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林毅夫：经济新常态下中国企业的投资机会
时间：2015年5月29日 (下午12:22)
分类：消息汇
标签：新常态
作者：清华金融评论

本文摘自2015年5月16日北京大学金融校友会年会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前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发表的演讲，摘录文字已经本人审阅。在这篇文章中，林毅夫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为大家解读了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投资机会。     大家知道，“新常态”这个词是习近平总书记去年五月份到河南考察的时候提出的。这是对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的判断。从那以后，“新常态”可以说是我们国内各个场合讨论当中，使用最频繁的一个词。   那么“新常态”到底有什么特征？去年12月份，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详细地阐述了“新常态”的九大特征。其中的一个特征是传统商业中有竞争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我们的优势，而且我们的经济中有不少产能过剩的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继续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有不同的判断和不同的争论。一种说法是现在既然产能过剩，所以应该改变经济增长的模式，从过去投资拉动变成在将来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应该以消费拉动为主。对于这个看法当然值得讨论。但是，我个人对此持不同的意见。为什么呢？消费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经济发展的目标。但是，如果想用消费来拉动经济，它的前提是收入必须要增长。如果没有收入不断增长，那么消费来拉动经济，开始的时候可能用人们自己的积蓄维持一段时间。过一段时间后，如果继续要用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人们就要开始借债。然后债务越来越多，最后还本付息的时候，如果没有收入增长来支撑，个人就会破产，国家就会出现金融经济危机。实际上，2008年出现的国际金融危机，都是因为有些国家消费增长过快。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来拉动经济增长呢？因为消费增长的前景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是劳动生产率的水平不断的提高的结果，这靠的是技术不断的创新，产业不断的升级。但是，技术要创新、产业要升级，都是要投资的。它并不是天下掉下来的馅饼。我们现在有很多产业死掉了，而且有不少产业产能过剩。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进行投资，才能够让我们的劳动生产率的水平不断提高呢？从世界银行回来以后，我一直在提倡“新结构经济学”。所以，我就想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我们国家当前这个发展的阶段投资在哪里。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我把中国这样中等偏上发达国家的产业分成五种类型：   第一种产业是我们跟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的产业。2014年，我们的人均GDP是7600美元，美国是55000美元，德国是46000美元，日本是38000美元，韩国是20000美元。人均GDP反映的是这个国家的平均的劳动生产率，平均的劳动生产率反映的就是技术和附加价值的水平。我们的人均GDP与发达国家还有这么大的差距，就代表我们的技术水平跟我们的产业附加价值的水平跟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因为这个相当大的差距，所以我们还是在追赶。对这种类型的产业，如何来进行产业的转型升级？基本上分为三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既然跟发达国家有技术和产业附加价值的差距，我们如果能得到发达国家的同一个产业中生产企业的技术或者产品的话，我们马上就可以提出我们的技术，也就是到国外去并购。同一个产业，甚至是企业所生产的产品，现在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决定了其附加价值水平一定是高的。这些企业可能在德国、日本、瑞士。，我们国内进入到经济的“新常态”，其实发达国家也在进入“新常态”，他们的经济发展处于疲软的状态。由于这些国家也是在2008年之后经济疲软，发展状况不太好。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很多企业并购的情况，如果我们并购过来，那马上我们的技术水平和附加价值水平就可以提高，其实也有企业是这么做的，比如三一重工到德国并购一些企业，还有吉利汽车到瑞典并购一些企业。这是投资推动产业升级的一种方式。   这种方式就是如果你去海外并购，必须要有这样的企业。如果没有这样的企业怎么办？其实还可以到海外设立研发中心，因为这些技术中等收入国家与同一个产品的生产企业。现在发达国家普遍经济不太好，如果你到那里设立了研发中心，当地的政府是很欢迎的。而且，在当地很容易雇佣到拥有这些技术的工程技术人员，还有企业的人员来帮你研发这个技术。所以，第二种方式就是到海外设立研发中心。   第三种方式是招商引资。这是我们过去经常用的，我认为在现在和未来仍然很重要，招商引资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产业很好，技术很好，附加价值也比我们高。我们现在每年出口贸易四万多亿美元，进口两万多亿美元，当中去掉了一些原材料、石油，还有两万亿美元都是附加价值比我们高、技术比我们高的产品。现如果把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引进到国内生产的话，那就变成了我们的产品。而且，其实这些企业到中国市场的意愿是相当大的。因为按照市场汇率算我们是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GDP占全世界13%，每年对世界的增长率是0.9个百分点，也就是说现在世界上每年市场的扩容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是在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外国的企业到中国来生产，马上可以进入到全世界扩张最快的市场。而且，如果在我国生产，整个的工资成本会降低，这些企业不仅可以进入到中国市场，而且也可以中国为生产基地，进入到国际市场，所以这是双赢的。当然，我们各个地方还可以继续用过去的招商引资，针对我们现在的产品，有针对性的把那些国外比较先进的产业中的企业引进到国内来生产。   这是第一种类型，就是我们跟发达国家还有差距，需要追赶。   