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后SDR时代我国跨境资本流动：趋势、风险及应对
时间：2016年9月20日 (上午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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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清华金融评论

  文/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有鑫 人民币加入SDR后，人民币国际化迈入新的发展阶段，客观上要求资本账户进一步开放。随着资本跨境流动创新渠道和产品的逐渐增加，跨境资本流动在规模、币种、动机、主体和结构等方面都将出现一些新变化。这会导致我国宏观调控政策难度加大，带来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比如汇率波动风险加剧、利率定价权旁落、离岸人民币市场成为“再贷款”游戏桥梁、出现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的“特里芬”难题等。我国应进一步加强宏观审慎金融监管，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监测体系，做好日常风险防范；同时，未雨绸缪，积极丰富应对潜在金融风险的应急工具箱，制定相关应急预警方案或备用计划，防患于未然。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将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这是人民币国际化发展重要里程碑，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跨境资本流动将面临新情况，但同时也会带来新的风险与挑战，需要我国制定更为周全的应对之策。 人民币加入SDR后跨境资本流动面临新情况 人民币加入SDR后，人民币国际化迈入新的发展阶段，客观上要求资本账户进一步开放。随着资本跨境流动创新渠道和产品的逐渐增加，跨境资本流动在规模、币种、动机、主体和结构等方面都将出现一些新变化。 第一,跨境资本流动规模将显著增加，预期至2025年中国外部投资总头寸占全球GDP比重将超过30%。美国、英国、加拿大、阿根廷等国在二十世纪70年代放开资本账户之后，跨境资本流动规模都较大幅度增长。假定中国资本项目在2025年完全开放（与人民银行2012年设置的时间表基本相符），届时开放程度将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根据英格兰银行在跟随经济增长、赶超开放差距等情境下的模拟预测，到2025年中国外部投资总头寸占全球GDP的比重将从目前的5%左右增长到30%以上。 第二，人民币在跨境资本流动中的占比将上升，至2020年可能达到40%左右。人民币加入SDR后，人民币在跨境资本流动中的地位和角色将上升，人民币将成为热钱重要表现形式。未来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及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RQFII、沪港通、中港基金互换和人民币跨境贷款等创新业务额度逐步放开，点心债发行规模逐步扩大，股票、基金、债券、金融衍生品、信贷等领域的人民币跨境流动均将呈现上升趋势。2010年底，人民币在中国内地涉外收付中的占比仅有3.6%。截至2016年4月，该比重已经达到23%，仅次于美元占比（67.5%）。照此速度发展，预计在未来五年内这一份额将达到40%左右。 第三，以投机为目的的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将增加，至2025年证券投资和衍生品投资在金融账户内的占比将超过50%。随着资本账户逐步放开、人民币海外资金池不断扩大和跨境资本流动便利度的提高，境内外长期存在的人民币利差、汇差和AH股溢价将刺激短期套利资本跨境流动。2015年二季度，中国资产端的证券投资和衍生品投资为172.1亿美元，在非储备金融账户内的占比为16.7%，负债端占比23.1%。对照而言，2013年美国金融账户资产端和负债端下，证券投资和衍生品投资占比分别为50.6%和62.7%。如果2025年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能够达到美国目前的水平，无论是资产端还是负债端，证券投资和衍生品投资在金融账户内的占比都将超过50%。 第四，个人跨境资本流动将增加，需要警惕高净值人群财富向海外转移的风险。2014年央行已经授权苏州工业园、天津生态城两个试点区域与新加坡银行机构开展个人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业务试点，合格个人被允许以人民币进行海外直接投资，个人资本项下跨境资本流动渠道打开。未来，随着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QDII2）业务启动，有合法纳税和社保记录的境内个人，可以用合法收入在全球配置资产。2014年，中国财富净值超过三千万美元的超级富裕人数为8366人，未来十年预计将超过1.5万人。如果高净值人群将财富向海外转移，将对我国外汇储备和国内流动性带来冲击。 第五，非金融企业为中介的跨境资本流动将增加，至2025年在银行本外币贷款总额中的比重有望达到15%。非金融企业不仅可以直接从境外银行贷款，或间接通过国内银行获得外国银行贷款，而且还可以通过境外发行外币债券的方式进行融资。