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邵宇：杭州G20阻止全球化逆转
时间：2016年9月20日 (上午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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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清华金融评论

  文/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邵宇 杭州G20会议结束，从《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来看，其力图展现主要经济体携手推进全球化的决心，以及中国力图进一步推动全球化的更大决心。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的全球化都是由西方主导和大力推动的，不论是在全球化1.0大航海时代，全球化2.0英国和英镑时代亦或全球化3.0的美元和美国时代。或者可以简单的说——全球化就是西方化，即西方文明把非西方文明纳入由其主导的全球市场、供应链和价值观体系的过程。真正有趣的是，百多年前G8的列强凭借船坚炮利，逼迫天朝五口通商、改革开放，现在则是中国口口声声自由贸易与投资，高举全球化大旗，一带一路、一手一脚地推动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规定落实和进展，可谓攻守易势，沧海桑田。而全球化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鉴于不少此刻在西子湖畔信誓旦旦的大统领们很快可能将会纷纷离开权力的中心，因此这份誓言的可靠性有待时间的检验，不管是在短期的全球宏观政策协调方面，还是中期的投资/贸易自由化以及相应的全球治理结构的改革方面，还是更为长远的创新驱动和可持续发展规划落实方面。 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到现在，理论上应该看到伤口在慢慢愈合，以美国和中国为龙头的全球经济应该从危机中逐渐缓过来。决策者和市场一度相信通过一些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经济又能回到传统的正常增长路径或者上一轮全球化的高潮阶段，但众多的事实显示这样的判断可能过于乐观，这要么是过于幼稚，要么就是缺乏洞察力。 很多人谈到这次是1929—1933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最凶猛的一次金融经济危机，不对，应该是说金融危机连锁店，从美国到欧洲到新兴市场甚至整个货币体系。从宏观资产负债表视角来看，美国的危机源于过高的居民部门的杠杆和债务，欧债危机则源于过高的政府部门杠杆以及债务，新兴市场危机则源于过高的对外部门的杠杆和债务，最终的货币体系危机则源于杠杆可以无限高的货币部门，即信用货币体系下的中央银行，货币体系危机意味着汇率的巨幅震荡、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和恶性通货膨胀。而这种杠杆累积和资本流动的模式正是美式和美元主导的全球化3.0的精华部分。 不少研究者喜欢把08年以来的这轮危机跟1929~1933年大危机做一个比较，伯南克等货币主义者认为当时投放的货币不够，要尽早尽可能多的投放；克鲁格曼等凯恩斯主义者则建议做更大规模的凯恩斯式的财政刺激，现在看来这些建议都有点管杀不管埋，管放不管收的任由我之后洪水滔天的味道。但无论如何1929年危机以后，世界再也没有回到他原定的轨道，而是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大萧条，以邻为壑、民粹崛起以及全面的战争。我们的观点是——全球化正在逆转，或者确切说，全球化3.0正在逆转。 而全球化本身就是一个高度结构化的问题。而微妙的是，相应的结构性政策调整不仅会使得全球经济略显平衡，但也可能会使得全球经济回归平庸。确实，上一轮的高速繁荣是真实的，但很可能是一次性的。形成经济“大稳健”状态的可能不是那些所谓货币政策大师如格林斯潘之类的高超技艺，而是在亚洲沿海血汗工厂里默默辛勤劳作的农民工们。为什么现在看不到通货膨胀还有了名义负利率，因为核心通胀被全球制造业的产能过剩所压制。其实全球化的繁荣就是发达经济体居民和政府加杠杆扩张需求的过程，是新兴市场获得外来资本加产能完成原始积累和经济追赶的过程，这伴随着货币部门的流动性的洪水泛滥，这个过程一度十分甜蜜，现在一旦再平衡和结构调整，就体现在全球化倒退和去杠杆过程的危机连锁以及以邻为壑的民粹崛起上。 