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肖钢：新基建、数字化潜力巨大 加快金融改革盘活存量资产 | 封面专题
时间：2020年7月13日 (上午9:33)
分类：评金融,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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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清华金融评论

[1] 中国应对疫情具有独特优势，即超大规模的市场潜力。一方面应加快城镇化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要加快数字化转型，挖掘增量潜力；另一方面应通过进一步降低社保缴费、盘活国有资产和政府机关的存款、推进公积金改革等释放存量活力。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后，对全球的经济带来了严重冲击。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发布的报告预计，这场疫情冲击将会导致2020年全球经济萎缩3%。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跌幅预计会达到5%～10%，成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一个经济衰退。 应该说，这次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相比有很多不同的特点，这次是由疫情引发的一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直接导致实体经济的衰退，导致需求的锐减，也导致供给的中断。所以它是由于疫情的暴发所致，与传统的经济供给侧和需求侧产生的经济困难有所不同。正因为它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影响不同，这次危机波及的范围更广，对经济影响持续的时间可能更长，应对的难度也更大。 目前，各个国家在短时间内采取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救助、纾困和复兴经济的政策措施。应该说，各个国家这次应对危机的政策力度是空前的，超大规模的。当然，各个国家的情况也有所不同，应对还是有一些差异，但总体而言，应对的逻辑还是一致的。 由于各个国家受到的冲击影响不一样，每个国家在不同阶段受到的冲击也不一样，所以导致各个国家政策措施有一些差异。但是本质上还是围绕救援、纾困和复兴这几个方面来采取措施，特别是服务行业。同时，一些居民个人的生产生活也遭遇很大的困难。所以这些措施的逻辑是一致的，都是针对实体企业和居民生活，特别是低收入人群这个群体采取的救助措施。救助措施是史无前例的，力度也是史无前例的。 目前，发达国家已经进入零利率和负利率的时期，有的国家采取了无限量的量化宽松政策。应该说已经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用到了极致。中国具有充足的政策空间和回旋余地，所以相比其他国家而言，中国的政策空间是足够的，回旋的余地也很大，经济的发展、就业的市场也具有很强的韧性。 当然，在疫情的冲击之下，中国的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都大幅下滑。从统计来看，一季度全国有30个省级单位的GDP和财政收入都是负增长，只有西藏实现了正增长。 中国应对疫情的独特优势 中国应对这场疫情是有独特优势的，因为中国具有超大规模的市场潜力。超大规模的市场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劳动力的数量来看，中国的劳动力数量超过8亿人，这个数量超过了所有发达国家劳动力之和。中国中等收入的人群超过了4亿人，据有关资料统计，到2030年中国中等收入的人群还会增长一倍。同时，中国每年新毕业的大学生超过800万人，这些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新生劳动力大军。中国每年的新出生人口也达到1500万，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尽管面临老龄化的挑战，但是总体而言，在未来的若干年，中国的青壮年人数是远远多于其他国家的总和的，而且90后的青壮年在未来整个经济生活当中会发挥越来越中坚的作用。 我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将来要迈向制造业强国。我国的制造业增加值现在达到了4万亿美元，等于美国、德国和日本三国之和。且中国工业产品门类齐全，覆盖了所有行业，是一个具有全产业链的制造业体系。在220多项工业产品当中，我国有多项产品的产量居于世界第一。 第二，从金融市场规模来看，我国的股市、债券市场和私募股权市场，这三个市场的规模都居于全球第二位。 我国国民的储蓄率高达47%，领先全球主要的经济体，这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传统。无论是居民还是企业，储蓄率都比较高，尽管现在的储蓄率比10年前有所下降，但是总的储蓄率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比世界平均水平要高20多个百分点。再加上我们有充足的外汇储备，现在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28%。