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一体两翼、三足鼎立”：贸易新常态、治理新框架、开放新战略
时间：2016年11月11日 (上午9:12)
分类：封面专题, 封面专题-总第36期, 总第36期, 清华金融评论杂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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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清华金融评论

文/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访问教授、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鞠建东、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助理教授余心玎 全球生产、贸易结构呈现出三足鼎立的状态；与此相适应，以美、中、德为核心国的北美自贸区、欧盟、华夏共同体的G3新框架，很可能代表了一个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未来。 随着2012年以来全球贸易增速明显减缓，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学术界和企业界开始对全球贸易态势的判断进行争论。这种增速下滑，是周期性的，还是常态性、结构性的演变？杭州G20峰会在闭幕词中提及“决心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提高世界经济抗风险能力”，这毋庸置疑代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治理在失序、迷茫中的又一次努力。我国的对外开放从1978年开始，其后货物贸易以17%的年均速度增长，在全球货物贸易的占比从1980年的0.92%飞速增长到2012年的10.4%。然而，随着全球贸易增速减缓，我国2012年-2014年的贸易增长也降至6%左右。行至2015年，亦与全球趋势一致，出现了近8%的跌幅。我国的对外开放在战略上需要做什么样的调整？我们的研究表明：全球生产、贸易结构呈现出三足鼎立的状态；与此相适应，以美、中、德为核心国的北美自贸区、欧盟、华夏共同体的G3新框架，很可能代表了一个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未来。以华夏共同体促进东亚地区的深度经贸合作，推动我国开放向深度发展，是为“一体”；以一路一带推动开放向广度延拓，是为“两翼”。“一体两翼”体现出我国对外开放的新战略。 全球贸易新常态 从1980年-2011年，全球GDP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9%，同期全球贸易增长率为7.3%，是前者的2.5倍；1980年-2011年的30年间曾7次出现贸易增速低于GDP增速的情况。然而，除20世纪80年代初的连续3年低迷之外，其余各次的持续时间均仅限于当年，且其后均伴有明显的贸易回弹。2012年以后，已经连续4年贸易增长率跌到GDP增长率之下。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全球贸易出现了降幅达13.6%的负增长，其严重程度仅次于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全球贸易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首先是贸易核心国发生了变化。在2012年之前，美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2000年美国在全球货物贸易中的占比达到15.48%，比第二大贸易国德国的7.96%和第三大贸易国日本的6.51%之和还要多；美国也一直是全球最多国家或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在2000年有47个国家或地区以美国为最大贸易伙伴国。美国在世界贸易中的核心国地位显而易见！但是，2013年美国的第一大贸易国的位置被中国取代，2015年全球三大贸易国依次变为中国、美国、德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分别为11.9%、11.5%、7.2%，三国也各自成为24、21、21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核心”的全球贸易旧结构已经被中国、美国、德国三足鼎立的新结构所取代。 结构的变化还表现在全球贸易正越来越体现为北美价值链、欧洲价值链、亚洲价值链的区块结构。在1995年，亚洲各国（地区）大部分以日本为最大贸易伙伴，欧洲国家大多以德国为最大贸易伙伴，北美、南美的几大贸易国则以美国为最大贸易伙伴。欧洲价值链已经显现，而亚洲贸易大国日本、韩国、印度、新加坡等都以美国为最大贸易伙伴，亚洲价值链的态势尚不明显，所体现的更多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在亚洲的分工。 从1995年到2014年，全球贸易网络的基本结构发生了两大显著变化：首先，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的贸易“核心”已由日本转变为中国，且中国的核心地位更为明晰、稳固；其次，日本、韩国、印度、新加坡等亚洲主要贸易国，都转而以中国为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依然以美国为第一大贸易伙伴，但中国贸易对美国的依赖正逐步减弱，在全球贸易网络中，亚洲价值链的态势更加明显。