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扩大内需战略实施需要建立稳定居民预期的长效机制｜宏观经济
时间：2023年4月28日 (上午8:42)
分类：评金融,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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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清华金融评论

[1] 文/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锋，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博士生聂天奇 当前，扩大内需的方式正由过去单一政府主导的投资方式，转向包括居民消费在内的全方位内需体系的构建。本文着重探讨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背景及意义、当前制约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就未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着力点提出政策建议。 2022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提出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是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的必然选择，也是促进我国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战略决策。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40多年时间里，扩大内需的政策需求并非首次提出，其实早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为应对突如其来的外部冲击，我国就先后提出过不同形式的扩大内需政策，均是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有效对冲了外部冲击对国内经济的负面影响。如今，对比之前两次扩大内需战略的主要措施与2022年印发的战略规划纲要，可以发现当前《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显著强调了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将“全面促进消费，加快消费提质升级”放在了“优化投资结构，拓展投资空间”之前，显示当前扩大内需的方式正由过去单一政府主导的投资方式转向包括居民消费在内的全方位内需体系的构建。那么，当前扩大内需战略规划何以发生了如此变化？过去制约国内居民消费水平提升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以及未来扩大内需战略又应以何种方式推进？本文试图回答以上问题，并尝试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背景及意义 2022年提出的扩大内需规划纲要中，对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和消费质量的升级着墨最多。这其中既有我国经济发展转型的长期因素，也有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国际经济形势转变的短期因素。 从长期因素来看，中国自2000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成功参与到国际经济分工中，经济实现了长期的高速增长。在全球贸易分工的大循环体系中，任何一个新兴经济体的早期发展阶段，基本均是由出口驱动的生产加工制造创造外贸顺差完成早期的原始资本积累。而从当前完成经济发展转型的国家来看，技术升级迭代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是其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经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加工型外贸经济必然要向技术输出和国内消费水平的提升转型，而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的增长贡献率将逐步降低。实际上，我国自2011年以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用递减，而最终消费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率均在50%以上，如图1所示。且近年来我国科技研发水平也在显著提升，专利申请及授权数量连年快速增长，这均反映了扩大内需及技术升级是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长期战略方向。 从短期因素来看，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和欧美国家迫于各自稳定经济措施的需要，在美联储货币政策超量宽松的背景下形成了短暂的出口和消费的互补，但伴随疫情的减轻，这种“互补”效应正在逐步退散。过去中国与欧美国家的主要经济增长动能分别是生产和消费，在疫情暴发后，欧美国家普遍采取超量宽松的货币政策保障居民的消费能力，避免大规模失业及经济冲击。 而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而言，则是通过疫情管控及系列保生产措施保障企业生产，以稳定就业和经济增长，这也使得疫情期间我国出口订单持续高增。但这一现象自2022年美联储开启加息进程后，开始逐渐见顶回落，随之而来的是我国出口增速由正转负。而伴随欧美国家物价水平的飙升，高利率环境带来的经济和需求的降低是其所必须支付的“对价”。面对外需转弱及欧美国家生产的逐渐恢复，国内在过去两年激增的出口订单和产能或许更多需要通过内需消化。 当前制约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扩大内需尤其是提升居民消费也并非通过简单的税收补贴就能够彻底解决的。2022年自新能源和汽车补贴退坡后，年初以来汽车市场的持续低迷便说明了政府补贴可以解决短期的需求不足问题，但政策效果难以持续。长期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的提升与我国经济体系中的长效机制和居民预期密切相关，具体来看主要有以下制约因素。 一是受到全球新冠疫情和地缘政治冲突的影响，居民收入预期受到较大冲击。根据人民银行抽样调查统计，如图2所示，截至2022年12月，我国居民当期收入感受指数为43.8%，未来就业预期指数43%，均低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45.9%及44.8%的低点，而对于未来物价的预期指数自2022年初开始抬升，目前处于62.8%的扩张区间。 与此同时，住户季度新增存款数据持续高增，2022年四季度达到4.63万亿元的高点，且2023年初以来住户存款同比增速持续提高，2月同比增速达到18.30%。当期收入的降低和对未来就业的担忧是当前制约居民消费的关键短期因素，而居民存款的持续高增充分反映了居民防御性储蓄需求。 二是过去我国主要财税体制较为适用于鼓励投资和生产而非消费。在财税体制方面，我国是以间接税为主要税收来源的国家，目前以增值税为主的间接税收入占整体税收收入的70%左右，而间接的税负承担主体为最终消费者。过去的税收制度设计较好地适用于以生产制造为主的外向型经济，但由于间接税具有一定的累退性，即收入越高其承担的税收比例越低，而低收入群体承担的相对税收比例较高，因此不利于扩大国内消费。 根据2018年的数据测算，我国城镇低收入人群承担的间接税整体税率为6.82%，而高收人群承担的税负率为3.78%，其中消费税的累退性尤为显著，低收入群体税负率为1.13%，高收入群体为0.53%，两者相差超过一倍。因此，想要激发消费弹性较高的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意愿，过去的税收结构显然需要根据当前的扩大内需战略进行相应的调整...... [2] 本文编辑：王茅 [1] http://www.thfr.com.cn/wp-content/uploads/2023/02/4.jpg [2] http://www.thfr.com.cn/wp-content/uploads/2023/02/2022101114210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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