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叶燕斐：银行和保险机构应加强气候变化相关风险的管理 | 封面专题
时间：2020年10月9日 (上午8:58)
分类：评金融,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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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清华金融评论

[1] 气候变化是有文明以来人类所面临的极严峻、极紧迫、极持久的挑战，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的共同责任。银行和保险机构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具有巨大潜力，负有重大责任，可以发挥重大作用。应对气候变化，调整经营结构和经营方式，管理气候变化风险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风险，事关银行和保险机构的切身利益。   气候变化是有文明以来，人类所面临的极严峻、极紧迫、极持久的挑战。能否成功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关系人类命运和前途，关系人类的持续发展，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家企业、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每一片森林，每一块草地，每一处湿地、湖泊、海洋，每一个物种的盛衰。应对气候变化是每一个人、每一家企业、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的责任，是全球的共同责任。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容。 全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机构在动员社会资源和配置社会资源、引导和塑造产业结构、促进投资和消费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影响力。银行和保险机构作为金融机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具有巨大潜力，负有重大责任，可以发挥重大作用。气候变化及其引发的一系列深刻持久的变化，将对银行和保险机构的资产质量形成重大挑战。应对气候变化，调整经营结构和经营方式，管理气候变化风险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风险，事关银行和保险机构的切身利益。 银行和保险机构必须深化对气候变化挑战的认识 气候变化是关系地球生态和人类命运的全球性挑战。大约20万年前，人类的祖先——智人在东非诞生，之后逐渐出走，足迹遍布全球，开启了人类历史意义上的全球化。从此，地球生态从自然演变转变为人类有意和无意干预下的自然和非自然演变。森林的消失，洪水的泛滥，土地的沙漠化，物种的毁灭，是人类给地球生态演变留下的自然印记。工业文明的出现，伴随着人类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的指数化增长，人类对地球生态演变的干预影响也有了指数化的增长。直到今天，人类活动所带来的气候变化让我们见证了极地冰山的融化、高原冰川的消退、日渐增多的极端天气、生物多样性的不断丧失。人类是地球之子，是地球持续演变的自然产物，人类的生存和繁衍与地球生态的支持息息相关，一刻也不能分离。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可持续的地球生态。气候变化正在不断损害这个人类可依赖的唯一的地球生态。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报告指出：“在过去50年中，全球野生动植物数量减少了60%，由此导致的全球环境危机常被称为第六次物种大灭绝。” 气候变化是对人类命运的紧迫挑战。人类诞生以来，既不断从地球生态吸收它所需的营养，又不断向地球生态排泄种种污染物。地球生态以其巨大的包容力，容纳和很大程度上消化了人类对她的巨大伤害。但温室气体可能是唯一一个例外。由于地球的物理和生态特点，当温室气体排放时，它们不能被地球生态同步吸收，而是因地球引力的缘故不断累积在大气层。温室气体在大气层浓度的增加使光热难从地球生态圈逸出，形成温室效应，即气候变暧。气候变暧带来更多的极端天气，干旱和虫灾增多，带来和加重全球粮食危机。气候变暧带来海平面的上升、更多和更猛烈的海潮，损害我们日常生产和生活高度依赖的城市基础设施和我们自身的居住条件。 气候变化是对人类命运的持续的挑战。气候变化本源于温室气体的排放和累积。温室气体不断排放的背后是传统的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工业化生产方式。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在少数国家占统治地位的工业化生产方式和以此为基础的城镇化生活方式日益成为世界各国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与人类个体不断追求更加自由、更加富足、更加美好的生活愿望密切相关。例如，衣食住行是人们物质生活的主要内容。衣服不仅是简单的保暖的需要，更有审美和个性化的需要，这就驱动了人们对更多天然植物（如棉花）和人造纤维的需要，人造纤维的生产需要大量化石能源的采掘、炼制和加工。食，从最初主要满足人类个体的热量需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意识、身高意识的增强，人们在食品中会逐渐提高蛋白吸取量，这就需要更多的动物的饲养和肉乳食品的加工。住，哪一个家庭不希望有更大的房子呢？除了必备的卧室外，孩子需要游戏室，大人需要书房和健身房，客人需要客厅，宠物需要专门的住处，汽车需要停车位。