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华金融评论》, 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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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李扬
资产负债表衰退正在冲击世界经济
疫情迫使经济按了“暂停键”，这种情况下，企业过去的借债很有可能变成不良债务，对应到债权人，则是不良资产，这样，典型的金融风险就会产生。
危机以来，世界各国货币当局、财政当局都采取了很多救助措施，这些措施无非是用于三个方向。一是解决企业、单位、金融机构面临的问题；二是全面提振社会的信心；三是针对个人，补助那些生活无着落的贫困人口。第三个方面很重要，因为它直接关乎社会安定，所以，很多国家政府直接给百姓发钱或消费券，在中国，全国性的安排还没有，但是各个省、市大都有自己的类似举措。
金融运行的基本法则是有借有还，所谓金融，就是货币资金的有偿转让，有偿，是金融活动的要点，那么有偿如何才能实现？基本程序是，资金到手后需要在企业形成产品，能够卖掉形成利润。但是，疫情使得这些链条中止了，于是，可能有相当份额的现有资产会变为不良资产。如果资产成为不良资产，经由资产负债表效应，整个经济便会面临巨大的负面冲击。对于企业来说，借的每一分钱都不能赖掉，但是与这些负债相对应的资产却会因疫情的发生而贬值，所以企业需要调整资产负债表，大家都这么做，整个经济便会下行。宏观经济学最近几十年来有很多进展，其中之一，就是确认了“资产负债表冲击”在整个经济周期运行中的关键作用。现在，这样一个冲击正在全世界上演。
大量发放的钱很多并未流入实体经济反而加大了贫富差距
现在为了救助危机，各国政府发了大量的钱，其中相当部分用于补助。在货币“放水”的情况下，会不会产生通货膨胀？很多人把这次疫情遇到的问题和上次SARS对比起来看，大家认识到，SARS和新冠之间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SARS的时候生产没有受到影响，需求受影响相对较大。所以SARS后，全世界依然是通货紧缩。新冠疫情不同，疫情发生后，大部分地区群众禁足，甚至封城、封国，所有生产要素都不能流动，大部分生产不能正常进行，导致供应大规模萎缩。
大家知道，所谓通货膨胀，简单说就是过多的钱追逐过少的产品。现在产品供应少了，但是过多的钱还在被释放出来，于是形成“过多的钱追逐定量的甚至是更少的产品”，通货膨胀就会发生。最近几十年来，全球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倾向是通货紧缩，因为供应太多而需求不足，而现在，需求固然受到影响，供应受到的影响可能更大。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对通胀保持足够的警惕。中国第一季度的数字已经出来，可以看到CPI和PPI都上涨较快。CPI所对应的产品恰恰主要是人们日常所需，特别是低收入家庭的日常所需。所以，这些必需品价格上涨所带来的社会影响非常大。我们必须对此保持充分的警惕。
警惕贫富不均加剧
疫情期间放出的大量资金去哪了？最希望出现的结果是进入实体经济，使得人们愿意生产、愿意投资、愿意增加雇员，产品生产出来卖得掉、工资能照发、利润能增加。但是，疫情期间，从金融渠道和财政渠道释放出的资金，基本不走这条正常渠道，因为现在很多地方禁省，甚至禁国，企业不能够生产，所以企业即使拿到钱，也不会从事生产和投资。于是，大量的资金便会跑到别的地方去，主要是股市、债市、房地产市场等虚拟经济领域。这样一种资金流动格局会加剧原已存在的贫富不均。
危机过程中很多调查显示，很多人如果一个月不开工就没饭吃了，有的两个月、三个月，多数人都撑不了几个月。企业也是这样，企业规模越小，这种情况越严重。除非我们采取“直升机撒钱”这种理想化的理论模式去“量化宽松”，大部分资金都到不了一般群众和中小企业手里，而会集中到资本所有者手里。国内外都有大量针对此类问题的研究，研究显示，经由金融过程所提供的救助措施，在对经济恢复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可能会加剧贫富不均，加剧社会矛盾。
这是因为，在疫情蔓延之时，大量资金不会流入实体经济，而是流入其他领域，主要是股市、债市、房地产市场，即所谓的虚拟经济领域。由于持有股票、债券、房产等“资产”的人大都是高收入者，资金流动的这种格局，会增加资产所有者的收入，进而导致贫富差距加大。客观地说，这就是一个老问题。在市场经济中，资本和劳动相比，资本总是占优，最近几十年来，这个问题比较突出，2014年法国一位经济学家写过一本《21世纪资本论》，说的就是资本和劳动间的矛盾依然存在，而且在整个社会分配中，资本占优，劳动相对劣势，这一次疫情，无疑会加剧这种情况。
实体经济萎靡 金融化趋势进一步凸显
经济可能会陷入长期停滞，主要的因素是实体方面。因为疫情，大家都按了“暂停键”，现在看起来，“暂停键”可能按得很长，疫情要真正过去，还需要有效的疫苗研发出来，这恐怕得到2021年甚至2022年之后了。这意味着，疫情导致的经济停滞会是长期的。实体经济萎靡不振，大量资金涌入虚拟经济，而目前经济生活中本就存在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即经济的金融化，这种现象随着资金大量涌入虚拟经济而进一步的加深，乃至影响到经济的各个方面。
这就形成了著名的“金融周期”。原本的周期是经济周期，其基本动因是产品的生产过剩，经由物价涨跌、企业兴衰，周而复始。如今，由于资金大部分不进入实体经济，经济周期主要表现为股票、债券、房地产等金融变量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调控政策施行之后，首先看到的是各类资产类指标的涨跌，如股市涨了、股市跌了，债市涨了、债市跌了，房价涨了、房价跌了，等等。这种“金融化”现象是非常不利的，它使现有成熟的宏观调控工具、宏观调控政策、宏观调控理论都趋于失效。问题在于，由于事出紧急，即便我们知道传统工具失灵，我们还须沿用这些工具去应对危机，以解燃眉之急，根本顾不上实施这些措施之后会洪水滔天。这样一种恶性循环，细思极恐。
