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元宇宙，到底位于数字世界的第几层？
时间：2021年11月24日 (下午1:55)
分类：评金融,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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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清华金融评论

[1] 文/外交学院教授施展   元宇宙的话题近来非常之热，要对这个话题做足够深入的讨论，需要进入到关于人类秩序的一些深层探讨。现在网上对于元宇宙的讨论，太多就像是对冰山浮在水面上那十分之一的描述，但没有水面下的那十分之九——也就是内在于人类秩序的一些基本逻辑——这十分之一根本就浮不起来。本文尝试从那十分之九的水下部分谈起，最后再来谈那水面上的十分之一。   观念与时代的错位 从人类秩序的角度来看，当今正处在一个剧烈变迁的时代。剧烈的变迁会让人们感到困惑、混沌、无所适从，因为这种时代充满不确定性。剧变时代带来不确定性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技术变迁已经把人们不自觉地带入到一个新的时代，但人们却还是在以上一个时代的观念来看待问题。新的时代不服从上一个时代的逻辑，基于上一时代的观念所形成的预期，在现实中会屡屡落空，不确定性便浮现出来。   这种状况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比如，西班牙和葡萄牙率先开启了地理大发现，开始航行于曾被视作幽溟的远海，到达此前未知的大陆，获得前所未有的财富。然而，西葡两国仍然是站在陆地的观念下来理解大海的。在陆地视角下，财富的根基在于土地，所以大航海的目的就是占领远方更多的陆地以获取财富；大海则是通达远方陆地时必须要克服的障碍，而不是把世界联通为一体的大道。   所以，两国竭力去海外占领了大片的土地，也获取了大量财富；两国还联手推动教皇在1493年对地球进行划分，以某条经度线（教皇子午线）为界，该线以东的半球都归葡萄牙管辖，以西的半球都归西班牙管辖，不分陆地与海洋。   然而，海洋上有着与陆地上截然不同的秩序逻辑，西葡两国试图把陆地上的法律逻辑平移到海洋上，注定会失败。后起者英国、荷兰到海上冒险的时候，最好的土地已经都被西葡占取了；基于西葡两国瓜分两个半球的法律，其他国家如果不经西葡两国允许就到海洋上去冒险，属于海盗行为，英荷等国进一步被挤压着海上的空间。   两国被迫转换视角，不再是站在陆地上看海洋，而是转到海洋上看陆地。视角一旦转换，海洋就不再是需要克服的障碍，而是联通全球的大道；财富不再是基于土地，而是基于通过海洋完成的贸易。所以，英荷等国不再以海外占有土地作为目标，而以占领咽喉航道的据点为手段，以称霸海洋为目标。这开启了一整套全新的战略逻辑，以及相适应的全新政治-经济逻辑，英荷等国终于逆风翻盘。   率先开启了海洋时代的西葡两国因为观念的滞后，并未能真正地统治海洋。我们不应嘲笑两国的观念与时代相错位，因为早期的英国并不比它们高明，只不过是被西葡两国抢占了海洋先机，英国被迫另辟蹊径，结果反倒打开了全新的局面。   再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观念与时代的错位带来了大量毫无意义的杀戮，并进一步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种子。直到19世纪中后期，欧洲人的战争仍然有着贵族气质，讲求勇气与纪律，战争中对峙的双方，都会对于这种贵族气质有着足够的尊重与默契，相互也会留出足够的体面。   19世纪欧洲大国间的最后一场战争是1871年的普法战争，普鲁士依凭新建成的发达铁路系统，完成了过去难以想象的动员效率，摧枯拉朽一般击败了法国；这个战争过程已经与传统战争不一致了，但主导普鲁士的是老贵族俾斯麦，他依从其阶级本能，在战胜之后也给法国留出体面，虽然在物质上要求了割地和巨额赔款，但是并未从尊严上羞辱法国。   普法战争之后开始了第二次工业革命，重化工业在西方如火如荼地展开，工人群体的规模前所未有地扩大，他们强烈地要求自己的政治权利，欧洲各国陆续进入到大众民主的政治形态。   重化工业重新定义了战争，从此之后，战场上最核心的不是勇气，而是你有多少挺马克沁机枪；大众民主重新定义了政治，贵族式的体面不再是政治中不言自明的默契，充满技巧的政治动员才是掌握权力的根本窍门。