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尚福林：把握大势进一步推动金融改革发展
时间：2018年11月16日 (下午8:41)
分类：宏观经济, 宏观经济-总60期, 总60期, 清华金融评论杂志文章
标签：无
作者：清华金融评论

[1] 本文认为，当前世界格局正在发生着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对于中国金融业而言，在深化机制改革和加强预期引导方面需要注意三个问题：一是从防范金融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二者实现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出发，深化金融运行机制改革；二是从形成良好投资习惯和依法表达合理收益保护诉求出发，加强金融行为的预期引导；三是从促进国民经济循环流转出发，谨防储蓄存款游资化。 近年来，中国将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作为三大攻坚战的首要任务，表明了当前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的复杂严峻，展示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英明与担当，凸显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战略地位和坚定决心，对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面对国际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国内三期叠加等复杂和困难的严峻挑战，经过各相关方面的不懈努力，我国金融业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保持了平稳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金融乱象治理也正在深入推进，非法集资频发高发态势得到了初步遏制，金融市场正在向更加良性运行的方向迈进。 当前世界格局正在发生着重大而深刻的变化，笔者认为，这个变化不是短期的，是个长期变化，会涉及各个方面。特别是美国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对中美经贸关系和世界经贸格局造成了严重损害。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GDP占全球的比重达1/4左右。贸易摩擦的第一枪是美国打响的，是否继续打下去相当大程度上也取决于美国。 世界经济结构走向新的合理平衡，全球经济循环流转迈向良性轨道，还需要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做出巨大的努力。我国作为拥有14亿人口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在这个重大的变局之中坚持好正确方向，保持战略定位，全力以赴办好自己的事，同时把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不仅是中国人民之福，也是世界人民之幸。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为促进我国经济加快动能转换、结构调整和提升竞争力，有效防范和化解重大金融风险，金融业要把握大势、尊重规律、深化改革、回归本源，充分发挥交易媒介、配置资源、发现价格、管理风险等重要功能。下面我仅就深化机制改革和加强预期引导方面谈一些看法，供大家参考。 第一，从防范金融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二者实现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出发，深化金融运行机制改革。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是对立的统一。从统一性看，只有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精准的金融服务，促进实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可能从根本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从对立性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实业部门不仅面临经济周期波动、产能过剩等客观风险，也面临着债权保护制度和机制不健全等外部环境考验，还面临着恶意逃废债等道德风险挑战。特别是金融采取逆周期措施支持实体经济爬坡过坎这个阶段，矛盾会更加尖锐。化解这一矛盾的基本方法就是持续推动二者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 因此，在宏观层面要缩短金融产业链，防控抬升杠杆。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最深刻的教训之一就是美国总量3000亿美元左右的住房按揭贷款通过抵押贷款证券化（MBS）、担保债务证券（CDO）、信用违约调期（CDS），通过这些方式不断延长链条，将金融资产总市值炒得高达62万亿美元，最终引爆了全球金融危机。近几年，我们国家从严整治金融乱象、虚假担保、高杠杆融资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目前宏观经济杠杆率稳定下来了，但同时，对于那些形式上增加信用、缓释风险而实质上是在拉长链条、放大杠杆的业务，形式上依法合规、要件齐全而实质上是违法借道、规避调控的业务等还需要继续加以控制，需要按照穿透原则和实质重于形式的要求，进一步完善主动承诺、举报奖励和责任倒追等等机制，通过早查处、重罚严处，维护金融市场的健康秩序。 在中观方面，要把加强信用体系建设作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重中之重。现代金融体系实际上是建立在商业信用的基础上。马克思在《资本论》当中有个论述，在商业信用的基础上发展了股票、债券等虚拟资本，如果没有商业信用，这个运行基础就不稳，市场上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在资本市场上讲三公原则时，总把公开放在第一位，其实就是重点在强调信用基础。现在的金融体系是建立在商业信用的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同时也是信用经济。要把维护信用秩序、提升信用水平作为现代金融秩序建设的基础，加快建设国家级的信用信息广泛采集、大数据综合动态分析、信用信息严格保密和相关方面低成本共享的平台和机制，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守信正向激励机制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着力增强主动守信、时时守信和事事守信的信用意识，避免个体的信用缺失抬高全社会金融交易成本。这不仅是制度建设问题，还要从文化层面、从社会方方面面，加强社会信用基础建设。 在微观层面，金融机构要打破授信的担保依赖，盯住未来，更加注重企业的未来发展。要通过运用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信息技术改进和创新信用评估模式，充分发现潜在的资质良好的企业、市场前景良好的企业、未来第一还款来源充足的企业，严把业务准入关口的同时，尽可能提高服务的覆盖面、深入性和精准度，盯住过程而不仅仅是结果，健全和完善风险管理的日常跟踪分析监测机制，及早纠偏冒险行为，及早发现风险隐患，及早解决问题和化解风险。要强化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一视同仁的机制保障。现在我们各项政策上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是一视同仁的，但实际上在执行过程当中，对民营企业还有诸多的不同待遇。