以美国、德国、中国为核心的北美、欧洲、亚洲价值链“三足鼎立”的格局已基本形成。 贸易增速的减缓实际上反映了这种结构的变化。美、德、日、英、法等国在1980年-2011年的平均货物贸易增长率分别为6.8%、6.6%、6.0%、5.5%、5.5%。而在同一时期，贸易出现高速增长的国家主要包括越南16.8%，中国15.9%，印度11.9%，泰国11.4%，韩国11.2%等。印度的高速增长主要源于发达国家服务业的垂直转移，而越南、泰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的高速增长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 综合来看，2012年之前全球贸易的快速增长主要由亚洲国家、新兴经济体、资源国家推动，源于四个因素：第一，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劳动力进入世界生产和分工体系。第二，以集装箱技术、交通运输技术为代表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贸易成本的大幅下降。第三，贸易制度成本的下降，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贸易关税，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关税从平均45%以上降到本世纪的15%以下，而WTO的成立，以及全球200多个自由贸易协定的建立更使得大量的区域内关税降为零。第四，全球生产垂直化分工所推动的中间品贸易的迅速增长。 在以上四个因素中，中国都是决定的力量，因而成为这一时期全球贸易快速增长的发动机。第一，中国数亿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世界生产体系；第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交通运输技术及基础设施的突飞猛进迅速降低了中国的贸易技术成本；第三，中国进入WTO之后的贸易制度成本也大幅下降；第四，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制造加工业向中国的大规模转移推动了中国加工贸易的迅速增长。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四个因素推动了全球贸易从“美国核心”到“中、美、德三足鼎立”，从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到北美、欧洲、亚洲的区域价值链这两大结构变化。与此同时，中国等新兴国家、亚洲国家的贸易高速增长正向发达国家的相对平缓的贸易增长回归。 以2012年为分界，全球贸易正从“高速增长、美国核心、中国驱动”的旧常态向“增速趋缓、三足鼎立、区块结构”的新常态演变。 有趣的是，中国现在的贸易增速趋缓，和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的贸易增速趋缓很相似。从1955年到1975年，日本经历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并达到1970年-1975年的平均23%的惊人增长率。此后逐年向下，从80年代开始回归到发达国家的6%左右的均值。日本劳动力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停滞现象与1970年-1975年这一贸易增长的拐点同步出现。正如学界主流观点所认同的，日本“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大致位于1970年前后，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促使日本转变增长模式，从低劳动要素价格推动的高增长阶段，逐渐向依赖资本及技术的稳定增长阶段过渡。 亚洲乃至全球的贸易增长并没有受到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的转型拖累。中国的经济改革迅速给世界市场提供了近乎于无限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中国也迅速接过日本的角色，推动全球贸易更加迅速地增长。 时至2011年，中国也来到了“刘易斯拐点”，贸易增长率也开始下降。但显著不同的是，日本在经济增长速度达到顶峰时，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外贸总额，均与美国存在明显的差距，所以未能改变“美国核心”的旧格局。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日本不同，中国在经历了30余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外贸总量已稳居世界首位，经济总量亦达到全球第二。“美国核心”的旧格局已被打破，而东亚、北美及欧洲“三足鼎立”的新经贸格局已经开启。 推动全球贸易增长的四个因素在2012年左右发生变化。第一，中国的低成本劳动力供应进入“刘易斯拐点”；第二，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在中国进入平稳期，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短缺在短时期内难以迅速改变；第三，主要国家的利益出现分化，在此背景下，推动全球进一步开放的各类贸易谈判举步不前、贸易保护主义回潮；第四，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正向北美价值链、欧洲价值链、亚洲价值链的区块结构转化，全球垂直分工的结构发生变化。 