然而，欧洲人的观念并未足够地跟上时代的变迁，结果就是，在大众政治的狂热中，欧洲懵懵懂懂地走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欧洲各国的军官多半是贵族出身，他们仍然从贵族传统所理解的勇气与纪律出发来设定战术与战法，命令士兵排成整齐的队列无畏地向前推进。但是面对钢铁制造的马克沁机枪，贵族传统式的勇气与纪律变得不值一提，无畏推进的战士们被机枪火舌无情吞噬，高峰时期甚至每天死亡几十万人，战争当中看不到勇气与激情，只剩下毫无意义的杀戮。   德国在坚持了四年之后，由于耗尽了资源而决定投降，此时德国国土上没有一个外国士兵，相反，它的大军都驻扎在外国领土上。德国因此而期待着投降后能获得体面的对待，就像1871年它对待法国那样。   但是大众政治不再有老贵族的那种阶级本能，在一战后的凡尔赛会议上，他们要的不是给对手以尊严，而是狂热的报复，并要对对手在道德上做贬低、羞辱，以便免除自己在压榨对手时可能会有的心理负担。这样一种羞辱，激起德国更强烈的报复心理，终于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技术与失衡   观念与时代的错位，背后反映的是一系列失衡，失衡经常又是由技术进步所带来的。   人类的秩序就是一种均衡。人们在给定的资源约束下，找到一种自我组织起来的方式，并且人们对这种组织方式的正当性有着普遍性的认可，均衡的秩序就成立了。   生产技术的进步，会带来大量新的物质财富，“给定的资源约束”变化了。新的物质财富不会是平均分配的，往往是过去的失败者才有机会抓住新的机会，因为他们本来也无可失去，不如索性在新机会中奋力一搏；过去的成功者则会对于既往成功的经验有着路径依赖，反倒无法及时抓住新的机会。物质财富分配与政治-社会关系的结构，不再有均衡，人们过往自我组织起来的方式就此会遭遇挑战。   知识生产和传播技术的进步，会带来对于正当秩序的新想象，以及带来这种想象的社会扩散。同样的一种秩序，在过去的观念想象下是可接受的，在新的观念想象下就不再可接受。在旧观念下，人们对于既有的秩序是满意的，没有改变它的动力；在新观念下，人们则可能会充满了改变的动力，随着新观念的传播，这种动力就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历史进程。   进一步来说，物质层面的失衡，精神层面的失衡，最终都可以归结为观念上的失衡。技术已经呼唤出了新的时代，但人们在观念上仍然停留在上一个时代，应对失衡的方案与策略可能就是南辕北辙，甚至引发更大的失衡，引爆更大的问题。   进步就是重建均衡   从前面的逻辑上来说，所谓进步就是重建均衡，其中非常关键的一点，又是观念上的升维。   技术进步驱动着新的财富和知识的出现，但倘若这些新的东西还未获得精神自觉，没有从本质上梳理清楚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则此时还没有形成新的秩序，而仅仅是出现了新的要素，不过这些新要素通常是有着传统秩序难以想象的巨大成长性。   此时也不是说传统秩序就不存在了，它通常会以某种形式成为人们突进到新的要素世界时所依凭的基础设施；但是传统秩序与新要素之间又可能有着各种激烈的冲突，也就是说，基础设施和上面的应用可能会有各种不匹配。如何能够安顿激烈冲突的传统秩序与新要素，并导向新的秩序呢？这就需要一种观念层面的升维。   面对西葡两国对于海洋所提出的主权要求，国际法之父、荷兰人格劳秀斯在1605年提出了“海洋自由论”，论证了海洋因为无法像陆地一样被实际占有，从而服从的是完全不同的秩序逻辑，海洋是自由的，服从自然法，而不服从哪个国家的主权法律。   海洋秩序就此开始获得精神自觉，它不再是冒险家在上面搏命的充满偶然性的赌场，而是开始能够形成一种内含着法律确定性的扩展秩序。平行于陆地秩序的海洋秩序浮现，并以其超强的增长性，通过基于海洋的贸易逻辑，把传统的陆地秩序也整合进来，促动着后者的自我改造与演化。格劳秀斯通过观念升维，带来了海洋与现代世界的精神自觉，重塑了超越陆-海的秩序均衡。   面对着一战后在凡尔赛和会上屈从于民族主义狂热，疯狂压榨德国的战胜国群体，凯恩斯冷静地提出，如果向德国压榨巨额赔款，德国便只能靠大规模出口获取硬通货，来支付赔款，而德国的出口挤占的都是战胜国市场，德国赔款付清之日也就是战胜国灭顶之时；如果为了避免这个可怕后果，便不许德国出口，它就没有能力付出赔款，不给它付款的能力，却压榨巨额赔款，和约便成了对于德国的无尽羞辱，这种羞辱不会带来和平，只会带来下一次大战。   