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周新生：建议推进城商行混改 供给侧改革政策需精准细致
时间：2017年3月14日 (上午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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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清华金融评论

  文/《清华金融评论》王蕾   两会期间，《清华金融评论》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长安银行监事长周新生先生，就他今年提出的有关经济、金融改革方面的提案与建议进行深度阐述。周新生表示，新形势下城商行存在很多问题，需要尽快实现转型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他建议，按照中央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思路，在我们国家的银行体系中重点在城商行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同时对城商行目前两级分化的经营状况实施分类监管，鼓励部分实力强且具有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先进城商行大力探索对非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参股、并购，加快综合化经营步伐。 他认为，投贷联动的落地为科创型企业带来了新的“输血”方式，也成为商业银行探索转型发展、综合化经营的内在需要。因此应尽快扩大城商行投贷联动业务资格范围。 同时，对于小微企业融资贵、融资难的核心问题，周新生表示，应该完善银行机构保证金的保护机制，同时金融监管部门应给银行机构更多的政策支持，提高银行机构支持小微企业的积极性。也需要完善担保公司管理机制等，通过一系列政策，引导融资担保行业向着规范、健康发展。 对于目前经济下行过程中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周新生认为，在推进过程中应该注意几个问题，因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涵具有地域性、行业性的差异，因此不可一概而论，三去一降一补在行业间的差异也值得重视，这五大任务，实质上是相互关联，相互牵掣，有着内在联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政策实施需要精准、细致，需要很好的协调性和很好的配套组合。 “且其背后或者涉及的体制、机制、精神、文化等层面的软的方面往往容易被忽视，而这些往往是形成去降补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也是能否完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既治标又治本的关键所在和难点所在。”周新生表示，因此要在完善市场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健全知识产权制度、加强先进企业文化建设等方面着力。 周新生说：“可谓是完成三去一降一补任务相对易，完成软任务相对难。” 《清华金融评论》：周老师好！您去年和今年两会“让国人办事不再求人的”发言备受好评。但其实您更擅长金融，您也提出了很多有关金融方面的提案和建议。随着经济新常态的演化、金融发展环境迎来了新的变革，今年两会上金融业与金融监管的革的话题备受关注，您今年也提出了《关于促进城商行进一步转型发展的建议》，那么您怎么看待目前城商行所存在的问题，以及急需改革的方面？ 周新生：当前，面对内外形势变化，城商行群体不仅要面对经济增速持续放缓的局面，同时还要面对利率市场化全面推进、监管要求趋严、金融脱媒不断加剧以及互联网金融冲击等多重挑战。因此在新形势下，城商行存在很多问题，需要尽快实现转型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首先，目前相当一些城商行存在的股权结构集中度高、地方政府具有绝对控股地位的情况。城商行在服务地方经济的同时，在业务发展和经营管理方面易受到一定程度的行政干预，有些干预已经造成或潜在一定的风险，城商行与地方政府的天然关系使其在重演上世纪80年代国有大型银行受到地方政府干预的某些处境。一些城商行内部偏行政化的管理体制机制不利于激发城商行的发展活力，更难以满足现代商业银行的发展和管理要求。 《清华金融评论》：这也是目前城商行发展一个主要的问题，在您看来应该如何解决？ 周新生：解决的重点在于城商行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建议按照中央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思路，在我们国家的银行体系中重点在城商行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适时出台国有控股城商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指引，鼓励城商行合理引入有助于其长远发展的战略投资者，鼓励董事会按市场化方式引进职业经理人，科学合理确定高管薪酬，有效激发城商行发展动力和活力。尽快出台专门的金融机构高管与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使城商行中长期激励有章可循、有据可依。 