在新的常态下，我们仍旧能够看到全球贸易高速增长的曙光，这也应该成为各国政府必须关注的四大核心问题：第一，分散在发展中国家的剩余劳动力是否能顺利地进入世界生产体系，成为世界生产体系中的有效劳动力；第二，由互联网技术、智能生产技术等推动的这一波新技术进步是否能够再一次大规模地降低全球贸易的技术成本；第三，主要贸易大国，尤其是美、中、德、日、印，能否适应全球生产结构从“美国核心”向区域结构化转变，合作而不对抗，找到协调各自利益差别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抵制贸易保护主义，降低贸易制度成本，推动全球贸易进一步发展；第四，有别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中国能否在亚洲价值链中发挥引领作用，推动亚洲国家沿亚洲价值链实现区域生产分工，而日本又是否能顺应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中国相伴而行，合作而不对抗，和中国一起实现东亚经济的深度合作。 从G2到G1再到G3：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框架 回望历史，二次大战之后全球治理格局的演变历程可以由“从G2到G1”来总结。二次大战后，美、英、法、苏等战胜国主导成立了联合国、安理会作为全球政治、安全治理机构；然而，主要大国的短暂合作迅速演变成G2：将近半个世纪的美苏两极对抗。在G2格局下，由美、英、法等西方国家主导于1944年成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等全球经济治理机构，而以苏联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则于1949年成立了包括苏联、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6个国家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后来阿尔巴尼亚、东德、古巴、越南陆续加入。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作为观察国参加经互会，于1961年中苏对抗之后退出。1992年12月26日苏联解体之后，G2的两极对抗演变成G1：由美国领导的一超多强的世界经济体系。 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时美国GDP占全球GDP的一半以上。以“美元挂钩黄金，其他国家挂钩美元”为特征的西方国家货币体系在1971年终结，随后的石油危机催生了美、英、法、德、日、意、加的G7。1975年之后的30余年间，G7成为了西方以至全球经济与金融政策的重要协调机制，诸如第一、二、三次石油危机中西方国家的政策协调，广场协议解决日美经济摩擦等。尤其是自1992年苏联解体到2008年的16年间，全球化迅猛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协调全球金融政策，WTO协调全球贸易政策。虽然有地区性的金融危机，但世界经济总体上风调雨顺，由美国所主导的一超多强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看上去运转良好。 1976年G7占全球GDP的59.5%，2015年降为46%。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在近三十年间已快速崛起为G7之外不容忽视的经济力量。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从贸易角度来看，缺少了中国的G7在全球经济中的代表性已明显不足。G7框架下“一超多强”的全球经济治理格局，已不能反映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演变。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一声惊雷，造成全球货币金融市场激烈动荡，也宣告G1-G7体系走向终结。澳大利亚、法国等G7国家领导人力主邀请中国等新兴大国加入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框架，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2008年11月15日G20峰会首次举办，开启了后G1-G7时代全球经济治理的探索。相对于G7而言，G20更具代表性，2015年其成员国在全球GDP中的占比达到了85.9%。G20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区域分布也更加均衡。但是，熊掌与鱼不可兼得，与代表性增加相伴的是效率的下降。G20成员国在发展水平、方式上的巨大差别使得各成员国的利益矛盾重重。G20采取寻求共识和协商一致的运作原则，当成员国在重大议题上出现分歧时，G20峰会更多的是促进领导人之间对共识的探讨，对各自诉求的理解，但缺乏对全球经济规则的制定、经济金融活动的实质性治理。 