我们现在国有企业的资产总额也达到了210万亿元，国有金融体系的资产总额也达到了264万亿元。特别是中国经济发展还有一个韧性，即内部差异比较大，也就是说东中西部不平衡的状况比较大。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本身对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韧性、扩大回旋余地来说也是一个优势。 第三，从消费市场来看，我国超大规模的消费潜力的释放，会形成巨大的需求能力以及相应带来供给的能力，这有助于短期应对疫情。大家可以看到，中国是疫情当中恢复经济最快的一个国家，目前已经基本实现复工复产。 同时，不仅短期应对疫情我们有这个优势，更为重要的是，从长期来看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是更加明显的。例如我国的城镇化还有很大空间，新基建、数字化的潜力也巨大。不仅未来发展的新的增量潜力大，存量潜力也很大。如上所述，我国拥有巨额的储蓄、大规模的外汇储备以及大规模的国有资产等。 在扩大增量方面，特别是城镇化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中国城镇化率在2018年仅仅为59.2%，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和中国人均GDP相似的巴西（城镇化率86.6%）、土耳其（城镇化率75.1%）、墨西哥（城镇化率80.2%）、俄罗斯（城镇化率74.4%）。 过去1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每年提升了一个百分点左右。所以，未来10年到15年，我国的城镇化率有望提升到70%。因此，在这方面我国的潜力还是巨大的。据测算，城镇化率年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每年有1400万人要进城，也就是说相当于每年要增加一个深圳。城镇化的确是一个系统的工程，特别是大都市圈的建设将会带动房地产、基建、公共卫生、教育、医疗、环保等诸多行业的发展，所以这些行业的需求还会进一步释放。 从存量来讲，我国存量的潜力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挥。企业部门、政府部门有大量的闲置资金停留在银行的账户没有被充分激活。例如2020年，中央财政在中央银行的存款余额超过3万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财政的钱还没有充分地去运用，储蓄存款的余额也超过87万亿元，机关团体这些广义的政府部门和财政性的资金，现在在商业银行的存款也有将近30万亿元，企业存款也很多，达到61万亿元，其中大部分还是国有企业的存款。 谈到国有净资产，根据有关的统计资料，中央国有企业的净资产有17.7万亿元，地方国有企业的净资产有42万亿元，国有金融企业的净资产也达到了17.2万亿元，行政事业性单位的净资产也有23.6万亿元。这些都是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积累下来的巨额财富。除上述这些资金以外，我们还有公积金的节余，还有社会保障资金，这些都有盘活用好的潜力。 如何释放超大规模的市场潜力 如何释放这个超大规模的市场潜力？我们具有这种潜力，但是不等于就立即变成现实的生产力、现实的优势。所以，要把超大规模的市场潜力转化为现实的竞争力和现实的生产力，还是有很多工作需要做的。 在挖掘增量的潜力方面，我们要把增量用好。我们应该加快城镇化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提升城市工作的服务，扩大大都市圈的建设，增强它们对城市群人口的吸纳能力，这样可以提振相关的需求。另外，我们要加快数字化转型，大力发展新基建，发展产业互联网，同时不断地发展数字金融，为整个数字经济服务。 在释放存量方面，一些措施应该进一步加大力度，比如划拨国有资产充实社保、降低社保的缴费等，这样一方面帮助企业减轻负担，也可以释放居民、职工的现实消费需求，同时还应该加快盘活国有资产，加快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的改革。 盘活政府机关的存款方面，也应该研究创新一些政策工具和机制的安排，把沉淀在账户的一些资金盘活，特别是现在地方政府的债务也比较重。近日，中国证监会与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了《关于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相关工作的通知》，这就是有利的金融工具，有利于金融盘活存量的资产，类似的措施应该进一步推进，加快金融体系的改革。 此外，推进全国公积金改革来盘活用好这部分资金，也是下一步需要研究的课题。总之，我们要在释放、扩大增量潜力的同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重视存量的政策上，通过盘活巨额的财富资产来支持经济的发展。 本文根据作者2020年5月16日在“2020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特别策划”上的演讲整理而成。本文刊发于《清华金融评论》2020年6月刊，2020年6月5日出刊，编辑：秦婷   [1] http://www.thfr.com.cn/wp-content/uploads/2020/07/20200713094128.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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