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非金融企业的外币贷款迅速增加，从2009年的2700亿美元增至2014年底的8800亿美元，在银行本外币贷款总额中的比重也由5.3%上升至8.5%，创10年来新高。照此速度发展，至2025年，非金融企业在银行本外币贷款总额中的比重有望达到15%。 人民币加入SDR后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人民币发挥国际投资货币和储备货币职能，要求我国资本市场更加开放，跨境资本流动增加会导致我国宏观政策调控难度加大，带来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这主要包括： 第一，汇率波动风险加剧。首先，随着资本账户逐步开放，资金跨境流动频繁，汇率波动幅度将逐步扩大。二十世纪70年代以来，四大SDR篮子货币汇率呈双向波动态势，日均涨跌幅为0.44%，年均涨跌幅为9.16%（美元：0.36%，8.27%；欧元：0.48%，9.28%；日元：0.50%，9.72%；英镑：0.43%，9.37%）。今年以来，人民币日均涨跌幅仅为0.09%，年涨跌幅不足3%，远低于这些市场决定的货币。 其次，人民币关注度提升，容易成为炒作对象。人民币加入SDR后，国际投资者将会更加关注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体系运行情况。在经济下行周期或遇到突发事件、黑天鹅事件，人民币有可能成为国际资本攻击对象。日元国际化进程中曾遭遇过类似经历。随着20世纪90年代资产泡沫破灭，日本经济进入长期衰退期，日元大幅贬值，国际地位持续下降。再次，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持有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一旦这些国家出现支付困难或国际收支严重失衡时，就会抛售人民币获得支付能力，导致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在极端情况下，海外人民币债权也可能成为敌方国家对我施压的筹码。 第二，利率定价权可能旁落。2013年香港金管局推出人民币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HIBOR），包括隔夜至12个月等多个期限，作为离岸市场人民币贷款及利率合约的定价参考。HIBOR推出标志着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进入新阶段，由最初主推贸易结算、投融资产品，直至触及更为关键的定价权问题。人民币加入SDR后，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凭借得天独厚的优势将迅速发展，HIBOR市场地位将显著提升，可能危及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的影响力。美元在这方面的教训尤为深刻，随着欧洲美元离岸市场发展，伦敦同业拆借利率（LIBOR）成为全球美元资产的基准利率，美联储货币政策受到掣肘，美元利率定价权部分旁落离岸市场。直到今天，美国本土金融界仍在与伦敦争夺美元定价权。 第三，离岸人民币市场可能成为“再贷款”游戏桥梁。从日本的教训来看，在正式宣布日元国际化时，日本国内金融改革尚未到位。受到国内乐观情绪的影响和美国政府的鼓励，日本政府迅速出台了一系列资本账户开放措施，如1983年和1984年的欧洲日元贷款业务、1984年的日元汇兑管制放开等，而当时日本金融体系还是行政管制盛行的主银行体制，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政策不配套使离岸市场成为“再贷款”游戏的桥梁，日本富裕资金从在岸市场流向离岸市场，然后又从离岸市场回流到在岸市场。“再贷款”游戏下资金空转，增加了企业融资成本，对实体经济发展不利。 第四，人民币国际化同样无法解决“特里芬难题”。“特里芬难题”是指，国际储备货币国在对外输出流动性和汇率稳定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的原因即在于此。在国际化过程中，人民币承担国际货币职能需要币值保持稳定，但同时需要经常项目或资本项目长期逆差，以满足境外人民币流动性需要。在中国经济下行背景下，净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容忽视，客观要求本币贬值以支撑经济。因此，中国面临着破解人民币国际化发展与维护汇率稳定、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三元难题。 第五，跨境资金无序流动干扰宏观经济稳定。人民币加入SDR后，将刺激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大量资金涌入可能推高股票、债券、房地产等资产价格，诱发资产泡沫。一旦出现任何风吹草动，资金流向逆转会导致资产泡沫破裂，汇率大幅波动，影响宏观经济稳定。以日元国际化的教训为例，在广场协议签订之后，国际投机资金疯狂涌入日本，推高日本的房价和股市。从1985年到1990年，日本房价飙升，日经225指数从13000点上升到39000多点。国际炒家获利离开后，日本楼市和股市崩盘，日本股市到2003年4月跌至7608点。 系统性应对跨境资本流动的政策建议 跨境资本流动发生新变化，可能引发投机性资本大进大出或急进急出，加剧国内经济波动，威胁国家金融安全。我国应进一步加强宏观审慎金融监管，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监测体系，做好日常风险防范；同时，未雨绸缪，积极丰富应对潜在金融风险的应急工具箱，制定相关应急预警方案或备用计划，防患于未然。 