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为例，从第一次峰会开始，G20呼吁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第二次峰会欧盟、俄罗斯、中国等交替发声，再一次呼吁改革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终结美元独霸时代；第五次首尔峰会继续讨论该议题，关注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呼吁各国防止竞争性货币贬值。然而，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回答是“美联储是独立机构，不听白宫指挥”。类似的，作为全球贸易协调机构的WTO在2001年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因各成员国无法达成一致于2006年暂停，2007恢复谈判，2008年基于印度、中国与美国在“特别防卫机制”的歧见，多哈回合谈判正式宣告破局。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需要和经济结构相适应。在全球多边经济治理体制举步维艰的同时，各种区域性的、诸边治理体系应运而生。这种区域化的诸边体系恰恰反应了全球经济的结构区域化新特征。或许，我们可以换个思路，从区域化的诸边治理体系开始，去探索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框架。 本文第一部分的数据表明以美国、德国、中国为核心的北美、欧洲、亚洲价值链“三足鼎立”的格局已基本形成。与此“三足鼎立”的贸易与生产结构相适应的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在1993年成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欧洲15国也在1993年成立了欧盟（EU），在2015年欧盟已经有28个成员国。亚洲是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最为强劲的地区，但在经济治理体系上仍处于各类双边、多边FTA交错并行的秩序探索阶段。碎片化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突出，已成为各经济体深度融入区域内价值链协作的关键性阻碍。对于东亚各经济体而言，如何打破这一阻碍，实现东亚价值链的高效运作，进而在全球经济治理格局下，与欧美发达国家展开平等对话、共商规则、共享利益，是当前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议题。 回看NAFTA及欧盟的经验，不难发现，深度的FTA合作均存在一个明显的核心国家（美国和德国），在区域生产和贸易活动中发挥中枢作用，其余经济体则以“辐条”形式，与这一核心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互惠共赢、齐谋发展。这一经验从目前看是成功的，有值得借鉴之处。基于这个经验，东亚地区的核心大国发挥引领作用，积极引导各方在深入合作的基础上实现共赢是建立东亚经济治理体系的关键。 东亚经济治理的困境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的是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大国对东亚地区经贸主导权的争夺。1984年日本贸易总量是中国的5.7倍；而2015年中国贸易总量是日本的3.1倍，已取代日本成为大部分亚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复杂的东亚地区政治关系、中日政治互信的脆弱、美日政治军事同盟的约束，都使得中日近期在东亚经济治理上的深度合作希望式微。为了推动一个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建立，中国有必要率先建立一个中国内地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深度自由贸易区，推动东亚地区的深度经济合作。 东亚各国在政治制度上存在很大差别，无法像NAFTA和欧盟那样要求成员国具有相同的政治体制，我们转而要求成员国有较为一致的文化认同和相对一致的价值观。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念的纽带是搭建贸易合作伙伴和经济共同体的桥梁，也是维系共同利益、保证稳定合作关系的基石。更进一步，我们认为以华夏文化为纽带，基于现有的经贸联系构建“华夏共同体”，迈出东亚一体化进程的第一步，不失为一个可行的方案。 国际经验表明，生产、贸易依存度，距离，文化相似性以及政治关系是确定自贸区成员国的主要决定因素。我们在亚洲地区26个经济体中，首先选择对中国生产、贸易依存度最高的经济体，然后选择距离相近的经济体，并基于节日、民族、宗教、语言、历史渊源5个角度对各国与华夏文化之间联系的密切程度进行了分析。最后，我们再考虑这些经济体和中国内地的政治关系。综合以上各个因素，我们筛选出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蒙古、朝鲜、韩国、越南、新加坡9个经济体组建“华夏共同体”。 在这9个经济体中，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澳门在2003年分别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又于2015年进一步签署了《内地与香港CEPA服务贸易协议》《内地与澳门CEPA服务贸易协议》。大陆与港澳的服务业基本上实现贸易自由。