住的需求要靠大量的金属和非金属矿物的采掘、烧制和加工来支撑。行，“世界是美好的”，谁不希望多出去看看呢？这就需要汽车、火车、邮轮、飞机甚至火箭等现代交通工具，背后依靠的是高度发达的现代制造业。目前，完成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国家只有高收入国家，即经合组织国家，其总人口约10.7亿。工业化和城镇化走完约70%历程的国家是中国，人口约14亿。高收入国家人口与中国人口合计，约25亿人，不到全球人口（约76亿）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口还在刚刚开始工业化、城镇化或其半途之中。如果没有革命性的产业、技术变化，今天的高收入国家以及中国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就是未来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谁也没有权利阻止这些国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这意味着，更多的温室气体排放还在未来，更多更快的气候升温和由此引起的一系列严峻挑战还在未来，目前面临的气候变化挑战刚刚开始。 应对气候变化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当今世界，矛盾重重，错综复杂。但究其根本，占这个世界大多数人口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足是根本的矛盾。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可能再简单重复走发达国家的路子，甚至也不可能简单复制中国的发展方式，必须在应对气候变化中走出发展的新路子。这样才能平衡好国别利益和全球利益，实现国别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发展不是简单的发展，而是可持续发展，只有实现可持续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今世界的各种矛盾。所谓潮流，就是能不断地汇聚各方共识和力量，不停向前，越来越强大、越来越猛的势力，任何人都阻挡不了，不做“弄潮儿”，也要被裹挟进去。银行和保险机构应不断深化对可持续发展这一世界大潮的认识，从经营方式、经营内容、体制机制、人力建设等方方面面预作准备，及时调整，以顺应可持续发展潮流对银行和保险业的冲击和影响。 银行和保险机构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可以发挥重大作用 银行和保险机构是撬动经济的杠杆的支点所在。阿基米德说，给他一个支点，他就能撬动整个地球。以此类比，如果我们要撬动经济，那么这个支点所需的杠杆就在银行和保险机构。银行和保险机构，一方面他们面对资金的借出人，另一面他们面对资金的借入人。在面对货币资金借出人时，不管面对的是“富商巨贾”还是“粜斗小民”，银行和保险机构都要通过创新的金融产品设计、动人的宣传、吸引人的利益，将“大江大河”的货币流与“涓涓细滴”的货币流汇聚到如“海洋”般巨大的银行账户中，形成巨大的货币资金池。就这个方面而言，银行和保险机构是社会资源的动员者、组织者和汇聚者。银行和保险机构在面对货币资金的借出人时，不管面对的是“巨无霸”似的跨国企业或企业集团，还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个体农户、个人消费者，银行和保险机构都要精挑细选，仔细了解、详尽调查这些资金借入人的经营、业务、架构等情况，他们属于哪个行业，现在做什么，借钱做什么，靠什么还钱，等等。就这个方面而言，银行和保险机构是社会资源的配置者。他们通过货币资金的分配，决定了社会资源流向哪个领域、哪个行业、哪个（类）企业、哪个（类）个人，因而在这个意义上讲，银行和保险机构引导和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社会的生产方式、流通方式和生活方式，更具体的是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银行和保险机构以低资本、高杠杆方式吸收了社会上的货币资本并将其投放出去，承担了信用中介和流动性转换功能，承受了信用风险和流动风险以及其他各类风险。企业和个人则以较高的资本和较低的杠杆从银行和保险机构借入货币资本并将其投入投资、生产、流通和消费活动中。因此，在货币资金的借入借出过程中，是银行和保险机构杠杆乘企业和个人杠杆的倍数作用，并以此推动经济的不断循环、增长和扩大。 银行和保险机构不仅是货币资金的汇聚中心和循环中心，还是信息的汇集中心和加工中心。银行和保险机构通过为企业和个人办理结算、支付、汇兑，吸收存款或收到保费，代理现金管理，贷放资金或投资，保险赔付，提供财务咨询服务等，自然而然了解和掌握企业和个人的种种经济和行为信息。除了这些通过业务流程掌握的内部信息，银行还可以通过联结征信中心、各类政府和公用事业信息平台、金融科技大数据平台，获取大量的外部信息。银行和保险机构掌握这些内外部信息，加以整合和分析，相当于掌握了国民经济运行的“簿记本”和“晴雨表”，既可以观察、分析和判断国内外经济、产业升级、行业变化、技术变革、国别和区域竞争、法律法规、货币政策、财税政策、产业政策等趋势性问题，又可以掌握企业和个人的经营、财务、行为及关联场景信息，从而为金融决策如资产配置、企业和个人信贷等提供信息支撑，降低资产组合和单个资产等所面临的金融风险。不仅如此，银行和保险机构依靠庞大的业务规模和广泛的地理经营范围，可以配备高质量的信息科技设施，低成本和高效率地处理各类信息。 银行和保险机构还是“知识精英”聚集的中心。据了解，哈佛、耶鲁、斯坦福等美国名校的毕业生，不管是学什么专业，最终有一半多就业流向了与投资、金融、咨询相关的领域。中国也不例外。银行和保险机构汇合和聚集了大量的高考优胜者，他们是“985”“211”“双一流”等著名高校的毕业生。他们在名校接受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高等教育，是我们时代的“知识精英”。