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央行金融研究所温信祥：区域互保联保风险的化解之道
时间：2014年7月27日 (下午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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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区域互保联保
作者：清华金融评论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CF40专栏 作者：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特邀嘉宾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温信祥 互保联保的现状   互保联保比较严重的是长三角地区，现在有向一些煤炭大省（如山西）及其他地区蔓延的趋势。根据浙江省的有关数据，互保、联保模式约占浙江企业融资比例的40%，也有人统计这一比例为60%左右，我们估计至少为50%-60%。根据泰隆银行2013年年报，报告期末贷款最多的前十大客户中有六位是保证形式的贷款，这可以印证互保、联保模式占比60%的说法。   2012年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受理银企纠纷案件的一些数据可以作为佐证。从2012年到2013年前8个月，在法院不太受理或尽量不受理的情况下，涉及3个以上担保人的案件从128件上升到239件，并且占比一直很高。   根据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的调查，参与联保、互保的企业有一些共同特征，如参与面广、杠杆率高。调查的样本中，保证贷款占担保贷款的比例均在60%以上，且涉及到的户数也比较多。企业主要的担保类型为出于融资需要形成的互保、联保，占比32%。   互保联保的形成与发展   公司法对担保的规定是“上市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是担保金额超过公司资产总额30%的，由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当然，这是指上市公司。但是“公司为公司股东或实际工作人提供担保的，也要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所以，如果是公司治理很完善，法治很健全，担保并不是那么容易被大股东控制。《商业银行法》第七条、第三十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开展信贷业务，应当严格审查借款人的资信，实行担保”，“商业银行开展信贷业务，应当实行担保”。所以，很多人说，担保是法律要求的。   随着担保互保的发展，担保互保模式发生了一些异化，表现之一为授信额度过高、过滥，每个联保成员都获得授信额度。表现之二为互保联保多数在同行业或上下游、同圈子内进行，面临的风险相似，资产组合风险分散效用有限。此外，银行对资金去向监管缺失，一些企业将资金投向房地产、矿山、股市等。通过异化的担保互保方式，原本的链状担保演变成了跨行业、跨区域的网状式担保链。   出了风险之后，企业如何表现呢？典型事件是，杭州的600多家知名民营企业联名上书，向浙江省政府紧急求助，诉求主要有两点：一是希望浙江省政府联合省经信委、省金融办、省银监局以及各级政府维稳办成立协调小组，对这次因银行催贷引发的民企资金链危机尽快进行集中和系统性的处置。二是希望浙江省政府出面协调银行暂时停止收贷，并尽快将近期所收贷款暂时发放给相关企业，给企业以喘息和处理危机的时间；希望政府出面与银行方面协调，争取今后3年之内，不要削减相关企业的贷款额度。这是在市场经济最发达的浙江600家民营企业对政府提出的请求政府干预的要求，市场和政府的边界值得深思。银行则怕企业“假死”，例如，将房产抵押物虚假过户给亲朋，企业主仅缴纳交易税；将一些司法上已判决拍卖的房产抵押物，提前以5年期、10年期租赁出去；迅速在境外成立空壳公司或借用他人公司，以出口订单形式一笔笔汇出货款，扣除“帮忙费”后剩余“货款”归自己账下。   此时是地方政府及金融管理部门发挥“守夜人”作用的时候。浙江省政府下发了《关于有效化解企业资金链担保链风险，加快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意见》，对企业做了分类：对于主业经营良好、暂时出现资金链紧张的企业，要协调银行机构统一行动，尽量不抽贷、不压贷、不缓贷，灵活办理企业转贷，不搞“一刀切、急刹车”；对于产能过剩、救助无价值的企业，要大力推行破产清算，发挥市场优胜劣汰作用。政府的意见还是比较中肯的。