内地是台湾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双方已于2010年签订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中国和新加坡于2008年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2015年中韩自贸协定正式生效。蒙古对中国贸易依存度在2014年达到62.1%，是所有国家中对中国贸易依赖度最高的国家。中国也是朝鲜的第一大贸易国，从2010年到2013年的三年间，两国之间的贸易量翻了一倍。中国同样是越南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14年越南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达到19.7%。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在没有世界政府下对全球经济的管理”，因而有赖于各国主权政府、国际组织、非政府机构、社会群体乃至个人在共识基础上展开关于全球经济事务的合作。一个成功的全球经济治理新框架取决于以下4点要素： 第一，代表性: 2015年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华夏共同体GDP分别占全球GDP的16.4%、32.2%、22.6%。三个地区的GDP总和占全球的71.2%。与此同时，三个地区分别代表了北美价值链、欧洲价值链、亚洲价值链三足鼎立的全球生产结构。 第二，效率: 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和参加谈判的人数成反比：人数越多，利益差别就越大，达成共识的可能也就越小。二战后的G2有效是因为美苏主导，G1-G7有效是因为美国主导。当前的G20, 只能是一种过渡。只有在G20当中诞生核心国家，G20才会成为一个有效而稳定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美国在NAFTA是核心国家，德国在欧盟是核心国家，而中国在华夏共同体是核心国家。如果由美、德、中首先在NAFTA、欧盟、华夏共同体就相关议题获得各个自贸区成员国的一致意见；再由美、德、中代表三个自贸区就相关议题进行磋商并取得共识，继而由三个自贸区的成员国家在G20、WTO、IMF, 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推动相关议题，在全球推动并执行相关政策。这种以美、德、中为核心的北美自贸区、欧盟、华夏共同体三足鼎立的“G3全球经济治理新框架”很可能将开创一个稳定而高效的全球治理体系。 第三，推动合作而不对抗: 美苏争霸的历史经验值得注意，由两个核心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容易演变成两强争霸。只要把对手打掉，剩下的一强就能够成为全球的霸主，这种巨大利益的诱惑使得G2体系通常不稳定。现在常常提起“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格局，似乎美国是发达国家的核心，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核心，世界大局似乎进入了美、中争霸的时代。 但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中国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发展阶段类似，有相似的诉求；另一方面，在经济政策上，中国，常常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利益并不一致，反而和发达国家更为接近。比如说，中国的平均实际关税率只有4%左右，大大低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15%，而和发达国家接近。在环境政策上，中国现在也倾向于严格的环境保护，在政策上和发达国家，而不是发展中国家更为接近。而欧洲的德、法，在反对美元霸权，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上，和中国，而不是美国立场更加接近。亚投行成立时，英国是西方第一个加入的国家。欧洲大陆，无论是语言、文化，还是法律体系都和英、美体系有明显差别。美、德、中的G3, 相对于所谓的美、中G2, 可能更接近现实，更加稳定，更趋于合作，而不是对抗。 第四，鼓励多元化，而不是霸权: 世界进入了以创新驱动，以知识和人力资本为主导的时代。多元的文化是创新的土壤，不同国家之间的有序竞争推动世界的良性发展。美国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试图建立一个“美国主导”的全球经贸规则，恢复美国在G1-G7体系下的全球主导地位。而我们所提出的北美自贸区、欧盟、华夏共同体的G3体系鼓励竞争，鼓励多元化。在一个三足鼎立的体系中，任何一方都难以建立霸权，因而是一个稳定而多元的结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既不是美国试图恢复的G1, 也不是美中对抗的G2，与全球鼎足三立的生产结构相适应的G3体系才是万象更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新框架的未来。 华夏共同体与一带一路：一体两翼的开放新战略 中国的对外开放从1978年开始，其后货物贸易以17%的年均速度增长，在全球货物贸易的占比从1980年的0.92%飞速增长到2012年的10.4%。