比如，现在从整体情况上看，银行对于民营企业的支持每年有两个“不低于”要求，但是从做业务工作上看，主观能动性是不足的，因此要建立健全机制，保证金融企业对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一视同仁。要按照支持民营企业的总体要求，在沟通联络、风险定价、绩效考核、责任追究等等方面，为正常的交流、交往、交易提供规范化、常态化的机制保障，推动形成民营企业开展正常业务的主观能动性。当然，对于非正常往来的，要受到严格的约束，形成良好氛围。 第二，从形成良好投资习惯和依法表达合理收益保护诉求出发，加强金融行为的预期引导。 信心是金融市场维持良好运行的重要柱石，市场预期又是信心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科学引导预期是构建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一环。 一方面，要大力加强投资收益率回归正常水平的预期引导。马克思早就指出，利息是利润的一部分，利率是货币资本和产业资本分割利润时竞争的结果，其变化范围是在零和利润率之间。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常态，正在由高速转向中高速，这意味着持续多年的经济高增长、投资高回报的格局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继续按照惯性，要求投资收益率维持在原有的高水平，既不现实也不合理。尤其是在前些年，受各方面的因素影响，金融投资回报率明显高于其他部门。当时在研究这些问题时，笔者曾明确提出，这种高收益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因为那几年整个贷款增长速度太快，银行扩张也快，而且银行的投资集中在一些高收益领域，这时银行的利率增长是快的。但这阶段性的表现，是不可能持续也不可能长久的。现在收益率在逐步回落，目前的环境和条件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继续维持投资的高水平无风险收益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金融业和相关方面要下大力气向广大投资者讲清楚。即使是发达经济体，长期以来正常的投资收益率也并不高。巴菲特之所以闻名于世，就是因为他投资获得的收益水平高于常态的收益，但这是个非常罕见的特例，不可能每个人都是巴菲特。因此，金融业要向投资者讲清楚我国当前实体经济正常投资的收益率的合理区间，要讲清楚风险和收益对称的基本规律，以及安全性、收益性和流动性三个基本原则，要引导投资收益率预期回归到正常的水平。 另一方面，尽快推动形成只有投资的合法权益才受保护的预期共识。保护投资人合法权益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涵之一，是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之一，也是我国金融市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金融业必须扎扎实实地做好相关工作。同时，要大力宣扬不属于合法权益范围的投资收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如果违法违规，还要受到相应的制裁。特别是对于非法集资，相关违法者必须要严厉打击、严惩不贷。对于不明就理被欺骗的参与者，需要尽力帮助追赃挽损，同时要尽可能向他们充分宣讲，减少损失的最好办法就是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理，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第三，从促进国民经济循环流转出发，谨防储蓄存款游资化。 2018年以来，人民币存款的增速持续在9%以下徘徊，8月我国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同比增长8.3%，创下了40年来的最低，对这个现象确实需要深入研究，比如对整个金融体系和整个国民经济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也要进行深入的研究，要谨防储蓄存款游资化。 中国居民储蓄存款的增长速度从2008年的18%下滑到目前的7%左右，其中有个人住房贷款大幅度增长的原因，我国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余额2001年不足600亿元，到2017年增加到21.9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44.59%，这比其他的贷款增速都高，个人的负债率上升，储蓄率下降，这是影响的重要方面，存款的游资化特征也日渐突出。近年来，随着金融游资化快速发展，资金搬家的成本越来越低，速度越来越快，辐射面也越来越广，很可能出现资金在某一个领域短时间大规模集中进入和撤离，呈现出游资化的特征。近期，余额宝的七日年化收益率击穿3%之后，出现了货币市场基金的突击般搬家苗头，货币市场基金本来应该是银行之间调剂流动性的货币市场，现在货币市场参与者各方面都有，而且数量很大。这种货币市场基金的突然搬家可能是游资化的一种表现。另外，近些年来非法集资利用互联网手段，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聚集起天量的交易额，现在我们发现一些P2P，最近集中爆雷，爆一个就是几百个亿，这和互联网的发展有关系，也和大家现在钱多了有关系。还有前些年出现的“豆你玩”“蒜你狠”“煤超风”等等问题，资金在短期内集中的一个方面，这可能也是储蓄游资化的一种表现。 值得警惕的是，如果这类问题反复大面积出现，不仅会显著影响金融体系把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能力，影响整个金融体系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而且可能加剧资金供需的期限错配问题，对国民经济的正常循环流转带来冲击，并给央行的宏观调控提供一些错误的信号，如货币市场突然利率上升，到底是资金紧了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会增加判断的困难，也会增加宏观调控的难度。 对此，在进一步提高宏观管理水平的同时，要大力加强投资者教育。一方面，加强对相关领域投资收益与风险的全周期考核、合法性分析和可持续性研究。必要时可以考虑通过发布白皮书、蓝皮书和红皮书等形式，加强正面宣传、客观提醒和反面警示，引导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稳健投资、合法投资，避免盲目跟风，被蛊惑冒险，受欺骗出手。另一方面，继续开展“金融知识进万家”等金融知识普及活动，以喜闻乐见的方式吸引人民群众学习金融知识，系统推广金融知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提高抵御非法高利诱惑的警惕性，提升审慎科学投资的水平。同时在制度上和机制上，要防止储蓄存款游资化。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洗礼，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金融工作者必将推动我国金融发展和财富管理进入一个新阶段，迈上新台阶，取得新辉煌。 （尚福林为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本文根据作者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2018第六届年会暨与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战略合作签约”年会上演讲整理而成。本文编辑/王蕾） [1] http://211.144.136.102/wp-content/uploads/2018/11/hong-guan-jing-ji.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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