为了避免和约带来的这个前景，必须要超越民族主义，找到一种超国家的制度方案，来把德国引导到一个更加可欲的战后秩序当中。凯恩斯设计的超国家方案，构成了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原型，也构成了马歇尔计划的原型。可惜在一战后的民族主义狂潮中，没有人理会凯恩斯，终于导致了二战。二战行将结束之际，人们想起凯恩斯在20年前曾经给过一整套方案，于是终于肯把这套方案付诸实施，构建了二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基础。   凯恩斯通过观念升维，带来了超越民族主义的精神自觉，回应了工业经济与大众政治所带来的各种不均衡，重建均衡，带来了二战后的世界秩序逻辑。   互联网与人类秩序   观察历史是为了理解当下。当下的世界又处在巨大的不均衡当中，我们需要看清是什么技术在造成这种不均衡，未来又需要如何升维。   促成这种不均衡的技术就是广义的互联网技术。互联网并不仅仅是个技术，它更是对人类秩序之演化逻辑的一个技术模拟。在人类秩序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路径，一种是自下而上分布式生成的自生秩序，还有一种是自上而下集中式生成的建构秩序，但任何一个建构秩序都要在与其他多个建构秩序彼此之间不断的博弈、磨合的过程中展开，磨合出来的结果仍然是一个自生秩序，建构秩序只不过是这更大的自生秩序内部的参与者之一。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社会的秩序在本质上而言就是一种分布式决策、分布式运动的过程，通过各种各样的分享、互联、重组等等，聚合为世界秩序。互联网刚好就是对人类秩序这种演化逻辑的一个非常漂亮的技术模拟。   更进一步，因为互联网在重新构造人类相互之间的连接方式，也就是在重新构造“给定的资源约束下，人类自我组织起来的方式”；同时，互联网上有大量的新观念，观念的传播速度也是前所未有地快，人们对于正当秩序的想象模型也就在不断地迭代演化，新的想象模型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飞快传播。这些都使得，互联网技术让人类秩序的演化节奏大幅加快。   上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开始大规模兴起，到现在短短二十几年的时间，世界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这毫无疑问会带来大量不均衡，同时，我们的观念更是会大幅落后于这个时代。   所以迄今为止的互联网世界仍然处在秩序的混沌期，混沌期的意思是说，互联网世界还未获得精神自觉，从而仍不构成新秩序，而仅仅是一些仍然内含着各种偶然性的新要素而已；如果不能找到新要素与传统秩序之间的恰当关系，则新要素的成功便无法获得法律确定性，传统秩序也会在与新要素的各种冲突中，遭遇到各种伤害。   直到我们能够足够地升维，从更高视角来同时俯瞰新要素与传统秩序，找到统合两者的逻辑，新的秩序才真地浮现出来。   具体该如何升维，目前还说不清楚，人们也还是在混沌中进行着各种摸索。但如何在混沌中摸索，也有其方法论。首先就是要对混沌的对象进行分类，从中找出新秩序的潜在可能性。   数字世界的层次   （广义的）互联网构造着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字世界，但这个数字世界内在是分层次的。这里所谓的层次不是高低之分，而是以其与传统世界的距离远近来划分。   1.    近几年来我们不断可以听到一句话，“所有的行业都值得重做一遍，以互联网的方式。”数字经济再怎么发达，仍然需要线下的各种实现，这些线下实现必须依托于传统产业，所以传统产业是不可能消亡的，没有夕阳产业，只有夕阳做法。传统产业在今天必须以互联网（这里说的是广义互联网、包括物联网在内）的方式重构自身，否则将难以获得行业本身的生产效率，也难以获得进入市场的渠道，不能参与进来的企业就会在这个过程中被淘汰。   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与传统世界有着最紧密关联的数字领域，物联网，以及各种设备生产商、运营商等等，都是数字世界与传统世界的接口性存在。