第二种类型，中国现在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实际上有些产业现在的技术水平已经是全世界最前沿了，或者是跟世界前沿的差距已经非常小了。比如家电产业，我们的技术已经在全世界比较好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还想维持在国际领先地位，就必须自己研发新技术、新产品。怎么做呢？   首先，你自己开发生产，就是要投入。还有一些基础科研，一般研发是在基础科研的基础上开发新技术、新产品。那么，基础科研的发展一般是需要国家支持的。这样能够让这些已经处于世界前沿的企业开发出新产品。发达国家这么做，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必须这样做。对于我们已经在国际上领先的产业，除了研发新技术和新产品，还必须不断的开拓国际市场，怎么去开拓国际市场呢？一种方式就是把你的产品卖出去。但是，有时候为了打破关税壁垒，更好地开发当地的市场，也可以到那些我们要销售的地方去设立一些生产基地，甚至去设立一些文化基地。因为，有很多产品是有文化属性的很多发达国家的产品有一些认识上的偏差，认为中国产品质量比较差。那些产品过去是发达国家领头，但现在已经基本上消融了，但还保留一些原来企业的品牌。所以，我国企业可以到国外去收购当地企业。比如全世界最大的婴儿推车生产商，这个公司的产品技术其实在全世界是最领先的，但它的技术在欧洲卖不出去。德国有一家企业，同样的产品就可以卖出高价，所以这家德国企业就把它收购过来，用它的品牌加上研发，就可以处于领先地位了。这是第二类。   第三类，我称为是退出型的产业。基本上包含两种情况：第一种是，中国过去的发展当中很多都是劳动力密集的工业，现在随着比较优势降低了，应该到了退出的时候；第二种就是产能过剩的企业，这时候就要退出。   这些年我们的经济增长，从过去的常态是10%的增长，现在掉到每年7%的增长，一下掉了三个百分点。让产能过剩的的产业学习两种不同的方式退出。对那些已经失去比较优势的，我觉得有一部分企业要走向“微笑曲线”两端。比如设立品牌、研发、管理。绝大部分都是加工的企业，从历史上看，这类公司大部分都会转到国外成本比较低的地方去。最近，我常常讲，中国的加工业最好的转移方式可能是到非洲去。我们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当我们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上面出现了比较优势降低的情况，我们就要转移出去。如果到一般东南亚国家，比如越南、柬埔寨。当地的水缸里的水已经满了，再往水杯里面倒水，水缸马上就会溢出来。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我们有一部分产业，已经开始往那些地方跑了。现在非洲有50亿人口，大量的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可以通过企业抱团的方式，由地方政府帮忙，到非洲那些地方去投资。这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式。   对那些退出型的富余的部分产业，我想可以沿着“一带一路”的规划去建设。比如，我们到巴基斯坦投资，总额达460亿美元，投资的项目包括钢筋、水泥、电解铝等产业。这样我们国内的产业就可以转移到那些地方去。   第四类是“弯道超车”型的产业。这类的产业有什么特点？是以人力资本的投资为主，而且研发周期短。金融投资的需求相对多。包括互联网、手机移动通讯都是这个类型的产业。马云的阿里巴巴在这方面做得很成功。当年，马云的投资只有两千万美元。另外，微信有个非常热的抢红包的功能，据说腾讯的微信团队两个星期就研发出来了。对这种高人力资本为主，而且研发周期比较短的产品，实际上就是“弯道超车”。在这方面产品转型升级上，我们国内还有不少优势。我们人多，工程技术也多，这是第一个比较优势。第二个优势，中国是全世界按照美元计算的第二大市场。第三，如果是属于硬件的部分，我们的生产力很强。所以能够把概念变成产品。   第五类是战略型的产业。这类产业跟发达国家的产业有特别上的差异。战略型产业的研发周期长。比如，我们的国防安全上的需要，包括飞机等，这都是研发周期特别长的。十年、二十年才研发一个产品。所以，这类产业需要国家保护补贴。在三中全会之前，我们国家的这类产业主要靠生产要素，将来主要靠财政直接拨款补贴。但是，各个地方由政府地方来补贴是不合理的。这些产业也有相配套的。各个地方也可以围绕着这些战略型产业发展的需要给他配套。这些产业给地方产业的发展有很多的外部性。从事这些核心的战略型产业的研究需要工程技术人员，这些人员要住的，要穿的，还要各种交易，这些都要由各个地方政府给予相应配套。   所以，在新常态下，我们固然有优先的产业，也有不少产能过剩。但是，我们转型升级的机会很多，这些转型升级都能提高我们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我们的优势。比如，到“国外投资”，“弯道超车”等不管哪一种投资合作，都需要金融的支持。如果在座的金融家能够用你们手中的资金，支持我前面讲的五种类型的产业升级的话，那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的目标应该可以达到。也就是说，我们国家在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7%左右的增长，然后在实际中力争超过7%的增长是有可能的。这样的话，我相信在2020年，我们国内生产总值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城乡居民的收入也可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2010年是4000亿美元，翻一番是8000亿美元。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比2010年的时候升4%了，如果在未来再升7%到8%，那么到了2020年我们的人均GDP应该可以达到12615美元。按照国际的指标，我们国家就变成了高收入国家。我们国家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到高收入，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北大的老师，北大的校友，我们面对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要支持我们整个产业的发展。到2020年中国变成高收入国家，我们北大的校友所追求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一个梦想的里程碑就会实现。而且，到2020年我们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2600多美元时，按照市场的汇率计算，我们国家很可能也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经济体。这给我们金融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最好的机会。所以，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的责任。   本文来源：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作者：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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