《清华金融评论》：目前，在经济新常态下，城商行的两级分化趋势已不可避免地出现，那么混改是否能解决分化的问题呢？ 周新生：对，两级分化是城商行发展存在的另一个问题，甚至有一些机构有沦为游资控制的趋势。为此，应当给予区别对待，通过差异化的监管，引导不同层级的城商行朝着不同方向前进。 《清华金融评论》：您是指对城商行实施分类监管？ 周新生：是的。建议对于规模和实力较强的省级城商行，要支持其实施适度的跨区域经营和上市融资，以有效分散经营风险、更好做精做强；对于规模和实力较小的市县一级城商行要出台相关扶持政策，支持其整体朝着社区银行方向转型；从严格控制城商行股权变更，对主要股东资格条件的准入应当坚持从紧控制。监管机构应当协助说服地方政府同意实力和风控能力较强的异地城商行入股甚至控股本地高风险城商行，实现互利双赢。 《清华金融评论》：面对城商行发展参差不齐的状况，目前在推进金融混业经营的过程中，我们对城商行应该是鼓励混业经营？还是严控其多元化发展？ 周新生：这个问题也应分开来看。在优化监管措施的过程中，鼓励部分实力强且具有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先进城商行（如12家领头羊城商行）大力探索对非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参股、并购，加快综合化经营步伐。鼓励其通过兼并、收购、参股或控股等方式，逐步涉足基金、租赁、信托、保险、证券等非银行业务领域，在新兴市场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充分挖掘混业经营潜力，提升整体经营管理水平和抗风险能力。此外，应在市场准入、牌照及资格的申请上为城商行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清华金融评论》：其实在业务创新方面，国家也给了一些城商行一些鼓励，比如去年“投贷联动”试点，框定了五个试点地区和十家银行，其中多一半都是城市商业银行。您怎么看待“投贷联动”对城商行带来的机会？ 周新生：投贷联动的落地为科创型企业带来了新的“输血”方式，也成为商业银行探索转型发展、综合化经营的内在需要。可以说投贷联动政策的出台恰逢其时。但去年试点启动以来，整体进展较为缓慢。因为除了通过与外部投资机构合作来进行投贷联动之外，多家试点行更青睐“通过投资子公司开展投贷联动”。但除了个别综合化经营推进较为深入的银行集团外，大多数试点银行集团内部尚无“具有投资功能子公司”。因此，多家机构目前都卡在了申请设立投资子公司的阶段。 《清华金融评论》：这个还需要慢慢来，此外针对科创企业的直接股权投资，与传统的商业银行信贷业务差异性较大。是否也需要更多的磨合？ 周新生：是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商业银行开展投贷联动业务还涉及外部政策配套以及银行内部体制机制等诸多问题，面临多重闯关探索。 《清华金融评论》：对于推动“投贷联动”的发展，您有怎么样的建议？ 周新生：建议监管机构在协助试点银行加快设立投资功能子公司的同时，尽快扩大试点范围，适时启动第二批试点，特别是应当适当放宽5个试点区域内的银行机构参与投贷联动的限制。对于那些在科技金融领域积淀较为深厚，科技专营支行发展顺利、投贷联动业务规划目标清晰的法人机构，应当积极鼓励其开展投贷联动业务。 解决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最本质问题 《清华金融评论》：对于城商行而言，其实更多的需要支持当地实体经济与小微企业的发展，但是随着宏观经济下行压力的增加，金融支持小微企业的难度和压力也增大了，在您看来，除了“投贷联动”政策之外，监管层还应该有怎样的举措来促进银行服务小微企业？ 周新生：建议金融监管部门给银行机构更多的政策支持，提高银行机构支持小微企业的积极性。比如，央行信贷规模控制政策可以有保有压，对银行机构投放小微企业的贷款不做规模限制，鼓励银行支持小微企业。同时，建议央行继续加大对银行机构支小再贷款的支持，降低支小再贷款利率，简化担保方式，发放信用方式的支小再贷款。另外，对银行机构发放的符合监管规定标准的小微企业贷款，参照涉农银行机构三农贷款利息收入计税方式，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照3%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给予一定税收优惠。 《清华金融评论》：在您看来，目前金融服务小微企业，目前最亟需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周新生：那就应该完善银行机构保证金的保护机制。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能否对信用证开证保证金采取冻结和扣划措施问题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下发的《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金融机构协助执行的通知》的规定中，人民法院对银行信用证开证保证金、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不能执行扣划，对银行其他业务类型的保证金能否扣划，目前尚无明确的法律依据。 但是，随着银行信贷产品创新，保证金类业务品种不断增加。