具体而言，政府所做的是建立监测预警体系，适度参与对出险企业的救助协调，建立应急周转资金，采取措施减轻企业负担，建立会商帮扶机制等。   银行的反应则各不相同。比较常见的是收紧，甚至停止联保互保信贷模式的业务，对之前这类贷款加强风险监控。一些教授评论银行的这种行为时表示，虽然从银行角度而言，抽贷是理性行为，但是如果一起抽贷就会造成整体不理性。有人说的更严厉一些，比如“银行最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并且把脚砸残了”。媒体上也报道了一些银行抽贷导致危机爆发的案例。   风险的产生与责任的分担   担保中存在责任推诿现象。首先担保公司的风险评价能力或风险承担能力未必比银行更强，但银行为什么都需要担保公司呢？因为有担保的情况下，如果被上级追查，责任比较明晰。那么，联保互保风险的责任应如何分担？可以从周期性、区域性、地方政府、企业和银行这五个方面来考虑。   首先是周期性因素，一是目前正是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和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这“三期”叠加的时期，二是这些担保企业涉及的行业大部分是周期性行业，如地产、钢材、煤炭行业。温州的二手房房价、上海的钢材、山西的煤炭价格都发生大幅下跌。   其次，区域性问题包括总量过剩、杠杆过高、产业转型没有及时升级以及热钱涌入。例如，2012年农业银行全系统23%的贷款投向长三角地区，其他银行也是如此，都认为长三角地区回报高、效益好，每年都把总信贷规模中超过20%的份额分给长三角。经过10年、20年的投放，形成类似热钱进入东南亚的效果。如果投资回报跟不上，有可能会“泡沫破灭”。   再次，地方政府长期以来有GDP情结，并且对企业有父爱主义。与此同时，本来应该由政府出资或补助的担保公司供给不足，而银行贷款又有担保需求，最后就把使用农户贷款的互保联保推广至城市，促使企业联保互保。另外，最近十年地方政府开始公司化管理、经营城市，追求增长。浙江省2004-2013年主要的经济数据显示，本外币贷款余额从14995亿增加到65339亿，净增5万亿元；地税和国税收入增长也很快，2013年国税、地税收入都达到5千多亿，政府财力增长很可观。   银监会的数据显示，全国性担保行业实收资本共计8282亿元，平均每家融资性担保机构实收资本为9642万元，不到1亿元，每家提供的担保都有限。然而银行的信贷投放都有担保需求，但对担保主要提供者的资本金等约束不足，这是企业联保互保大规模增长的重要背景。   另外，我想谈谈企业的责任。企业经营失败或投资失败会产生不良资产。企业出具大规模的担保或者被担保企业将资金投向多元化经营、偏离主业时，可能没有履行公司治理的手续或违反相关要求。整体而言，出现问题说明企业的抗周期能力还比较弱。温州市委书记陈一新曾表示，“温州经济的发展不确定因素还很多，特别是企业资金链、担保链的风险仍在蔓延，银行业不良贷款率还在上升。”他对资金链、担保链风险的突出强调并非没有由头，此前温州部分企业过分融资，将资金投向房地产、矿产及部分产能过剩行业（如造船、光伏），“投资热钱化”和“产业空心化”问题严重。这种投资冲动全国都存在。最近，工商银行对1.9万户小企业样本的分析显示，财务费用比主营业务收入年均增幅高出30%，这说明小企业的融资能力还是大大超过盈利能力。浙江负债率前20名的上市公司中，负债率最高的达到93%，最低60%，此外浙江非上市企业负债率也普遍偏高，有一半负债率都在70%以上。这在全国（60%左右）乃至国际上都处于较高水平，难以持续。   银行信贷与民间借贷息息相关。银行信贷成本虽然略高，但还可以接受，出问题的企业主要是因为民间借贷成本过高。为什么在有银行信贷的情况下还进行民间借贷呢？因为这些企业认为其所投资的项目的收益足以偿还民间借贷的利率，这是他们对前景的误判。现在温州地区民间借贷的年化利率那么高，在房地产价格不能继续上扬的情况下很难有项目能实现这样的高收益。产业转型升级步伐跟不上，企业预期回报难以实现，陷入困境就难以避免了。   最后讲一下银行的角色。银行的内部信贷审批环节存在把担保异化为一个责任推诿工具的现象。对此银行也在反思，工行首席风险官魏国雄在最新的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说：“风险防控主要靠担保，甚至把担保当成判断风险和融资决策的主要依据，不仅接受担保公司担保，还接受企业互保联保等无实际意义的担保。”“存在实际风险管理被形式上合规操作替代的问题。”这两段话指出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同时，也存在羊群效应，如长三角地区或者浙江地区效益好，大家都去开设机构，内部切分信贷额度时都向长三角倾斜，结果造成信贷过剩。用“热钱（热岛）效应”角度分析：全国银行连续20多年把20-25%的信贷资源投向长三角区域，类似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的热钱流入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对个体银行来说，这是符合商业原则的理性行为，但是“羊群”效应的结果是使得长三角区域杠杆过高，遭遇“三期叠加”周期性后，问题比其他区域更加严重，导致了“集体非理性”。