重大国际事件亦较敏感。虽然退欧造成的短期市场波动可能很快消退，我国所受的直接冲击亦很有限，但中长期内，退欧影响欧洲经济前景，不利于我国扩大外需。 此外，分裂后的英国和欧洲对华贸易关系可能出现阻力。一方面，英国和欧盟为降低退欧事件的影响，必将更加依赖与域外经济体的合作，中国可借此全力挖掘中欧和中英的经贸合作潜力。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英国退欧可能扩大欧洲各国的右翼保护主义势力话语权，各国政府处理对外经贸关系时可能受到掣肘，这种苗头在欧洲大陆更为突出，近期欧盟对我国钢铁产能的高度关注，以及围绕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纠葛即是例证。 从更深层看，中国多年来高速发展所习惯的国际环境可能改变。我国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受益良多，外需成为我国经济腾飞的重要基石。但目前中国经济体量已跃居世界第二，我们的一举一动带来了更多的关注甚至诟病。如美的集团在并购德国公司库卡的过程中，承受了来自德国国内的压力。美国今年大选中，两党候选人也频频指责中国，以争取民粹选票。英国退欧标志着全球化可能不再对民众具有普遍吸引力，甚至会惹来非议。过去几十年来的全球化进程已经进入十字路口，一旦保护主义抬头、全球贸易环境受损，占据世界最大出口份额的中国将首当其冲受到影响。 （本文编辑/陈旸） [1] http://www.thfr.com.cn/wp-content/uploads/2016/09/34.jpg [2] http://www.thfr.com.cn/wp-content/uploads/2016/09/biao10.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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