作为这个时代的“知识精英”，他们有相对较高的智商、较广泛的知识、较强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能力、较宽的视野，他们理应把个人的职业前途、机构的商业利益、机构的社会责任更好地统一起来。而应对气候变化，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对银行和保险机构最为重要的社会责任要求。 银行和保险机构还是高薪酬的地方。不管是在发达国家还是中国，金融行业员工的平均薪酬都要高于社会平均水平。薪酬较高，意味着金融行业的员工，特别是其中的高级管理人员，不必为生计奔波操劳，可以考虑“诗和远方”。按照马克思的经济理论，金融行业并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金融行业的利润分享于实体企业的利润，金融行业员工的薪酬分享于实体企业创造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金融企业实际上分享了社会成果，并代表社会为社会目的而动员和配置社会资源，因此，银行和保险机构没有理由不为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当今时代的重大挑战做出自己的贡献。 应对气候变化与银行和保险机构自身利益紧密相关 银行和保险机构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表现关系到社会信任。银行和保险机构之所以能够以低资本、高杠杆的方式承受巨大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等各类风险，担负社会资源动员者、组织者和配置者的社会角色，从本质上讲，是基于社会和公众对银行和保险机构的信任。面对气候变候这一当今时代全球最重大也将是最持久的政治议题、经济议题和社会议题，面对中国共产党构划的蓝天、碧水、净土的美丽中国蓝图，银行和保险机构如果无所作为或不积极作为，是很难取得国内外公众的信任的。我国能源结构中，以煤为主的化石能源居于主导地位。我国的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局域性污染直接或间接地与煤等化石能源的消耗相关。在中国，不断减少煤等化石能源的消耗，既是减少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实现美丽中国的需要，也是应对气候变化、履行国际责任的需要。银行和保险机构必须在这个方面积极作为，努力作为，取得社会和公众的信任和支持，形成与社会和公众的良性互动，履行社会责任，体现社会价值，也为实现机构自身的商业价值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银行和保险机构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表现关系到投资者信任。当今世界，环境、社会和治理（Environment, Social and Governance，简称ESG）投资理念越来越受到全球和中国投资者的欢迎，越来越主流化。其中，应对气候变化是ESG投资中的重要考量内容。据了解，发达国家的机构投资者在资本市场投资时，都对被投资企业的ESG表现有不同程度的要求。有的是要求被投资企业必须达到最低的ESG门槛，有的是要求有公信力的第三方提供被投资企业的ESG评级，有的是直接挂钩ESG指数的基金，有的是以ESG评级作为投资标的的加权。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强大稳健和资本市场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海外投资者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兴趣日益浓厚，配置金额日渐增多，其中银行和保险机构的股票是其重要的投资标的。海外机构投资者在投资中国时，也越来越关注中国上市公司的ESG表现。国内机构投资者对ESG的兴趣也日渐浓厚，各种形式的ESG指数基金已经出现，投资金额日益增大。银行和保险机构如果不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积极作为，全面披露ESG相关信息，机构自身的商业价值将很难在资本市场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气候变化给银行和保险机构带来重大风险。气候变化给经济带来的风险：一是物理风险，即气候变化所引发的一系列自然因素变化给经济产生的损害。如极端天气增多带来的风灾、水灾、旱灾对经济的不利影响。又如海平面上升对海上经济活动和沿海基础设施、不动产等产生的不利影响。二是转型风险，即经济主体为应对气候变化而改变经济行为或偏好从而给经济带来的风险。如为应对气候变化而实施的碳配额和交易、碳税等政策调整可能对高碳产业产生的不利影响。又如为适应气候变化而实施的区域规划、城市规划等方面政策的调整对区域经济和城市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再如为应对气候变化而引发的新能源和新能源车等行业的技术变革而对化石能源行业和燃油车行业带来的不利影响。还有，消费者气候变化意识的觉醒和增强，可能会减少对动物蛋白的需求从而对畜牧业和乳业产生不利影响。等等。这些气候变化风险对银行和保险机构的稳健运行带来重大挑战。一是全球经济或国别经济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如果表现不力，造成经济潜力下降，经济增长下行甚至衰退，对银行和保险机构稳健运行产生重大压力。二是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一些行业“搁浅”了，一些行业兴起了；一些国家或区域衰落了，一些国家和区域堀起了；一些市场主体竞争力下降了，一些市场主体竞争力提高了；一些资产价格持续下跌，一些资产价格持续上升。这些将对银行和保险机构稳健运行产生重大的结构性影响。