这样的成因国内其他区域不具备，因此这次危机不具备全国性。也有人抱怨银行基层的道德风险问题。这也是比较严重的问题。从整体上看，银行的行业和区域风险管理还比较薄弱。尽管每个银行都有所谓的行业限额、区域限额，但在羊群效应的作用下，个体理性的结果是集体的非理性。   金融机构在互保联保风险中遭受较大损失。以建设银行为例，现在48%的不良资产集中在长三角地区，不良贷款总规模是853亿，有408亿是在长三角地区。这个数字是近2年打包处置、核销后的不良资产，未来是否还有新增也是令人担忧的。   对联保互保风险的几点判断   联保互保风险是急性病还是慢性病？从总体上看，我认为是长期积累的问题以急性病形式发作，经过治疗目前有向慢性病转移的迹象。为什么是慢性病呢？因为去杠杆和经济结构调整是一个较长的市场出清和调整过程，产业升级、结构转型、债务重整的过程是比较漫长的，急不得。   联保互保风险是区域性还是全国性问题，是行业性还是系统性问题？我认为目前是区域性、行业性的问题，还不是全国性和系统性的，但要防止它向系统性和全国性转变。从目前掌握的各个银行的披露的互保联保风险数据来看，我认为风险不足以成为重大的全国性或者系统性风险。长三角是全国最富裕地区，地方财政收入以浙江为例仅地税年收入高达5000亿元，民间资本存量居于全国前列，消化区域风险能力有保障。全国性银行在长三角许多分行年利润超过200亿元，拨备充足，消化坏账能力也有保障。当然，相关数据有几种来源，一种是各银行上报的，一种是地方政府上报的，还有一种第三方调查的，互相之间有一定差别。实际数据应该介于较高值和较低值之间。虽然现在的风险已经不局限于长三角地区，在山东、山西等省份都存在，但总体上风险还是可控的。   如何摆正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已经论述很清楚了，市场能做的事还是让市场去做。对区域互保联保风险的化解还是要立足契约与法制，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在继续改革和发展中化解。但是，这并不排斥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出现危机时承担“守夜人”的责任，进行危机救助。长三角区域是全国最富裕的地区（类似欧债危机中的欧洲），要立足于地方自我消化、自我解决。这个地区民间资本存量在全国居于前列，是有足够能力应对互保联保风险的。目前看，出资或资助组建担保公司或信用保证保险公司，承接互保联保业务，稳定区域内系统性重要企业，是可行的方案之一。这样可及时切断传导链，防止蔓延。此外抓紧调整产业结构，用新的增长点改善区域景气预期。地方政府该出手时还得出手，该减免税负的时候，还得平衡一下。中央已经通过至少两个渠道对长三角地区进行了援助。一是全国性银行动用全国积累的风险拨备核销长三角地区的不良资产；二是中央和地方税收分成和转移支付也可能受到区域风险状况影响。   “银行和企业的关系”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过去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关系很紧密。现在在浙江，在中国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上市银行和民营企业通过互保也使得关系变得非常紧密。这种银企关系涉及到公司治理、法治以及边界的问题。今后可探讨新形势下银企关系，区分“控制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银企关系下治理模式和外部信息获取模式。   在长三角互保联保风险中，有一些银行表现出良好的风险管理能力，未进入或及时退出了相关业务和行业，没有出现全军覆没的现象，这也是值得欣慰的，说明银行之间还是存在差异化竞争的，也说明党和政府大力推进的深化金融改革的措施是有成效的，方向是正确的。今后要继续推动有关改革措施落地和落实，事先防范风险，减少事后责任推诿。   总体来看，互保联保风险已经从急性发作转入慢性治疗，风险总体可控，尚不构成全国性、系统性的问题，但已经出现严重问题的地区应采取有力措施化解风险。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本文为作者在中国金融四十人·青年论坛第56期双周内部研讨会的主题演讲，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处整理，经作者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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