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滕泰、张海冰：实施“软价值战略” 应对中美贸易摩擦
时间：2018年5月15日 (下午3:32)
分类：宏观经济, 宏观经济-总54期, 总54期, 清华金融评论杂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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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清华金融评论

[1] 2018年3月以来，中美贸易摩擦有所升级。本文对美国挑起贸易摩擦的原因进行了“表”和“里”两个方面的分析，并预计中国新兴产业受贸易战的最终影响是有限的。本文指出，中国须根据新供给经济周期形成的关键因素，实施“软价值战略”，有效推进新供给阶段的形成和扩张。 今年以来，美国政府连续提出单边对华贸易制裁措施，导致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看似突然爆发的中美贸易摩擦，不但引发资本市场波动，也使人们对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增添了忧虑。 中美贸易摩擦的表与里 此次美国挑起贸易摩擦有“表”和“里”两个方面的含义。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中国在两国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优待”和“优势”，要求减少美国对中国贸易存在的巨额逆差，这是贸易摩擦的“表”；而美国公布的《对华301调查报告》和白宫贸易委员会主席纳瓦罗的表态清楚地表明，贸易摩擦的“里”是要遏制中国在高技术领域的发展势头。 存在巨额贸易差的根本原因是中美两国处于不同的经济阶段。从1970年开始，美国知识、文化、信息和金融等软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就超过了60%，目前已经达到80%左右。美国是典型的以软价值、软产业为主的后工业社会国家，而美国所需要的工业品则依靠从中国等国家进口。中国当前已基本完成工业化，软产业占GDP的比重刚刚突破50%临界线，处于刚进入工业化后期的阶段。中国有着全球种类最全、产能最大的工业体系，可以提供从高铁到打火机零件的几乎全部工业品。 美国在这种情况下，所需的大量工业品来自中国，而中国主要对美国生产的农产品、化工产品和大飞机等高科技产品有一定需求，由此产生的贸易差难以避免。数据显示，2000年以后，中美贸易顺差经历了一轮快速增长，贸易差额问题也持续成为双方经贸领域的热点话题。但为什么贸易摩擦会在此时，以如此激烈的形式出现？除了特朗普的选民基础和执政风格等因素外，美国对于中国知识、文化、信息、金融等软产业的发展开始感到忧虑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而此次贸易摩擦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的产业升级引发的美国忧虑所导致的。 新经济时代的主发动机 从2007—2017年，中国经济经历了市场经济以来历时最长的下行周期。虽然在不同阶段经济会受到各种短期因素的影响，如人为需求刺激、金融伸缩、存货调整、产能扰动等，但经分析发现，在剔除这些短期因素的影响后，中国经济也连续10年一直处于增速下行的趋势中。 中国经济这一轮增速下行既不同于工业社会早期的生产相对过剩型经济危机，也不同于工业社会中期的有效需求不足型经济衰退，其持续增速下行的主要原因是供给结构老化，属于工业社会后期的“供给老化型经济下行”问题。从供给端和供给结构变化出发，“新供给经济周期”理论把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划分为新供给形成、供给扩张、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这四个阶段。 从2002—2007年，是中国上一轮新供给经济周期的供给扩张阶段，钢铁、公路、房地产、汽车、家电等供给扩张产业的飞速发展带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2007年以后，之前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产业进入供给成熟阶段，钢铁、煤炭等则进入了供给老化阶段，经济增长趋于下行。2016年以后，供给老化阶段已经逐步出清，但在供给结构老化背景下，新的上升周期并不取决于老化阶段的出清，而在于软性制造、软产业带来的新动力。 从2012年至今，虽然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但软产业占GDP的比重却在快速上升，在短短5年之内就提升了8个百分点，达到52%。中国经济从2016年开始已经逐步进入新供给形成阶段，预计2018年中国经济GDP的增速在7%左右，2019年大概率在7%以上。 考虑到中美事件爆发贸易战的可能性，且美国列出的加税对象主要是新兴产业，新供给产业的增速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但由于中国新兴产业有着巨大的内需市场，且正在逐步形成以自研为主的技术供给，因此我们预计中国新兴产业受贸易战的最终影响是有限的。 推动新供给的形成和扩张 除了中美贸易问题，中国在经济复苏的道路上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对此，还需根据新供给经济周期形成的关键因素，有效推进新供给阶段的形成和扩张。 首先，深化供给侧改革，发力“破”“立”“降”，提高要素市场化程度。在供给老化阶段基本出清之后，新供给的形成和扩张需要合理的要素供给结构和较低的要素供给成本。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部署中提出，要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重点在“破”“立”“降”上下功夫。