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董小君：疫情对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影响 | 宏观经济
时间：2020年3月31日 (下午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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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董小君
作者：《清华金融评论》, 编辑部

[1] 文/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董小君   在整个疫情过程中，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财力，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发达国家，都面临“流动性困难”。本文对此提出了相关建议，同时，本文还强调要关注疫情引发的次生灾难，防范相关风险的发生。   疫情冲击下如何解决“流动性困难”问题 在整个疫情过程中，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财力，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发达国家，都面临“流动性困难”。对此，各国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美国设立了3500亿美元的小型企业基金，英国政府帮助企业支付员工80%的工资等。但是，总体说来，发达国家财政政策发挥空间有限。在政府财力有限下，西方国家纷纷以“印钞”方式“抗疫”，这种“大水漫灌”货币政策必然给全球带来两个后续的风险：一是疫情过后或许甚至不等疫情结束，通缩与通涨可能只是一线之间的事；二是美国的宽松货币政策，其实是防疫成本的转移，加重其他债权国的压力。 面对流动性困难，中国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对提振中小微企业信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笔者认为，当前需要探索更为“立竿见影”的解决企业流动性的办法，实际上就是“找钱”。 微观层面如何帮助最困难的企业“找钱”？ 笔者认为，当务之急是帮助中小微企业清算“应收账款”，将拖欠的应收账款“活化”为现金流，它的价值不低于贷款作用。应收账款实际上是大企业对小企业资金和盈利空间的挤占。截至2019年6月，全国946家中小企业板块，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30%，全国799家创业板企业，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46%。这两部分加总为17.58亿元。 如何在宏观层面“找钱”？ 这就要建立国家资产负债表四个部门“成本分担机制”。国家资产负债表由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家庭（住户）四部门构成。 从政府部门看，中国与发达国家不一样的是，虽然地方政府财政困难，但中央政府财力还是很雄厚的。因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帮政府“找钱”：一是提高赤字率。如果2020年将赤字率从2.8%提高至3%，会产生1981.73亿元的流动性；如果将赤字率提高至3.5%，则产生6936.06亿元的流动性。二是鼓励地方政府用足债务限额。根据测算，债务限额使用率每提高1%，便可为地方政府带来2407.74亿元资金。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并没有充分利用起来，2019年债务限额实际使用率为88.49%，如果将这个比例提高到95%，至少可以带来1.57万亿元资金。 从金融机构看，可以通过减免利息来分担成本。如果金融机构直接免除企业贷款利息1个月，可产生3357.06亿元的流动性。 从国有企业看，直接让利。国有企业处于产业链上游，规模大，对冲风险能力强。在疫情面前，国有企业要与广大中小微企业共渡难关。 从储户看，通过降低基准存款利率，让爱国的人士都贡献一份力量。如果央行一次性下调基准利率0.25%－0.5%，就能释放4954亿到9908亿元资金。以上找来的钱可以做结构性安排。 关注疫情引发的次生灾难 疫情如果继续在全球蔓延，会对世界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目前有两个代表性观点：一种是认为可能会出现1931年那样的大萧条，如法国经济部长就这么认为；第二种是认为有可能出现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笔者认为，作为学术研究，需要找到核心指标，作对比分析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产生现金流的行业只要3个月无法恢复，全球经济必将陷入“结构性萧条”。因此，要关注疫情引发的次生灾难。 从外部风险看，中国主要需关注三大风险：一是外需急剧恶化带来的风险。目前外贸企业不只是复工难的问题，而是无工可复。采购经理指数（PMI）可能长期低于50%的荣枯线下方。由于定单的滞后效应，外需恶化对中国的冲击可能在二、三季度显现得更明显。二是全球化供应链断裂的风险。近期看，目前已有30多个国家或地区都实施封锁措施，疫情已在不同程度打破了全球供应链的纽带。长远看，更为严重的是，人们对全球化产业链的认识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认识到全球供应链极易受到破坏，从产业安全考虑，也不能过度全球化。这也许是这次疫情对世界经济体系的根本冲击。外交关系理事会的拉美事务专家香农K‧奥尼尔（Shannon K. O'Neil）认为，疫情正在破坏全球制造业的基本原则，一些公司正考虑缩小多步骤、多国家供应链。三是美元升值导致资本外流的风险。由于美元是世界货币，历次大危机期间，美元成为避险资金的选择。美元升值，导致全球资金回流到美国，会加剧新兴经济体流动性困难，有些发展中国家可能会爆发金融危机。 从内部风险看，主要是防范两个风险。如果说疫情对中小微企业的冲击是第一轮冲击波，那么第二轮冲击波则在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攀升。由于抗击疫情，各地方政府都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物力，负担加大，风险也加大。二是中小银行的风险。疫情期间对中小微企业产生的冲击，在金融方面的风险传导有着滞后效应，中小银行是服务中小微企业的，必然会加速中小银行风险暴露。有学者和地方监管部门提出适度提高不良贷款容忍度问题。理论上适度提高不良贷款容忍度的确可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不良贷款容忍度放松引发的道德风险。在实际操作中，要考虑两个核心问题：一是确保不良贷款容忍度调整后，银行风险是可控的；二是贷款确实进入了实体经济、流向了中小微企业。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编辑：谢松燕 [1] http://www.thfr.com.cn/wp-content/uploads/2020/03/918d9d0c9c3b3104ed7c3f706d9d3714.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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