如担保公司保证贷款产品，担保公司向银行缴纳授信金额一定比例的保证金，银行按保证金放大倍数控制与担保公司的业务合作金额；个人按揭贷款，房产证未办理前开发商为借款人提供保证担保，向银行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小微企业互助保证金贷款，由政府相关部门或小企业协会等第三方牵头，小微企业向银行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证金，政府出资一定金额的风险补偿金，共同为会员企业在银行贷款提供保证金代偿担保；以及企业或个人根据需要直接办理的保证金质押贷款等。这些种类的保证金在实际业务操作中，面临被法院司法扣划的风险，影响了小微信贷产品的创新、推广和发展。 其中，融资担保公司保证贷款近些年发展迅速，根据中国产业信息网的统计，2015年末，融资担保公司在保余额17500亿元。近两年，随着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融资担保公司经营难度增大，担保公司法律纠纷增多，因担保公司在银行开立保证金账户，从而担保公司被法院执行资产时，担保公司缴纳给银行的保证金面临被司法冻结和强制扣划，且有实际的案例发生，使得银行贷款的担保公司保证金代偿责任落空。 同时，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担保公司向银行缴纳的保证金有部分是担保公司收缴借款人的反担保保证金，当保证金被扣划后，影响借款人还款意愿，加大银行收回贷款的难度。从而影响了银行开办银担合作业务的积极性，不利于此种小微企业融资模式的推广发展。 《清华金融评论》：对于解决这种现象，您有什么建议？ 周新生：一是参照《关于人民法院能否对信用证开证保证金采取冻结和扣划措施问题的规定》，出台关于银行机构保证金类授信业务的保证金保护规定，对借款人或第三方缴存给银行的保证金不予司法冻结或扣划。 二是对担保公司收缴客户的反担保保证金要求开立专门账户在银行机构托管，担保公司不能随意支用，司法也不能扣划，在银行机构的监督下，如借款人按期归还贷款，反担保保证金退还客户，如借款人未按期归还贷款，反担保保证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清华金融评论》：另外，融资担保制度是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的一种较为有效的方法，融资担保公司为小微企业贷款提供担保，缓解了小微企业贷款难的问题。近几年，融资担保公司经营风险逐渐加大。对于这个现象您怎么看？ 周新生：那就需要完善担保公司管理机制，建议设立全国、省级再担保基金，扩大再担保覆盖面，将主营小微企业贷款、农业贷款担保的民营担保公司纳入再担保范围。同时，建议设立担保公司强制退市的标准，对不良担保过高的担保公司强制退市清算。 另外，应该加强担保公司不良信息通报，对担保公司不良担保、退市、涉诉、违规操作等不良信息定期进行公开通报；还应加强担保公司失信惩戒机制，对因经营不善导致退市或大量未履行对银行贷款担保责任的担保公司，其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高管限制金融及类金融机构从业资格。通过一系列政策，引导融资担保行业向着规范、健康发展。 应高度重视沿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产业的布局 《清华金融评论》：长安银行是根植古城西安的一家城商行，西安也是路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在您看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西部金融应该起到怎样的作用？ 周新生：现阶段，上海、北京和香港金融资源聚集，引领长三角、京津冀经济带和珠三角地区金融生态体系的繁荣发展。成都、重庆引领西南经济金融业态的优势日益显现。而沿丝绸之路经济带开放发展面临金融支持的短板，存在诸如金融发展不平衡、金融体系不完善、金融服务机制缺乏活力、金融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推进金融产业集聚，壮大服务平台，为沿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向西开放发展提供支持。 比如，在制度上建议开放西北区域金融机构跨区域经营限制，允许和帮助西北省份经营状况良好、风控严密的省级银行机构沿丝绸之路经济带跨省发展，成为区域性、全国性的银行机构。放开对西北区域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牌照限制，适当增加对西北省份金融牌照许可，推动西北非银行机构发展。 从国家层面出台支持打造西北陆权金融中心政策，沿新丝绸之路吸纳和积聚更多的优质经济金融资源，进一步密切中东亚直至中东欧地区和国家的经济联系，支撑和落实亚投行成员国相关重大项目实施等。 还要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中心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一开始就要注重金融问题，金融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先行者。一是要为中国工程、产业、基础设施的走出去提供金融支持和服务。二是在全球格局下，涉及丝绸之路经济带不同国家之间币种互换、贸易结算，针对非美元区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币国际化会成为另一个新支点、新路径。为此，有必要在中国西安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中心。 《清华金融评论》：在您看来应该如何在西安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中心？ 