三是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消费者和社区公众的气候变化意识日益增强，在应对气候变化中表现不好的银行和保险机构面临重大的声誉风险，如被消费者嫌弃，将对其零售业务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或者，银行和保险机构的公司客户实施的重大项目因污染或碳排放问题受到阻碍，而使银行和保险机构的授信或投资风险增多，其公司类或投行类业务将受到重大影响。这些风险从短期看，可能是潜伏的，不显著的，但如从长期看，则是现实的、重大的和战略性的，银行和保险机构如不能够及早识别和预加防范，则有可能面临重大的实质风险。 银行和保险机构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有着重大机遇。一是应对气候变化相关产业有着重大机遇。近年来，我国实体经济紧紧抓住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机遇，大力发展新能源、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绿色建材等战略新型产业，形成了全球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链，为银行和保险机构的授信与投资带来重大机遇。二是应对气候变化相关建设项目有着重大机遇。近年来，为加强节能减排和适应气候变化，从中央到地方推出了一系列重大项目，如水利、水电、风电、光伏发电、储能、智能电网、碳捕捉、绿色建筑、建筑节能、智慧城市、低碳交通、生态修复等等，为银行和保险机构的授信与投资带来重大机遇。三是应对气候变化相关前沿技术创新方面有着重大机遇。目前，我国资本二级市场上创业板和科创板市场日趋活跃，三板精选层开始建立并交易，为资本一级市场上的股权投资通过资本二级市场退出打开了通道。围绕应对气候变化的前沿技术创新和交易内容十分丰富，给银行业和保险业机构依法合规开展股权投资带来重大机遇。四是在金融市场方面，我国全国性的碳金融市场已经基本建立，条件成熟时将开展交易。各类绿色债券发行和交易十分活跃，绿色信贷资产证券化潜力巨大，气候债券、蓝色债券开始探索，这一切都为银行和保险机构带来重大机遇。此外，与应对气候相关的并购重组、财务咨询等有很大潜力，也为银行和保险机构带来机遇。在保险领域，巨灾保险与再保险、农业保险与再保险、各种形式的环境责任保险与再保险，都为保险机构带来了机遇。更为重要的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可能要持续到21世纪末，长远看，目前的商业机遇只是处于萌芽阶段，银行和保险机构如果不认真准备和及早着手，就有可能错失这一历史性的发展和转型机遇。 银行和保险机构必须加强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风险管理 银行和保险机构应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战略性风险和战略性机遇，加强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一是在机构的理念、宗旨、愿景等方面充分反映和体现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价值观。二是在战略规划的制订和战略目标的设定上，充分反映和体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对本行业和本机构的持续影响，明确本机构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中的贡献方式和贡献目标。三是在机构风险偏好的设计上，充分考虑气候变化风险及其引发的各类风险，明确合理的风险偏好内容和水平。四是在战略规划、战略目标、风险偏好的监督、考核、评价方面充分反映和体现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五是在战略能力建设和战略资源配置上，充分反映和体现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 银行和保险机构应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改善公司治理的重要一环。公司治理的核心是平衡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发达国家公司治理的主要矛盾是平衡工人与资本家的利益，这一矛盾引发了猛烈的工人运动，最终通过工会的普遍建立（在德国还有代表职工利益的监事会的建立）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普遍建立而得到有效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随着资本市场的壮大和上市公司的增多，发达国家公司治理的主要矛盾是平衡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防止大股东通过利益输送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通过加强资本市场监管，这一矛盾得到有效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直到20世纪80年代，由于资本市场投资者日益机构化，机构投资者缺乏主动干预公司经营的能力和意愿，发达国家公司治理的主要矛盾是平衡好股东与管理层的利益，防止内部人控制并损害股东利益。通过加强董事会的监督和激励相容制度的设计，这一矛盾得到一定解决。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消费者保护意识和社区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的日益增强，发达国家公司治理的主要矛盾是平衡好公司利益与消费者和社区公众的利益。通过改善董事会结构，大幅增加非股权董事比重和话语权，加强信息披露等，这一矛盾得到一定解决。与发达国家的公司治理相比，我国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公司治理矛盾是多方面的，既有发达国家1.0和2.0版本的，也有发达国家3.0和4.0版本的。