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刘晓春：银行应在寻求市场中实现转型
时间：2017年3月14日 (上午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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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刘晓春
作者：清华金融评论

  文/浙商银行行长刘晓春   商业银行作为经济中的企业主体，其转型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也不是一句时髦的口号，而是要根据经济与市场环境变化、自身资源禀赋去寻找新的机会，转型是经营的问题，而非理论的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模式。经济转轨进程中，各行各业都在谈转型升级。但很多人却并没有将为何要转型升级讲清楚。对商业银行而言，之所以要转型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经营环境变了，原来的经营方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或者说经营不下去了；另一方面是因为经营形势变了，有了新的赚钱方向，迫使商业银行必须采用新的方式去在新的方向中赚钱。所以转型必须看市场的环境，也可以说为什么要转型、怎么转型，取决于你怎么看市场环境的变化：   第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在变。我们现在正处于国际政治经济架构转型的关键点上。全球化进程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可以说到2008年已然戛然而止。此次全球化进程的停滞不会像以往因经济周期波动，在经济下降后还会重新恢复。即使重新恢复，也将会是一个新的世界，将重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届时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将和2008年不同，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关系、经贸关系、国际贸易方式等也将会有很大变化。对商业银行来讲，这一系列的变化是难得的机会，会出现许多新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方式，比如许多企业已经在进行的境外并购等。银行通过什么样的转型来抓住这样的业务机会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第二，国内经济结构在调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的不仅是新的经济发展，更带来了新的行业、新的业态，这与传统的生产加工型为主的行业和业态有很大的不同。商业银行需要思考如何服务这些新行业和新业态。目前实体经济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就是因为银行的运作在传统规则下显得机械化和僵化，还在用原来服务简单生产性企业、加工型企业的运作方法思考问题。比如面对一些科创企业、动漫企业等，很多银行并没有理解它们的经营模式，只是按观察传统加工企业的眼光看看，感觉看不懂、不放心，就不能给其贷款，即使想服务，也不知道如何服务、如何风险控制。因此银行要改变业务方式，以及对风险的固有看法和风控方法。 第三，企业形态在发生变化。原来银行看企业基本上是从传统生产型企业的角度出发，考虑的是简单直观的投入产出与流动性等，总体上是以单个企业的概念来考虑的。而现在的企业很多已发展成集团性企业，且现在的集团型企业和原来的集团型企业也不一样。有些集团是通过量的扩张，有些基于产业链的扩大，有些通过多元化经营的扩展，还有些则是通过资本市场的并购重组等。比如杭州的阿里巴巴与万向集团相比，万向集团从一个小作坊、乡镇企业变成民营企业集团，它的发展就是由自身慢慢发展壮大，从一个小作坊先变成一个工厂，再搞分厂、分公司，又到美国设了机构，现在变成了一个综合性的集团。而阿里巴巴已不再是这种方式，越来越多的企业也开始通过资本市场并购重组实现发展壮大，这与传统的理念并不一样。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按照商业银行传统信贷的风险评估方法来看，并购要看被并购企业的技术怎么样，生产设备怎么样，产量怎么样，销售价格怎么样，原材料成本怎么样等，还要看并购资金投后多久可以收回来。但现在并购的目的都跟以前不一样，已不再是简单直观的投入产出的问题，可能是增加产量，或是丰富产业链，或是多元化，亦或是将竞争对手吃掉提升市场占有率，还有一些是概念性的，并购之后要装到某家上市公司里，然后再把股份卖掉。那么如何来看待这些企业行为？如何评估并购行为的风险？这些企业内在形式的变化伴随着行业形态的变化。同样一些新兴行业的单个企业也与此前不同，科创企业、动漫企业、电商等均存在巨大发展潜力和机会，但银行原有的产品与服务模式却做不了。 第四，商业模式在发生变化。从产业链金融来看，核心企业与上下游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举例来讲，海尔电器属于传统的核心企业，采购铜管、采购钢材是简单的买卖关系，上下游企业经营的好坏跟核心企业没关系，但如今核心企业为了保证自身产品质量，对上游企业不仅有一个挑选的过程，还要有个培训、培养的过程，要使得上游企业提供的所有原材料都能够保证稳定的质量、及时交货，以及数量的准确。