周新生：一是建设能源金融高地。依托陕西能源资源优势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富集的能源资源，按照建设西咸新区能源贸易金融中心的要求，构建能源金融体系，加强能源金融市场建设，创新能源金融工具，发展能源贸易跨境人民币结算，加快能源资源向资本的转化，促进能源金融深度融合，把西咸新区建成立足国内，面向中亚、西亚的重要能源金融基地。 二是建设科技金融高地。以国家首批自主创新试点为契机，充分发挥金融在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中的支持作用，全面推动金融与科技有效融合，把西安高新区发展成为辐射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促进区域内科技成果转化的科技金融功能区。 三是建设文化金融高地。按照建设彰显华夏文明的历史文化基地的要求，依托西安曲江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区，推进文化金融体系创新，加快文化金融财富管理产业化，以历史文化和旅游资源为载体，促进文化金融资源聚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上文化金融功能区。 四是建设离岸金融高地。借助陕西建设内陆开发开放新高地的战略背景，依托西安浐灞欧亚经济论坛永久会址地、欧亚经济论坛综合园区和西安领事馆区优势，发挥西安国际港务区等保税物流园区的功能，以申报丝绸之路经济带陕西自贸区和中新现代服务业产业园为契机，积极发展离岸金融业务，吸引金融机构设立离岸金融分部，将西安金融商务区建成国内重要的离岸金融功能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清华金融评论》：目前，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金融企业压力大，您怎么看待目前供给侧改革？金融应该如何来适应并促进供给侧改革？ 周新生：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其实我们应该注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涵的地域性、行业性差异问题。例如，上海的重点是降成本和补短板，而不少地方的主要任务是三去。而三去在地区间亦有差异，房地产在一线和超一线城市就不存在去库存任务，去产能也有差异，有些地方存在去钢铁和煤炭产能，有些地方可能是去汽车产能，不尽一样。 目前看来，降成本的内涵在全国高度一致，各地的积极性也非常高。主要涉及税费、人工、物流、资源要素价格、融资等五项成本。 三去一降一补在行业间的差异也值得重视。行业产能过剩程度、过剩的时间跨度、过剩的范围是有差异的，如，钢铁产业、水泥产业、煤炭产业在全国范围、长期过程是严重过剩的，这些产业的产能过剩甚至引起了国际贸易摩擦，靠输出产能是难以消化的。 一些产能则是阶段性、区域性过剩，且过剩的程度有限，如汽车产业等。一些产业产能过剩是技术性过剩或结构性过剩，这些过剩具有暂时性，通过补短板，提升技术或结构调整即可消除过剩。西部补短板任务大于东部。 《清华金融评论》：您说的这个问题确实使得深思。那么三去一降一补之间如何协调？ 周新生：这五大任务，实质上是相互关联，相互牵掣，有着内在联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关于杠杆，有全局去杠杆与局部加杠杆以及去杠杆和加杠杆的组合拳问题，有好的加杠杆与差的加杠杆，好的去杠杆和坏的去杠杆问题。 因此，去杠杆问题是个结构性问题，也是总量问题，既有存量问题，亦有增量问题；既有短期问题，亦有长期问题；既有分子问题，亦有分母问题，需要统筹平衡。所以，哪个部门去杠杆和加杠杆以及加和去杠杆的时点就很重要。 目前，各部门的杠杆率政府是40%,居民40%，金融21%，非金融企业156%。去企业部门特别是大型国企部门杠杆，主要集中在金属、采矿和石化行业。通过去产能和去库存也能达到去杠杆。 目前的短板主要有：1.2万亿进口工业制成品，基础设施、农田水利、环保、城镇化等，通过补短板去产能、去杠杆和降成本，因为，补短板需增加有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需有效投资，有效投资需降成本，对去产能和去杠杆均有利，投资可增加家庭收入，有利于去库存。 在总体去产能过程中，财政需要加杠杆以及提高民间投资杠杆率。综上，政策实施需要精准、细致，需要很好的协调性和很好的配套组合。 《清华金融评论》：我们需要注意在三去一降一补过程中的各个方面的协调、改革和补充。 周新生：对，另外，三去一降一补的对象是产业、产品等有形可量化的东西，而其背后或者涉及的体制、机制、精神、文化等层面的软的方面往往容易被忽视，而这些往往是形成去降补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也是能否完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既治标又治本的关键所在和难点所在。 可谓是完成三去一降一补任务相对易，完成软任务相对难。例如，去国有企业的杠杆要在完善企业的负债机制上下功夫，不然的话，即使短期降了杠杆，长期还会旧病复发的。因此，要在完善市场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健全知识产权制度、加强先进企业文化建设等方面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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