这是数字世界的第一层次，这个层次的运转都是基于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依托于特定的物理空间，从而也就与主权国家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甚至可以说，主权国家在这个层次上有着相当的主导性。   2.    第二层次的数字世界则进入到了虚拟经济，但这是一种非分布式的数字世界。过去的十几年中，谷歌、脸书、亚马逊、阿里、腾讯、字节跳动等等一系列的数字巨头，营造出了一个庞大无比的数字世界，虚拟经济所制造的财富规模及其增值速度，在传统世界完全是无法想象的，令人目瞪口呆。这些数字巨头在其所推动的内容生产上，毫无疑问是分布式的，全世界无数的网民都在参与内容和数据生产；但网民都是在数字巨头提供的平台上活动的，数字平台本身的管理则是集中式的。说得极端一点，这些数字巨头是可以拔网线的，脸书在2020年就曾经对澳大利亚政府拔过网线。所以，第二层次的数字世界由数字巨头主导。   平台意义上的互联网企业与传统企业有个巨大区别，就是传统企业是边际效益递减的，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管理成本不断上升，边际收益却在不断下降，最终会达到一个边际收益为零的点，公司规模扩展到极限；平台意义上的互联网企业则是边际效益递增的，网络规模越扩大，网络本身的价值就越大，增加的管理成本与增加的网络价值相比不值一提。   边际效益递增的企业，其扩展极限就是全世界。这种产业也会有极强的头部效应，因为用户在一个平台越聚集，对用户来说其获得的价值也越大，用户就会更加向这里聚集，最终结果就是一个赛道上，最终只能有两三家大的巨头在竞争，其他的企业都与其有着数量级上的差距。   平台型互联网企业的两个根本要素是技术上的创新和网络的规模。就技术创新而言，效率最高的是美国，就规模而言，最有优势的是中国。所以最近十来年的世界前十大互联网公司排行，都只有中美两国的公司，这不是无原因的。   由此可以进一步得出假说，第二层次的数字世界在可预见未来是由中美两国的数字巨头主导的。但这些数字巨头都需要超越于本国来形成其战略，否则无法真正地实现自身的规模效应，就会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败给对手。   也就是说，这些数字巨头必须超越民族主义格局，否则就会伤害自身的能力，其对第二层次数字世界的主导能力也就会受到伤害。另一方面，这些数字巨头的管理是集中式的，那就意味着主权国家要想对其进行约束，仍能找到切入的路径。   3.    第二层次的数字世界是非分布式管理的，这还没有穷尽互联网的分布式可能性。于是又有了第三层次的数字世界，这会是一种纯分布式的世界，从用户的活动、到平台的管理，都是分布式的。区块链为第三层次数字世界的出现提供了技术可能性。   区块链是一种革命性的技术，它为博弈论当中著名的“囚徒困境”提供了第三种解法。“囚徒困境”表明，人类彼此之间是多么容易相互背叛，多么难以合作起来，这种背叛的倾向是内在于人性本能的，不可更改。而人类之所以能够站到食物链的最顶端，恰是因为人类能够进行大规模合作，所以人类又必须在不违反人性本能的前提下，为囚徒困境找到解。   历史上，人类发现了两种解法，一是反复多次博弈。在这种情况下，博弈者从长远利益考虑，就会放弃通过背叛而获得的眼前利益，合作便能出现。但反复多次博弈的前提是，小规模的熟人社会，如果是陌生人社会，各种合作都是一锤子买卖，没有长远利益可言，背叛就会成为更有吸引力的选项。现代社会都是大规模的陌生人社会，这种情况下，便需要有一个强力的第三方执行人，对于背叛者会做出严厉的惩罚，合作才成为可能，国家就是这个第三方执行人。   而区块链则提供了第三种解法，在陌生人社会当中能够实现熟人社会的效果。区块链上有很多人在分布式地记账，被所有记账者确认过的账目，在每个记账者的设备上都有完整的副本备份，所有人也随时都可以去查阅这些账目。   除非你能够找到超过一半的记账者并买通他们，否则账目就是不可擦除也不可篡改的；但由于记账者无规律地分布在全球各种地方，只要其群体数量超过一定规模，要找到并买通超过一半的记账者就是无法实现的，从而，区块链上的账本就是可信并公开的。   这种情况下，如果两个人通过区块链完成一笔交易，一旦其中有一个人进行了欺骗，这就会被记录下来，并且所有人都可以随时查阅到，这个人的欺骗行为相当于就进行了全网广播，他也就别想再和别人进行下一次交易了，考虑到这一点，他也就不会进行欺骗了。   