但毫无疑问，随着监管部门、投资者和社区公众、环境公益组织对环境问题的日益关注，应对气候变化作为环境问题的重要内容，应当在银行和保险机构的公司治理中得到充分重视。 银行和保险机构应建立健全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具体管理制度、政策和流程。银行和保险机构应从应对气候变化的视角，从优势与弱势、风险与挑战等维度，全面审视和梳理本机构的管理制度、政策和流程，确保本机构的管理制度、政策和流程与本机构的价值观、愿景、战略规划、战略目标、风险偏好保持一致，充分反映和体现了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在报告、检查、评价、责任、问责等方面具有可操作性。特别地，在授信或投资管理制度中，从客户筛选、评价、尽调、评审、贷/投后管理、合同文本等方面对客户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表现是否明确提出了有约束性的要求；资产配置管理制度中，配置的比例和结构是否反映了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在资本、拨备/准备金、流动性、声誉等风险管理中，是否充分反映了气候变化可能产生的预期和不可预期损失及各种可能的冲击；在公共关系管理和信息披露管理制度中，是否反映了气候变化相关公益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并有合适的方式与这些利益相关者交流互动；在机构内部人力资源、财务资源、科技资源配置上，是否反映了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等等。 银行和保险机构应加强与气候变化相关风险的识别、计量、缓释和控制。一是从产品、客户、项目、资产、运行等多维度深入分析和识别气候变化可能给银行和保险机构带来的各类风险。二是要深入了解气候变化作为重要的风险驱动因子给银行和保险机构带来的各类金融风险，如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操作风险（科技风险）、流动性风险、保费定价风险、声誉风险、法律风险等，以及其作用机理。三是要加强对高能耗行业、对化石能源高度依赖行业的客户和项目的重点分析。高能耗行业包括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对化石能源高度依赖的行业包括运输业、运输工具制造业等。此外，运行和维护会产生大量碳排放的资产如建筑、运输工具也需要重点关注。四是在深入分析气候变化驱动带来金融风险的机理基础上，设定可能的发生情景，开展重点行业、重点客户乃至全部资产的情景分析和气候变化压力测试，并将测试结果应用于风险管理之中。五是在微观层面评价公司客户的财务表现时，引入适当的内部碳价，重新分析判断在碳排放外部效应内部化后，公司客户的财务表现如现金流、利润、回报率等，并在授信审批或投资决策时予以慎重考虑。 银行和保险机构应降低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资产配置风险。银行和保险机构应从政策调整、技术变迁、产业盛衰、碳排放强度、能源效率、投资者偏好变化等多角度分析资产配置风险，降低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集中度风险、市场风险等。要强化对气候变化相关项目的风险管理，对一些在全生命周期内碳排放多而社会争议较大的项目，要列为特别慎重的项目，从运营年限、碳排放政策、可替代低碳项目的竞争性等多方位进行分析判断，避免形成高碳“搁浅”资产。对一些环境和社会风险突出的项目，银行和保险机构要探索建立申诉回应机制，在项目实施的全过程中与利益相关者良性互动，从源头上控制资产配置风险。 银行和保险机构应加强与气候变化相关的信息披露和国际合作。目前，我国的主要银行机构定期对其融资支持的节能环保项目进行环境效益测算，并在其社会责任报告上披露包括碳排放在内的各类环境减排效益，受到国内外利益相关者的欢迎。这些信息可以看作是银行机构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正面信息清单”。下一步，要在推动和形成社会共识的基础上，鼓励银行和保险机构收集并披露其融资支持的高排放企业的碳排放情况，即“负面信息清单”，更好回应利益相关者的关切。银行和保险机构应积极参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国际协议、声明、承诺的制定，努力成为创始成员。对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已有的具有广泛公信力和影响力的相关国际协议、声明、承诺，银行和保险机构应积极承诺加入或采纳，并积极参加其中的活动，如各种形式的研讨会、论坛、报告撰写、电视采访等等，努力提升我国银行和保险机构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和践行社会责任的国际形象。 银行和保险机构应加强与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十年二十年的事业，而是百年挑战、百年事业。银行和保险机构应从长远和全球发展视角，及早谋划和布局，强化气候变化意识的宣传和教育，加强与气候变化相关人才的引进和培育，加强与利益相关者的交流互动，加强与有公信力的第三方合作，为应对越来越严峻的气候变化的挑战做好充分的能力准备，不断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和实力。   本文刊发于《清华金融评论》2020年9月刊，2020年9月5日出刊，编辑：王晔君 [1] http://www.thfr.com.cn/wp-content/uploads/2020/10/11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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