对下游企业也需要进行培训，包括对维护人员进行培训等。这对于银行而言是机会也是挑战，需要银行用新的经营方式去适应。从消费金融而言，个人以前的金融活动和生活是分开的，要用钱得专门抽出时间去银行取钱，但第三方支付使得个人的生活与金融活动充分融合，银行同样需要通过转型，创新产品和服务模式去为个人提供更多元的服务。 第五，人民币利率市场化已迈出实质性步伐。很多行长和从业人员都在愁，认为随着利率市场化，银行净息差持续收窄，生存越来越难，因此银行要想办法提高自身议价能力。这存在理解的两个误区：第一是存贷利差是由资金供求关系确定的，并不会因为利率市场化而收缩，一定是波动的，其本身并不至于促使银行转型。第二，如果说利差是缩小的，那么再强调议价能力也没用。因此，考虑利率市场化对银行的影响，首先要考虑的是利率是资金成本的衡量尺度，也就是说原来这把尺是基本固定的，现在变成伸缩的，银行的算账方式必须跟以前不一样。这样银行在创设产品时，要改变原来的思维方式，与企业之间的算账方式也要转型。又如此次营改增也会促使银行转变核算方式和服务方式。 第六，人民币的国际化和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汇率是货币的价格，是货币价值的尺度。香港当初实行联系汇率制就是要稳定这个尺度，确保企业可以不顾虑汇率变化而专心生产经营，这对一个以出口型生产加工业为主的经济体是非常重要的。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进程中，本来稳定的尺度现在变成一个不稳定的尺度，再加上人民币的国际化，银行当然需要适应这样的变化。 第七，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和发展。很多人说由于金融脱媒，银行赚钱的机会越来越少，我不认为如此。如今，中国的商业银行要考虑怎么参与到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中去，要找到其中的商业机会。比如利率市场化带来人民币的衍生产品市场，人民币的国际化、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带来了人民币和外币之间的波动，也带来人民币和外币之间的衍生品需求。同时随着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推进、债券品种的丰富、利率曲线的丰富，与债券相关的衍生品市场也必然有个成长过程。这些对商业银行来说都应看作是机会，而不是悲哀的理由。 因此，银行之所以需要转型，更多的是因为这些环境的变化使银行有了新的发展机会。至于银行到底如何转型，每家银行有自身的特点和定位，并没有统一的模式。除此之外，关于银行转型的有些观念也是需要厘清的： 第一，银行的转型是一个经营问题，不是一个理论问题。在转型的战略上，商业银行需要理论分析与探讨，但如果始终是形而上地在新名词、新口号上打转，今天这个“型”，明天那个“化”，这不会给银行带来实质性的转型。银行的转型关键在于实实在在去做什么，只有到市场中寻找自身的市场机会，转型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第二，创新必须深入实际经济活动。银行以往产品及相应的制度流程也是深入了解原来企业生产经营而产生的，但银行把这些固化了，慢慢地脱离了经济运行实际环境的变化，因此导致目前一些产品和服务方式显得与现实格格不入。比如1993年、1994年商业银行引进了国外的一整套风险管理方法，包括前后台分离、准入门槛设置以及风险管理工具等，虽然风险管理能力有了很大提升，但也使得银行风险管理过于依赖前后台的分离、门槛设置和工具的运用，反而忽视了人自身的作用。因经济规律和不确定性同时共存，所以风险管理不能简单套用经济规律的模型，还要考虑一些人的不确定因素。因此风险控制要实实在在地深入到经济实际当中，去了解企业运营、经营模式的变化，找到适合它的金融服务方式。这样同时也就找到了企业客户的风险点及风险控制的方式，不再是简单粗暴地要求有抵押才给贷款。 第三，学习先进经验必须将现实环境和自身禀赋相结合。在金融学领域，专家们引进了许多国外先进经验，这当然是功德无量的好事，但经验不能囫囵吞枣地介绍，更不能在囫囵吞枣介绍基础上囫囵吞枣地应用。比如我们通常将美国富国银行主要定位在社区银行，但需要对比思考其所在环境和发展水平。先不说富国银行不仅做社区银行，即使是“社区”的定义，也与中国的社区根本不是一回事。中国城市社区与农村社区也不一样，甚至大城市社区与中小城市社区、城市新区社区与老区社区也不一样。 第四，转型没有统一模式。中国经济结构丰富、产业完整、需求层次多元，每家银行应该根据自己所处的市场环境、资源禀赋来确定市场和业务定位。在中国这样的巨大而产业结构完整的经济体中，各种业态都有其生存空间，因此各类银行也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细分市场领域，即使完全做传统的银行业务，也同样会有生存空间，这实际上并没有先进落后之分。能持续生存和发展的才是好的。比如G20以后，杭州周围的城市掀起了“杭州G20一日游”热潮，每人99元，生意火爆，有段时间到了杭州承受不起的程度。这说明即使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杭州周围也是中国人均收入最高的地方，低端旅游依然有巨大的市场空间。 第五，金融科技永远是银行的手段与工具。对技术企业而言，金融科技企业是目的，而对于银行则永远是手段和工具。金融科技本身不能代表金融，银行的创新与转型，毫无疑问要充分运用一切可用的科技，但一定不能本末倒置，迷失方向，忘却初心！ 本文刊发于《清华金融评论》2017年2月刊 编辑：王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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