这就在陌生人社会当中实现了熟人社会的效果，也就是不需要强力第三方执行人，陌生人社会也能进行大规模合作了。这绝对是具有革命性的一种技术。   新的问题是，记账活动是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的成本的，记账者凭什么愿意记账呢？如果是私有链或联盟链，这个问题好解决，链的发起人付费请人记账，这种链就仍然由发起人集中式管理的。如果是公有链，没有人来付费，就必须另找到激励机制来鼓励有人愿意来记账。所以公有链上就发行了token（数字货币），记账者可以获得token，由此又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正向循环机制。   只要有token的激励，就会有人愿意来记账，但此时这个token毫无价值，仅仅是一串字符串；这不重要，有一定数量的人在记账，就会有别的人愿意到这条链上来进行交易活动，因为这条链上的行为是可信任的，而只要到这条链上来活动的人足够多，token就会开始获得价值了，来活动的人越多，token的价值就越高。由此就看到，对于公有链而言，区块链和数字货币是一种共生关系，没有链就不会有币，而没有币，链就没有活力。     所以，区块链的公有链的生命力基于链上的群体共识，而群体共识本身是分布式的，它可以基于某种原因建立起来，也可以一哄而散，没有人能够实质性地掌控它。如果有人试图通过掌控足够多的记账者（算力）来控制一条公有链，这就相当于他在这条链上的数字世界掌握了超能力，他可以改账本了。   无人可以抗拒使用这种超能力的诱惑，一旦他开始改账本，很快就会被用户发现，消息迅速就会传开，这条链不再可信，这条链上的共识瞬间破碎，人群一哄而散，该链发行的token价值瞬间清零，所以公有链天然是反集中式控制的。   区块链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类公司组织机制，也就是DAO。这里所说的DAO是“分布式自治组织”（Distribut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的缩写，这个组织会通过开源代码来把一系列公开的规则算法化，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提供服务、或者通过购买该组织的股份权益的方式，成为组织的参与者，基于开源的算法，组织所要推动的事情就可以在无人干预和管理的情况下自主运行，参与者也会自动获得分红收益。这种组织机制会形成一种全新的类公司机制，它能够完成与公司相似的功能，但又无需集中式的注册与管理。   这就是第三层次的真·分布式数字世界的特征，它是由群体共识所主导的。   4.    元宇宙属于哪一层次，目前还处在一种模糊状态。现在的元宇宙多半是由第二层次的数字巨头所推动建立的，仍然是一种非分布式的状态，是被数字巨头所主导，可以被数字巨头创世与摧毁的。但在逻辑上来说，真正的元宇宙应当是属于第三层次的，它应该是一种真·分布式的数字世界，它会有最初的发起者，但其发展演化的过程会超脱于最初发起者之外，获得其独立的生命力，无人可以摧毁它，除非是：三体人来了，或者是这个元宇宙当中的群体共识破碎了，它才会瓦解。   区块链技术为这种元宇宙提供了技术可能性，DAO这种全新的类公司机制则为元宇宙提供了组织可能性。   元宇宙有着极大的可能性代表着未来，这又与技术的演化有关。技术的演化在历史上一直都极为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和消费结构，在农业经济时代，技术低下、财富匮乏，可能是95%的人在生产，5%的人在消费；工业经济时代，技术进步、财富涌现，95%的人在生产，95%的人在消费；而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都被广泛使用，对于人工劳动的需求越来越低，有可能是5%的人在生产，95%的人在消费。   这95%的人不是不想生产，而是不需要他们生产，那他们如何获得能力消费呢？除非是他们的消费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生产，比如，通过消费活动产生数据，而数据会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元宇宙刚好就提供了这样一种“消费-生产”一而二、二而一的场景。   