全球化当然有它的阴暗面，它有可能正在日益变为一个零和博弈。毫无疑问中国是最大的受益者（这并非没有付出高昂的代价）。从全球的财富分布来看，中国的中产或者说劳工的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全球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中国的有产阶层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那么还有谁是受益者？资本才是最大的受益者，少部分科技新贵和掌握核心资产的大资本，它们以更快的速度进行积累。它的快速积累导致的最后结果就是流动性过剩，形成负利率和资产荒，负利率就是消灭过剩的资本。在一端是负利率、流动性过剩和此起彼伏的金融危机，而在另一端，就是低端消费不足，需求不是需要，需求必须得到购买力的支持，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均和低端需求的全面减少，这就形成了所谓的产能过剩，实体经济利润下滑无法提供充分的投资回报，从而造成无资可投的所谓资产荒。在古典环境下，产能过剩和流动性过剩是通过牛奶倒入河流的去产能和金融机构破产倒闭的去杠杆来实现的，而眼下一波又一波的QE正在阻止最终出清的实现，因此负利率和产能过剩可能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日本式的停滞、僵尸化和资产负债表衰退都是大概率的选项，而天文量级的放水之后的最后总危机一定指向货币体系和全球化，时钟正在嘀嗒嘀嗒作响，负利率正是天启骑士团中的一员，其他的几位可能也正在陆续赶来（例如川普等）。 伴随着中国在全球化3.0中获得的诸多红利和初步财富积累的，也同时存在着的三大困惑——首先在贸易方面，中国买什么什么就贵，中国卖什么什么就便宜；在汇率和货币方面，人民币对外持续升值（尤其2005到811汇改之前），对内持续贬值（温和通货膨胀和明显资产泡沫）；最后在全球投资方面，中国想买的往往买不到，而买到的大多数都赔钱。这其实就是全球金融贸易投资治理体制的旧秩序使然。 自从1492年美洲地理大发现后，全球主要经济活动区域就被逐渐联系在一起并不断加强，由此全球化便开始了。就像我们日常使用的电脑，全球化的平稳运行依赖于硬件与软件两个维度的协调。全球化的表象是贸易、投资、货币、信息、技术、人员等“要素”的跨境流动，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经济体对外依存度与受外制约度的不断提升。从经济的角度理解，全球化的实质是生产要素的全球优化配置与市场开放的不断发展——这是硬件。而我们划分的全球化1.0至4.0依据的是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制度与规则，包括官方的与非官方的，权威的与约定俗成的等——这是软件，解决的是全球化过程中如何做大蛋糕以及怎么切蛋糕的问题。优秀的软件可以更好地发掘硬件的潜力，而硬件的升级意味着软件也必须调整：这听起来很像是老生常谈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故事的全球化版本，但实际内容却更复杂，也更精彩。 从大航海时代的全球化1.0，到英国主导的全球化2.0，再到美国主导的全球化3.0，全球化规则的主导者可以获得更多的全球化红利，但维持这些规则也需要相应的实力。全球化规则本身就是世界各国相对综合实力的镜像，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济实力，其次是军事实力。因此全球化体系的更迭可以看作强国相对实力变化导致的历时较长的制度周期变迁的结果。这次G20杭州峰会，世界都看到了美国奥大统领的气势和做派，毫无疑问这反应了世界第一的实力，但也同时显现出作为世界第一要承受的压力和潜在威胁。更高的能力，更多的利益也必然意味更多的责任担当。是的在杭州，中国正在提出一些适合自己发展阶段的全球担当。 全球化1.0之前，操作系统很多，威斯特伐利亚、伊斯兰哈里发、天下朝贡、印度和印第安等都是自成一家。但到了英国主导的全球化2.0时，就一股独大了，威斯特伐利亚民族国家和条约体系一统天下。其他系统要么被彻底删除（美洲），要么被殖民被格式化，也即西方式现代化。其他文明系统被迫都在寻找现代性，其越不成功者（按西方标准）可能就越动荡不安。