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金谷：再论货币非中性
时间：2018年12月18日 (下午6:12)
分类：总61期, 清华金融评论杂志文章, 论文故事汇, 论文故事汇-总61期
标签：无
作者：清华金融评论

[1] 一次性的货币扩张（如供应量增加）虽然在长期内不影响实体经济（只带来名义价格的等比例调整，即长期内的货币中性），但在短期内会呈现非中性。本文介绍了笔者与合作者即将刊发于《国际经济评论》（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的一篇论文，论文表示货币政策通过在短期内改变货币（财富）分布而影响总产出等宏观经济变量。 作为经济学中最古老和最经典的话题之一，“货币非中性”描述的是货币供应量变动对实体经济（总产出或总就业）产生的影响。大量实证研究已经发现，一次性的货币扩张（如供应量增加）虽然在长期内不影响实体经济（只带来名义价格的等比例调整，即长期内的货币中性），但在短期内会呈现非中性。其具体表现为：货币冲击发生后，总产出会有一个显著的正向反应并持续一段时间，随后逐渐下降回原水平；名义价格不会立即上升，而是会在经过缓慢调整的过程后，才最终达到等比例上升（名义刚性）。 货币短期非中性的发现，是当今世界各国货币当局使用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在短期内进行干预和调控的根本依据。然而，货币冲击究竟如何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以及其传导机制如何通过理论来解释？这些问题对理解货币政策至关重要。不同类型的文献对货币短期非中性给出过基于不同角度的解释，但经济学家们至今还没有形成共识。 笔者与香港科技大学副教授朱涛合作撰写的论文《货币扩散中的非中性：再议休谟》（Non-neutrality of Money in Dispersion: Hume Revisited）则从再分配效应的角度研究了货币非中性。论文认为，货币政策通过在短期内改变货币（财富）分布而影响总产出等宏观经济变量。 理论基础与模型选择 追根溯源，短期内改变货币分布能影响总产出等经济变量的这一想法最早来自对货币非中性的首位观察者和研究者——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休谟在1752年所著的《论货币》一文中提出：当货币供应增加时，货币增量一开始会被一部分人接收并在市场上购买消费品或者雇用劳动力；随着一轮轮的市场交易，这部分货币增量会从最开始的接收者手中不断转手，并逐渐扩散到整个经济体，商品价格也随之逐渐攀升；直至最后，扩散到整个经济中，并最终反映在名义价格的等比例增加上。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货币增量对实体经济能产生短期的持续影响，呈现非中性。 用今天的经济学术语来理解休谟关于货币非中性的理论，其中包含着几大要素：一是非等比例的货币注入改变了货币持有分布，二是分散化的市场交易意味着货币增量的扩散和货币分布的恢复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三是货币的短期非中性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出来的。 为了将这一货币非中性理论完整表现出来，作者采用了一个以两两配对交易为基础、能在均衡中内生产生非退化分布的货币搜寻匹配模型。采用该模型的原因不仅在于此类模型中的货币有着清晰的微观基础（其作为交易媒介的职能），而且模型中的非退化货币持有分布是讨论再分配效应的基础；再加上两两配对的分散化交易形式，使得该模型能为讨论休谟笔下的货币政策再分配效应提供一个天然的模型环境。 模型刻画与均衡结果 论文的模型构建在离散时间环境下。模型中的每个代理人（无限生命）每一期有相同概率随机成为消费者（买家）或生产者（卖家）。在每一期的交易阶段，买家会和卖家随机组成，两两配对；前者可通过付出效用成本来生产商品，而后者则能通过消费商品获得效用。另外，假设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处于匿名状态，因此无法使用信用完成交易。模型中存在一种可储存、可携带、易辨识且代理人无法自行生产的商品，称之为“货币”。