“破”就是通过处置“僵尸企业”，破除无效供给，把沉淀、板结、固化的土地、资金、人员等生产要素释放出来，在减少过剩产能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为新供给的形成和扩张创造良好的条件；“立”即大力培育新动能，通过实施《中国制造2025》《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培育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推动新供给经济周期尽快形成拐点；“降”主要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重点深化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等行业改革，降低成本。 其次，实施“软价值战略”，推进软性制造和软产业发展。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品和服务对精神需求方面的满足程度。软性制造和软产业通过加大创造性思维的投入，以满足消费者的精神需要为主要目标，具有很强的创造新需求的能力，发展空间非常广阔，是新供给、新动力的重要支柱。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应当主动实施“软价值战略”，重点推动软性制造和软产业的发展。 从提高生产效率到提升产品质量，再到提升产品价值，这是全球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必经之路。在继续以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为核心提高传统制造业“硬”价值的同时，也要加快提升传统制造业的“软价值”创造能力，在《中国制造2025》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软性制造”战略。中国制造业企业既要通过研发设计、创意创新、产品升级、文化传播和品牌塑造等途径来不断提升产品软价值，同时也应注意把握软性制造的新规律，研究和实施新的市场开发与竞争策略。 此外，还应适当运用新的举措推动以知识、文化娱乐、信息、金融和高端服务业为主的软产业发展。知识软产业主要包括教育、咨询、智库、会议、会展等，如今都已成为独立的产品，甚至形成巨大的产业，对此应积极引导、分类施策。文化娱乐软产业发展需要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各个地区只要善于挖掘和提炼自身的历史文化禀赋，都有机会发展各具特色的文化娱乐产业。例如自2017年以来，多部国产电影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票房佳绩，如《战狼2》《红海行动》等，中国的影视剧、主题公园、电子游戏、音乐等正在成为全球瞩目的新经济增长点。中国的信息软产业如今已汇聚了全球财富排行榜的巨头，无论是新媒体、人工智能，还是大数据、云计算等，都已经成为全球产业竞争的制高点。 最后，构建营商环境新体系，在软环境上实现新突破。发展传统制造业需要的是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便利的基础设施等硬环境。而工业社会后期，随着软性制造和软产业的比重提高，创造软价值所需要的软环境变得越来越重要。在这样的新时代背景下，为了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对公平正义和美好生活的需要，应着手构建新的营商环境评估体系。在继续改善硬环境的同时，可以从六个方面着手，在软环境的建设上实现新突破。 一是营造友好的创新、创业法律软环境。在公司的创设、税收、社保等方面，降低门槛、减轻负担，对包括知识、信息、文化娱乐等软产业减少不必要的限制和管制，鼓励创新与创业。 二是政府应适应软环境营造者的新角色，进一步优化政策环境。对此，应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高政策透明度和政策执行力，为企业家和创业者搭建起“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宽广大舞台。 三是营造与软产业、新经济对接的融资软环境。相关部门应有针对性地研究制定外汇、税收、资本市场等多个方面的政策，增加风险投资、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等新金融供给，为创新创业提供高效的资本和资金支持，使各种发明创造可以无障碍地获得全球资本的支持，并实现在全球资本市场中的价值兑现。 四是营造具有吸引力的人才软环境。投入土地、资金等资源重点发展教育和科研机构，同时鼓励建立新型教育、科研机构，完善创造型人才建设，使创造性思维顺利转化成技术、产品和商业模式，营造具有强大吸引力的、能够聚集各类智力资源的软环境。 五是营造适宜企业生长的文化软环境。引导全社会关注各地软环境建设，形成改善软环境“政府责无旁贷、公民人人有责”的社会氛围。从工商、土地、户口、社保、人事等方面为企业提供创新创业便利，鼓励人才流动、科技成果转化和大企业内部创业，建设更加自由开放的文化氛围，营造“创新创业雨林”式的文化软环境。 六是为创新创业人才提供有吸引力的生活软环境。既要有优美的自然环境，同时政府还应为各类人才，特别是青年创业者和科技工作人才提供所需的教育培训、医疗保健、文化娱乐等配套设施，打造全球创新创业人才“引得来、留得住、干得成”的乐园。 总体而言，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周期来源于自身供给结构的更新，而非外部需求的周期性波动，因此已经开始的新供给形成过程具有较强的可持续性。只要我们保持定力、正确应对，贸易摩擦等外部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可以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如果能够坚定实施并推进新供给形成和扩张的相关政策，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不但会有质的提高，也会有量的边际改善。 （滕泰为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张海冰为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软价值研究中心主任。本文编辑/谢松燕） [1] http://www.thfr.com.cn/wp-content/uploads/2018/05/hong-guan-jing-ji.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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