全球贸易的高增长在2012年戛然而止，2012年-2014这三年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1%，2015年更是出现了降幅达到13.6%的负增长。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也从第一阶段走向新的阶段。尽管2012-2014年我国的贸易增长仍维持在6%左右，但行至2015年，亦与全球趋势一致，出现了近8%的跌幅。在这一不容乐观的贸易数字背后，我国外贸发展中的两大问题凸显： 问题一，劳动力成本优势丧失与产能过剩问题并存。 随着农村劳动力的日益枯竭，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人口红利”正在向“人口赤字”转变，刘易斯拐点已经（或正在）到来。统计数字显示，2000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平均为9333元，而2014年已达到56360元。在过去的15年间，我国的劳动成本涨幅达到6倍，年均增幅近13%。这一情形与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非常相似，日本战后的对外贸易增长在70年代初期达到峰值，其后，随着劳动力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停滞，刘易斯拐点到来，日本的贸易增速开始回落，最终回归到6%左右的发达国家均值。 同时，我国经济中的“产能过剩”问题日益凸显。IMF在其发布的国别评估报告中认为我国的产能利用水平长期不足。其评估测算结果显示，2009年我国的产能利用率已降至60%左右。2012年之后，产能过剩问题在电解铝、钢铁、风电、光伏等基础产业集中爆发。 当前我国推行的“一带一路”战略正是应对这一问题的重要举措。该战略由“丝绸之路经济带”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双脉络构成，以亚洲经济为依托，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基础上，为中国及沿线各经济体的经贸发展疏通出陆、海两条通路，振翅亚洲经济的腾飞，是为“两翼”。 该战略的重大意义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首先，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下，我国的贸易结构急需向技术密集的高附加值行业调整，而劳动密集型行业则可转移至周边仍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的经济体，进而实现生产要素在各方比较优势基础上的优化配置；其次，一带一路战略所提出的“互联互通”建设，在帮助沿线国家提升基础设施质量、创造现代化工业发展条件的同时，亦可实现我国过剩产能的海外利用；最后，从能源保障角度来看，一带一路国家的原油及天然气总产量均占到全球的50%以上，在我国当前进口中的份额超过65%及85%。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加强与沿线各国的油气战略合作，对保障我国生产中油气等能源的稳定供应具有重要意义。 问题二，技术升级的上升空间被发达国家压制。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尽管我国在电子、通信等高技术行业的发展上已取得了较快的发展速度、产业技术结构的优化调整态势较好，但从技术水平本身所处的层次来看，仍明显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同时，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技术封锁的范围及程度不断扩大的趋势下，通过技术转移、技术外溢等渠道实现产业升级存在较大的困难，通过自主创新来打入国际市场也在诸多贸易壁垒面前举步维艰。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亚洲地区的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我国当前的技术水平已处于相对领先的位置，按技术级差排列工业发展“雁行结构”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我们可以首先在亚洲地区形成深度分工的区域价值链，抱团发展。一方面，可在分工合作中优化资源配置，在高效率生产的辅助下集中技术攻坚；另一方面，可加强国际话语权，进而在国际谈判、全球经贸规则制定中把握有利契机。 打造东亚乃至亚洲区域价值链的可行途径首先在于深度FTA的建立。从各国的贸易占比以及国家间的贸易依存网络来看，北美价值链、欧洲价值链、亚洲价值链的区块结构已经现实形成，其中亚洲价值链的发展速度在近20年间最为引人注目。 以“华夏文化”这一传承至今的东亚共有文化为基础，以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蒙古、朝鲜、韩国、越南、新加坡为首批成员，在现有经贸联系的基础上构建“华夏共同体”，作为亚洲地区融入G3格局的第一步，是为“一体”。 华夏文化发源于中原地区，但在历史的长河中，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以及国家间疆域的变更，华夏文化中最为核心的“儒、释、道、医、武”的文化思想已广泛传播到周边地区，在现今东亚多国的文化传承及生活习俗中得到体现。文化的交融与经贸往来的交融一脉相承，“华夏共同体”这一概念，本身强调的是文化交融基础上的经贸深度合作，和东亚地区共同的文化复兴。