第一，在制度安排上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转变监管理念，逐渐由合规性监管为主转向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审慎性和风险性监管。在现有分业监管模式下，充分发挥人民银行牵头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的作用，加强对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保险市场跨境资本流动和跨境交易的统一监控，制定有效措施加强对跨市场、跨机构和跨产品资本流动的监管。针对跨境资本流动，进一步增强金融监管部门与其他涉外经济管理部门之间的政策协调和信息共享，填补监管空白，减少监管重叠，进一步提升监管合力。 第二，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监测和预警体系，提高监测分析效率。建立涉及多部门、多币种的立体化跨境资本监测系统，将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CNAPS）和央行反洗钱信息系统有效对接，实现信息共享，提高预警水平和监测效率。在数据收集方面，实现对跨境资本流动逐笔24小时实时监测。在监测分析方面，监控跨境资本的来源和流向，对各类性质、各类币种和各类主体的跨境资本活动进行监测分析。在管理方面，要有效识别异常交易，做好风险防范和事前预警。 目前，各自贸区在此方面已经做出一些有益探索，可尝试进一步完善，将成功经验在全国复制和推广。根据自贸区资金交易特点，央行上海总部成立跨境资本流动的实时监测室，建立了自贸区“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资本监测系统和可疑交易报告机制，重点监测涉及洗钱的高风险行业、高风险产品和异常跨境交易等可疑行为。立体化的跨境资本监测系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自贸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未来，可将此系统与境内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大宗商品等市场实现有效对接，监测跨境资本的流向和用途，提高监测效率。 第三，设计好市场化的资本管制工具，防控短期跨境资本的异常流动。资本项目开放后，常规资本流动管理工具很难有效控制短期跨境资本异常流动，此时可采取一些市场化的资本管制工具，主要包括数量型和价格型措施。 数量型措施主要包括：对外汇衍生品杠杆率上限的规定；对外国投资者汇入或汇出投资本金和收益的规模限制；QFII、RQFII、QDII等的额度限制。2010年6月，韩国金融当局颁布一系列宏观审慎政策措施，防止外汇过度杠杆化。除了进一步收紧对银行外币贷款的限制、提高国内银行的流动性比率以及规定银行与出口商的远期外汇合同上限不能超过出口收入的100%以外，还包括对外汇衍生产品合同(包括货币掉期和外汇远期）的名义价值实行杠杆率上限的规定，这增加了外币衍生产品的交易成本，降低了银行对短期外币负债的依赖，减少了金融部门因资本流入突然中止而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概率。 价格型措施以托宾税最为典型。例如，对现货外汇交易课征全球统一的交易税，减少纯粹的投机性交易；对持有证券的境外投资者征收退出税，随着证券持有期限的延长下调资本利得税，以此减少短期套利资金的流出和流入。2010年12月，韩国金融当局宣布对本国银行和外国银行分行的外币负债课征“宏观审慎稳定税”，本国银行1年期以内的外币非存款负债税率为205个基点，税率随期限的增加而递减，超过5年的外币负债税率降至5个基点。此措施实施后，韩国银行短期负债不断减少，代之以长期证券和贷款形式的长期负债，改变了资本流入构成，大大降低了韩国跨境资本异常波动的风险。 第四，做好应急预案，防范极端动荡情况下的资本外流风险。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波诡云谲，如果发生经济衰退、地缘政治冲突和国际关系恶化等黑天鹅事件，将会导致我国跨境资本恐慌性外流。我国应该未雨绸缪，丰富应对潜在金融风险的应急工具箱，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领域，制定相关应急预警机制或备用计划，做到防患于未然。2014年俄罗斯因为卢布大幅贬值、地缘政治冲突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资本大量外流，外汇储备急剧下滑。为了稳定国内经济形势，重塑经济预期，俄罗斯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包括连续加息、公开市场操作、非冲销干预汇市等市场手段，以及对外汇市场投机者进行口头威胁、对回流俄罗斯资金进行税收减免等行政手段。此外，冰岛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希腊在2015年债务危机期间，也都采取了相应的资本管制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 本文编辑/丁开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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