只不过，当下的这些火爆的元宇宙概念和公司，多一半都未必代表着未来。当下元宇宙的大火，很像上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泡沫的时候，由于人们直觉到了未来，于是纷纷涌进来卡位。这个过程产生了大量泡沫，泡沫破碎后尸横遍野。然而，也正是在泡沫过后活下来的公司，把人类真正带入了互联网时代，才有了我们今天这个样子的世界，我们也才能坐在这里讨论元宇宙。   简单说，我们眺望到了未来，但我们还看不清最后会是谁真正地带来未来；甚至很有可能，真正带来未来的还没有出现，属于第三层次数字世界的元宇宙还未真正出现。   而第三层次数字世界，又依赖于第一层次数字世界作为基础设施，第一层次数字世界则还依赖更多的传统世界作为基础设施，层层的传导会构成一个庞大的相互依赖、共生演化的网络。   比如说，元宇宙大规模发展后，对于能源的消耗，会是今天难以想象的一个量级，如果依赖传统能源，对气候的压力难以承受，于是就对新能源产生了强大的需求，而新能源的开发则又对一系列其他传统产业产生强大的需求。   从而元宇宙通过层层传导关系，会反向地重塑传统世界的产业逻辑，也会更加深刻地重塑整个“传统-数字”共生世界的政治-社会逻辑。   新秩序的可能性   越是后来出现的数字世界，与传统世界的关系就越远，其秩序逻辑也就与传统世界差别越大。   传统世界的主角玩家是主权国家，它在第一层次数字世界仍然有很强主导性；但第二层次数字世界的主导者已经是数字巨头公司了，不过由于数字巨头仍然是集中式管理的，则主权国家仍然可以找到办法对其进行管控；第三层次数字世界则是基于真·分布式的群体共识，而这个形成共识的群体是不定型的，也不依托于任何特定的物理空间，可以说它无影无形、无所在又无所不在，每当你想要去抓住它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缕轻烟悄然而去，实质性摆脱了传统世界的控制。   所以我们在构想未来秩序的时候就会注意到，一个完全区别于传统世界的第三层次数字世界正在浮现出来；但第三层次数字世界并不是完全独立于传统世界的，因为它仍然需要前面层次的数字世界提供各种基础设施，才能有效活动；但这种基础设施又不是由任何主权国家或数字巨头可以垄断的，所以第三层次的数字世界会在前两层次数字世界的各种市场竞争当中游刃有余，获得自己的生长壮大的空间。   由于多个层次数字世界的存在，某一个层次的玩家在进行博弈的时候，又会获得新的可以进去辗转腾挪的空间，所有的玩法都可能跟过去不一样了。所以，第三层次数字世界是真·分布式的，但它并不能独自垄断真·数字世界的名头，几个层次加在一起才构成一个真·数字世界，并且基于这种层次性，数字世界和传统世界之间仍然有着各种各样的接口。   面对这个正在生长中数字世界，人们就像500年前面对海洋的西班牙人一样。这个数字世界还没有充分长成，其逻辑也还没有充分展开，人们无法对其有实在的认识，更多地是站在传统世界来想象这个世界。   现在我们看到的各个国家制定的各种数据监管法规，实际上都是站在传统世界想象数字世界进而来立法的，其比500年前站在陆地视角尝试为海洋立法的西班牙人高明点有限。   但基于对数字世界的各种分析我们无疑可以知道，主权国家不可能再是未来的全球秩序唯一的主导玩家了。第二层次数字世界已经蕴含着一种非主权国家的商人秩序的可能性，第三层次数字世界则蕴含着一种纯粹个体主义秩序的可能性。然而无论哪个层次，又都还需要物理世界的各种基础设施提供基本的物理生存的需求，所以主权国家也仍然有着其绝对无法替代的地位。   这样的一个未来，比较有可能的逻辑是，经济的回归经济、社会的回归社会、政治的回归政治、法律的回归法律。当下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各种不均衡，已经把这样一种可能性非常现实地推到我们面前了，如何把握这样一种现实，对其获得精神自觉，从而真正地实现升维，构建起一种统合传统世界与数字世界的更具超越性的秩序，是当下人类必须回应的一个时代问题。   本文编辑：孙世选 [1] http://www.thfr.com.cn/wp-content/uploads/2021/11/222.jp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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