即使其本身没有任何内在价值，货币在均衡中可以成为交易媒介从而提高总福利（在无货币时，自给自足是唯一的均衡，其总福利为零）。假设货币的最小单位为1，每个代理人最多可持有B单位货币（B足够大）。由于不同代理人交易历史的不同，稳态均衡中最终会存在持有从0到B不同数量货币的交易者。 在给定一对买家和卖家组成的配对交易中，交易条件（商品产量和支付金额）通过双方之间的议价给出，而模型中的总产出是所有买家和卖家配对产量的加总。每组配对的个体产量取决于双方的财富水平。买家持有货币量越多（越富），则能通过更多支付货币让卖家生产更多商品；卖家持有货币量越少（越穷），由于货币对其边际价值高，最终生产量也越高。其中，在一些常用的偏好和生产技术参数下发现，卖家财富与其生产意愿总是呈现强烈的非线性：“穷卖家”损失一单位货币后所能激发的额外产出，要远高于“富卖家”获得一单位货币后所减少的生产意愿。另外，给定任意一对买家和卖家，当模型处在向稳态收敛的动态均衡中时，他们之间的产出在这一动态过程中的变化非常小。 因此，当有一次性的外生冲击改变货币分布并将分布中的差异性拉大时，实际总产出会随之增加：尽管每一种买家和卖家配对的个体产出在货币冲击前后没有发生变化，但由于低财富卖家和高财富买家数量增加，此类高产出的配对数量增加会导致总产出的增加。 冲击完成后，货币分布会随一轮轮的交易而逐渐恢复到冲击前的稳态分布，总产出也会逐渐下降并最终恢复到冲击前的稳态均衡水平，这是一个具有持续性的反应过程。根据上述分析不难想象，如果一次性的货币注入能拉大分布差异，就能带来实际总产出显著且持续的反应，即货币冲击的再分配效应。作者发现，在一个简单的内生有限参与货币注入形式下，1%的货币供应增加能在20季度内带来累计4%的总产出增量。 贡献与启示 基于再分配效应的货币非中性理论在文献中早已有之，例如有限参与模型和市场分割模型，但大都难以同时解释非中性里的显著性和持续性。笔者论文中模型的再分配效应具有相当的持续性，其原因在于分散化的交易形式使得新注入的货币在经济体中缓慢流通扩散。实际上，分散化交易形式的重要性不仅于此：如果将模型中的交易模式替换成一个有统一价格的竞争性集中市场，货币冲击虽然依旧能形成再分配效应，但市场统一价格会随之调整并会改变人们的交易意愿，从而抵消原先的再分配效应。 在不引入名义刚性假设的前提下，一般均衡宏观模型中的货币冲击很难产生显著且持续的产出效应。这也是为什么如今讨论货币政策的研究多以基于名义刚性（黏性价格）假设的新凯恩斯模型为框架，然而此类模型也不乏争议。而本文不仅展示了弹性价格的假设能与这样的产出效应相兼容，并发现在一些合理参数范围下，总体平均价格并不会在货币冲击发生后立即等比例调整，而是会先部分上升，随后逐渐调整至与货币增量等比例。换言之，在模型中，名义刚性可能会作为均衡结果伴随总产出效应同时出现，而不是作为生成货币非中性的先行模型假设。 在货币搜寻匹配模型领域，当下主流研究框架为基于拉戈斯和赖特（Lagos and Wright）的“第三代”模型，此类模型在每两期的分散交易阶段之间加入集中市场交易阶段，并假设代理人的拟线性偏好，从而巧妙地生成了具有退化分布的均衡。这一结果固然大大提高了模型的易解性以及可应用性，但也使此类模型具有无法讨论分配效应的先天缺陷。该论文直接针对非退化分布进行数值计算；此外，近年也有学者在尝试保留非退化分布的同时保证可解性，同样也难度不小。 无论如何，分配效应对于人们理解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至关重要，这一话题也值得研究者今后进一步探索研究。 【金谷为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讲师。原论文《货币扩散中的非中性：再议休谟》（Non-neutrality of Money in Dispersion: Hume Revisited）即将刊发于《国际经济评论》（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本文编辑/谢松燕）】 [1] http://211.144.136.102/wp-content/uploads/2018/10/lun-wen-gu-shi-hui.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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