“美元荒”强化了美元的国际地位须警惕世界金融“去中国化”
疫情可能加剧“去全球化”的倾向，其中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去中国化”的倾向。迄今为止，已经有很多专家讨论了去全球化问题，关于产业链、价值链的断裂等等，这些都是毫无疑问的事实，因为大家封国、禁足，无法正常开展贸易活动，资本流动也基本上停止。在此状况下，这个世界有意无意地会出现“去全球化”现象。我作为中国的学者，特别关心的问题是，这个过程中，“去中国化”现象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这次危机刚开始时，全世界突然出现“美元荒”。历史上，美元荒出现过几次，最近的一次就是十年前的金融危机。每一次美元荒之后都产生了一个确定的结果，在专业人士眼中，美元荒通常都意味着某种国际金融格局的改变，改变的方向则是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垄断地位的进一步强固，美国当然因此获益。
如何应对美元荒？现有条件下，只能是通过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央行实施货币互换来应对。所以，此次美元荒不久，就有九国央行签署货币互换协议。这里有两个事情值得关注，第一个是，签约的央行中没有中国的央行；第二个是，互换网络中的货币没有人民币。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在疫情中，虽说各国因“封国”而在实体经济领域被隔开了，以至于出现“去全球化”现象，但是，同样是危机，使得大家对美元需求更强了，正是这种“共同需求”将各国在金融上进一步联系在一起，而这样一个日益加强的货币金融网络中独独没有中国，没有人民币。这种可称为国际金融“去中国化”，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倾向。
这次疫情以来，各国央行之间的货币互换已经安排了三次。如果再回顾历史，上一轮次贷危机时也有一波美元荒。危机虽然发生在美国，对美元产生冲击，但是危机发生后不久却出现了美元荒，这是实在无可奈何但又必须接受的事实。当时，即2008年，也有一个货币互换的协议，我们当时对此就做过研究，发现这个货币互换协议来者不善。如果联系到当时美国高调推出的“环太平洋贸易协定”，即TTP，情况就更为明显。在这个协议中，多数环太平洋国家都参与了，包括像越南、文莱等，但是独独也没有中国。我们当时就指出：贸易协定中排除中国，货币金融协定中没有中国，中国明显被孤立了。这意味着，“去中国化”的倾向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此次疫情进一步发展了，这非常值得关注。
还有一个佐证。大家知道，数字货币Libra的2.0版出来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数字货币是以五、六种货币来定值的，而这个定值的“货币篮子“里也没有人民币。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国际上特别是国际金融领域，一个排斥人民币、排斥中国的同盟正在形成。面对这种状况，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让人民币强起来，让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当然，作为基础，更少不了让中国强起来。
必须深化经济改革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面对这次疫情，金融领域受到了一系列深刻冲击。面对冲击，中国很难独善其身，只能争取相对好的结果。好在中国比较早地度过了第一个阶段，稳步地复工复产，各方面都在恢复过程中。这种情况下，实体经济领域应当加快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描绘了周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蓝图，按照这个蓝图去施工，将中国比较快地建设成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属当务之急。
金融体系中，必须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依托强大的经济实力把货币推出去。货币推出去也不是说推就推，实际上又归结为金融改革的问题。所谓推出去，不是说让外国人持有人民币，而是让他们持有人民币定值的金融资产，比如，人民币定值的股票、债券、住房等等。总之，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大金融对外开放，进一步把国内金融体系市场化，让国际投资者愿意、能够持有人民币定值的资产，这样人民币国际化才能稳步推进。
总之，如果说过去很多矛盾都还潜在的话，那么疫情把很多矛盾都揭开了。面对矛盾，中国肯定毫无畏惧，继续按照既定的方向，推进我们的经济发展，这个方向就是加快改革、深化改革，相信中国能够率先走出衰退。
本文转自《凤凰网》，经授权转发，编辑：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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