因此，以文化纽带建立“华夏共同体”这一深度FTA，是基于当前经贸基础考虑后的可行选择，也是相对最易达成的深度FTA方案。 在建立“华夏共同体”的具体路线图上，欧盟的经验是：依次通过关税联盟、共同市场、货币联盟以及政治的一体化而实现最终的深度FTA。在这一过程中，欧盟也逐步吸引了更多国家加盟，而规模的扩张又进一步促进了一体化进程的深化推进。 结合欧盟的经验和教训以及亚洲国家的具体特点，我们认为华夏共同体的建立应该是循序渐进的。从优惠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再到共同市场、统一货币区。根据共同体合作的深入程度，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1）贸易和投资的深度自由化；（2）关税和市场的高度统一；（3）共同通用货币区。至于更为深入的政治一体化，要在经济高度合作的基础之上完成，因此我们这里暂时不讨论政治共同体的构建，先将重点放在经贸合作与金融市场上。 在第一阶段中，将以多边贸易和跨国投资为核心，通过自由贸易协定和贸易区降低国家间的贸易成本，通过资本市场的全面开放实现资本的高效配置，同时实行产业结构跨国调整和转移，使得各国在区域产业链上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和分工。在第二阶段，则逐步消除共同体内部关税并建立一致的对外关税，从而形成“华夏共同体”内无壁垒的共同市场，并且以经济共同体的核心力量同其他国家和区域进行商业竞争。随着产品贸易的自由化，劳动力在区内的自由流动也将逐步实现。在第三阶段，也将是区域化货币的重要阶段，将实现“华夏共同体”内部成员统一货币的战略目标。统一货币既降低了贸易和结算成本，又增强了整体金融稳定性。“华夏共同体”作为深度自由贸易区，打造东亚从生产链条到金融体系的深度经济战略联盟。 1995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占总贸易量的比例是13.8%，对日本占20.5%；2015年，前者上升为24.1%，后者降为7.0%。在中国开放第一阶段，日本作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逐渐弱化、最终失去，而“一带一路”国家取而代之。大陆对“一体”和“两翼”的贸易占比分别是25%左右，对欧盟和北美自贸区的贸易量占比则均在15%左右。“一体两翼”和“三足鼎立”构成了我国对外贸易的80%。“一体两翼、三足鼎立”的发展战略清晰，我们的贸易大局也就确定。 开放战略由五个要素决定：市场、技术、资本、非技术劳动力、技术劳动力。我们将1978-2011定义为开放的第一阶段，从2012年开始，开放进入新阶段。开放战略的转变在这五个因素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市场：在第一阶段，我国国际贸易的市场以世界市场为主，国内市场为辅。出口为主、进口为辅；2012年以后的新阶段，中国市场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我国的生产和贸易也转而以中国市场为主；国际贸易回归到充分利用世界资源满足中国市场的需要为主。 技术：在第一阶段，技术、尤其是核心技术以进口为主；在新阶段，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我国技术也转为以自主创新为主。 资本：在第一阶段，资本、尤其是外资以FDI的流入为主；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长18.3%，创下1456.7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首次超过日本，位居全球第二。2015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是1356亿美元，首次低于ODI。从统计上来说，2015年中国正式成为资本的净输出国。 非技术劳动力、技术劳动力：在第一阶段，非技术劳动力相对充裕，技术劳动力相对缺乏。而2012年后我国非技术劳动力相对缺乏，技术劳动力相对充裕。 以上五个要素在禀赋结构上的变化，要求我国的对外开放呈现“一体两翼、三足鼎立”的新格局。在中国大陆对外贸易中，华夏共同体（一体）与一带一路国家（两翼）占总贸易量的50%左右，一体两翼各占25%左右；三足鼎立的另外两足，欧盟和北美自贸区各占贸易总量的15%左右；“一体两翼，三足鼎立”的四个地区占中国对外贸易的80%，决定了中国得外开放的发展。与此同时，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华夏共同体2015年GDP分别占全球GDP的23.8%、26.2%、14.5%，总和达到64.5%，贸易量分别占全球总量的16.4%、32.2%、22.6%，总和达到71.2%，分别代表了北美价值链、欧洲价值链、亚洲价值链三足鼎立的全球生产结构，决定了全球经济的未来。 “一体两翼、三足鼎立” 是我国对外开放在深度和广度两个维度的发展。华夏共同体推动以我国为核心的亚洲价值链的建立、东亚国家的深度经济一体化，并促进我国创新发展战略的实施及产业升级的完成，是开放战略的深度跃升；而一带一路促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移、过剩产能的有效利用，保证原材料的海外供应，是开放战略的广度延拓。由“一体两翼”奠定中国和东亚经济在世界经济的核心地位，建立“三足鼎立、多元发展、合作共赢”的全球经济发展与治理新框架。 本文编辑/陈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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