但其实就算是风靡世界的威斯特伐利亚老系统也都满身bugs，全球危机和世界战争的不断到来就是其证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后的欧盟似乎提供了一种新的升级思路，让渡部分国家主权以进行经济、货币和外交一体化试验，但现在却是貌合神离困难重重，甚至在明年的某个时刻，可能会出现最后崩溃的征兆——2017年欧洲大型经济体，荷德法进入大选周期，诸多右翼政治势力正在展现“去欧洲化”的意愿。当老软件不能适应硬件发展的总量或结构性需求变化时，主导者首先会对软件进行“打补丁”，并全力维护旧规则，但由于各类过渡版本的软件内核并无变化，经历时间或长或短，必然会经历全面的升级，升级的过程往往是痛苦的，但趋势无法逆转。 例如全球化1.5版本中虽然同时存在东方朝贡体系与西方殖民体系，但工业革命的爆发最终使得历史的天平倒向后者，随后全球化进入2.0体系，即英国主导的海洋帝国殖民时代。再如一战以后的全球化2.5体系中，虽然2.0体系中的基础金本位被复辟了，但其导致的货币战争和贸易保护却对全球经济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冲击，并最终导致世界市场体系崩溃，民族主义国家再度抱团厮杀，二战过后全球化3.0徐徐展开。再如8年前的2008全球危机，虽然这只是全球化体系演变在金融和经济两个切片领域的特殊样本，但却有重要的意义：美国和美元主导的全球化3.0模式具有内在缺陷，单极货币和需求驱动容易诱发全球贸易和投资不平衡，具有先天的危机基因。未来全球化3.0向4.0升级的过程虽然复杂，但趋势却难以逆转，这也就是目前全球陷于垃圾时间和胶着的3.5状态的原因。 2015年3月，中国正式推出“一带一路”规划，一方面这标志着中国对外战略基本态度由韬光养晦向奋发有为的积极转变；另一方面，这也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力图引领区域治理的重要尝试。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反复强调的是“一带一路”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它与联合国的2030可持续发展规划本质上一脉相承，这正是在吸取旧秩序的经验和教训——全球化4.0不是要塑造一个平行的霸权结构，正好相反，它只是想改进全球化3.0中因为个别国家一股独大，“有钱任性，有权任性”导致的全球治理结构难以优化和进化的缺陷。这也是“先边缘再中心，先增量再存量”的中国自身改革经验的发挥和灵感的闪现。中国需要在全球化4.0时代再次校正国家战略，重新定义其对外利益交换的格局、可行的策略、适当的贡献和提供具有感召力的理念。 在升级了的全球化4.0版本中，中国必然会有全新的对外利益交换格局和攻略——以贸易加深跨国经济联系，以投资输出产能和资本，并在这两个过程嫁接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最终中国经济的影响力会伴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而提升。中国可以在维持原来的大循环，即传统的三个世界资源国、消费国、生产国的格局一段时间不变的情况下，全力布局小循环：即以中国为核心-周边国-资源国-外包国-科技国（美国）-品牌国（欧洲）的新价值链和新动力格局，进而突破原来的三个世界和G2的僵化格局，打破以中国制造、美国消费为主的循环圈，从输出廉价的中国制造，升级到输出工程、服务、产能、投资和资本，以至最终的货币——即人民币国际化，参与全球货币竞合。 自然，中国的担当有着自身的义利观和现实主义的态度，而这些努力的方向就需要在G20平台上得到各主要经济体的原则上的认可。因此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G20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的关键时期，G20和整个世界都对杭州峰会寄予厚望和期待，希望作为主席国的中国能像应对金融危机之初，凝聚G20所有成员的共识，并提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方案，协调和引领G20成员从根本上重振世界经济，大力推动结构化改革，解决困扰各国和地区的深层次矛盾，实现G20作为全球经济首要的治理协调平台的成功转型。当此世界未来的十字路口，唯有中国贡献和大国认可的“杭州共识”和西湖框架才能力挽全球化逆转之狂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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